为什么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去杠杆的重中之重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我国经济去杠杆的核心是国有企业。首先,杠杆率结构的国际比较表明,非金融企业是实体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因,而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则是非金融企业债务问题的关键;其次,国有企业高杠杆本质上是资产周转率大幅下降的体现;再次,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杠杆率高企已对投资产生"抑制效应",而非国有经济仍有较大的投资增长潜能。因此,国有企业是去杠杆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最后,本文系统性地提出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政策措施。     

工业企业落实“去杠杆”任务的宁夏案例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西部省区普遍以工业为主且经济倚能倚重特征明显,同时银行信贷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工业企业银行贷款负债较快增长,杠杆率不断攀升,因此降低工业企业的杠杆率是西部省区落实降低企业杠杆率的关键。本文以宁夏为例,定量测度了典型西部省区的总体债务状况,重点聚集工业企业杠杆率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据此提出西部省区落实“去杠杆”任务的总体思路和具体路径。     

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吗？——基于不同杠杆环境的比较

在经济发展新阶段,货币政策如何更好地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高杠杆特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状态依存的局部投影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常时期与高杠杆时期货币政策效果显著不同。正常时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宽松货币政策冲击能够较好地促进经济扩张并保证宏观杠杆率稳定,从而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在高杠杆时期,宽松货币政策的“稳增长”效果显著弱于正常时期,而且还会推高宏观杠杆率,从而也难以实现“稳杠杆”目标。原因在于,高杠杆下更多的负债主体因偿债压力陷入“借新还旧”状态中,阻塞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降低了政策调控效率。     

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中国经济杠杆率水平评估及潜在风险研究

近年来,有关我国经济杠杆率高低的讨论非常激烈。有学者运用一些基于经验总结的判断标准,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已处于高杠杆区间,存在着较大的潜在风险。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的杠杆率进行了评估和结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经济的杠杆率水平总体可控。当前的最大风险不是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而是地方政府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的结构性风险,以及经济增速逐渐下行所可能引发的债务偿还风险。当前我国不宜实施过急的去杠杆行为,而应该用好、用活目前仍然存在的杠杆率空间,优化债务结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降低杠杆率水平。     

破解国有企业高杠杆的路径研究

破解国有企业高杠杆困境,约束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成为当下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经济下行背景下,高杠杆率会带来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从而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国企高杠杆率是由于预算软约束、股权融资少,以及主观上的扩张动力与客观上的便利使得负债持续增加所致。降杠杆要从企业自身、金融政策,以及地方政府融资管理等多方面同向发力,严控增量,疏解存量,推动杠杆率稳步下降。     

杠杆要去也要优

<正>去杠杆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2017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这是对去杠杆提出的总体要求。高杠杆率不利于经济转型发展,增加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然而,去杠杆不是简单的全面压降杠杆率,要去的是不合理的高杠杆率。在控制杠杆率的同时优化杠杆的分布,杠杆率该降的必须要降,过低杠杆率该加的也要合理增加,要在去杠杆的同时引导资     

中国降杠杆的新思路

自2009年开始,中国杠杆率开始持续上升,这被认为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罪魁祸首。当前央行实行的紧缩信贷的去杠杆方式负面影响大,不能解决高杠杆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中国杠杆率高企的内在原因,探求降杠杆的新思路。     

不一样的杠杆——从国际比较看杠杆上升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本文以次贷危机前美欧国家的杠杆率上升为参照,比较了中国2009-2016年期间中国杠杆率上升的现象、构成、原因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较高的货币增速、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高储蓄率等旧原因难以解释中国近年来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特定背景下,债务扩张带来的真实GDP增速和通胀增速边际效力下降,带来杠杆率上升。应对中国式高杠杆,宏观层面重点是避免通缩,结构层面重点是放松服务业管制、平衡中央和地方关系并推动相关投融资机制改革、以及其他释放经济增长活力的改革措施避免政府被动加杠杆。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去杠杆的路径选择

面对我国总债务规模相对庞大,其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畸高的现状,中央将"去杠杆"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和主要任务之一,并积极地深入开展工作,已经初现成效。但是去杠杆之路仍旧艰辛曲折。本文基于对我国经济高杠杆率的风险分析,然后提出关于供给侧背景下去杠杆路径的建议。     

家庭债务与居民消费：一个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家庭杠杆率快速上升,家庭债务与居民消费关系引发热议,相关文献 反映出：（1）家庭适度负债能促进消费增长;（2）家庭杠杆率上升存在临界值;（3）快速加 杠杆是主要风险来源;（4）识别家庭债务异质性可以缓解信贷约束。目前我国家庭杠杆率依 然处于合理区间,但需重视快速加杠杆带来的风险隐患。为保持居民消费平稳增长,本文提出 从供给侧优化金融条件,从需求侧约束快速加杠杆行为,并发挥减税的收入调节作用等建议。     

中国企业高杠杆成因及去杠杆方式研究

目前,中国企业的高杠杆、高负债限制了企业进一步融资的能力,提高了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带来的系统风险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促使经济不断下行,进而可能引发全社会的信用危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去杠杆",引导社会资本"脱虚入实"。本文首先从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和企业重复产能建设、金融体系的不完善、追求GDP为导向的经济增长等入手,剖析企业"高杠杆"的成因;其次,从直接减债、债务重组、企业资产证券化、债转股等探讨企业"去杠杆"的方式;最后,从政府加杠杆、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双轮驱动、优化企业融资结构、创新融资方式以及实行差别化信贷享有权,营造健康的金融环境等方面,提出企业"去杠杆"的若干建议。     

经营风险与企业杠杆率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企业经营风险将如何影响其杠杆率。其中,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被定义为在企业所属“年份×城市×二位行业”层面内除自身外其他所有企业资产收益率(ROA)的分布标准差。整体而言,当企业经营风险上升时,其投资和负债决策将更加保守,表现为资产负债表收缩和杠杆率下降。分债务期限来看,杠杆率的变化又可分为“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前者指向投资、负债决策的整体收缩,后者指向债务结构中短期负债占比的下降。经营风险上升时,杠杆率下降主要体现为短期债务的缩减;分所有制来看,非国有企业对经营风险的敏感度较强,国有企业对经营风险的敏感度较小,这与两类企业的融资难易程度相符。     

中国企业部门脆弱性评估

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中国企业债务上升所带来的风险。结果显示,虽然平均杠杆水平不高,但高杠杆企业存在肥尾现象,致使这些企业的债务在总体企业债务中占显著份额,尤其是房地产、建筑业及国有企业。房地产及建筑企业通常借贷成本较低,因此尽管其杠杆水平较高,仍能承受利率轻微上升所带来的冲击,然而房地产及建筑业的显著下行会使整个企业部门遭受打击。我们的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如果房地产行业和建筑业利润下降20%,处于财务危机的企业债务占所有上市公司总债务的比重将会上升至1/4。     

从财务杠杆角度解析企业控股股东的舞弊行为

财务杠杆,直接关系到企业收益与风险、成长性与风险的问题,使用得当可以让企业快速健康的成长,使用不当会导致企业快速倒闭。对于高杠杆、低收益,随时陷入债务危机的企业,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正常的、与行业中其他企业相同的情况导致的;有的是非正常的、与行业中其他企业不相同的、由于控股股东舞弊导致的,本文将从财务杠杆的角度解析控股股东的舞弊行为导致的高杠杆、低收益、甚至是巨额亏损的、随时陷入债务危机的企业情况。     

货币政策与异质性企业杠杆率——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视角

当前,高杠杆已成为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源头,围绕结构性去杠杆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路,各方提出了一系列去杠杆措施。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摩擦”与“资产负债表衰退”双重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探讨了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认为,第一,中央银行提高政策利率会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但会以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与总产出略微下降为代价;第二,伴随着政策利率上升,纵向产业联结度下降将会扩大国有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整体杠杆率下降幅度,并减小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幅度;第三,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进行响应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但效果并不显著。由此,本文研究认为,推动经济去杠杆需要在管住“货币”的同时,深入研究财政政策、宏观审慎等其他政策选项的可行性。在推动去杠杆的总过程中,货币政策要管住货币“总闸门”,宏观审慎政策要把住风险“总关口”。     

对杠杆率和资产负债率的思考

本文阐述了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和资产负债率相背离的现状,指出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是资产效益下降,文章最后指出要真正实现"去杠杆",一方面可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资产回报率,另一方面,可通过债务重组,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减少债务存量。同时,辅以其他配套政策来"去杠杆"。     

异质性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的农户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并比较了异质性债务杠杆率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债务杠杆率类型来看,非正规债务杠杆率和住房债务杠杆率加剧财务脆弱的效应大于正规债务杠杆率和非住房债务杠杆率。（2）收入对农户财务脆弱程度有明显的弱化影响,住房债务和非住房债务杠杆率升高加剧财务脆弱的影响效应在低收入农户中更强烈。（3）住房债务率对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在不同地区间无显著差异,而非住房债务率对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更强烈。因此,应通过政策宣传引导农户优化债务结构,合理负债,警惕非正规债务杠杆率和住房债务杠杆率高企引起的财务风险。     

宏观杠杆率和商业信心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非线性影响

高杠杆带来更高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作用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通过商业信心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本文以22个国家近20年的数据为基础,应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宏观杠杆率的门槛效应以及宏观杠杆率和商业信心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非线性影响.检验结果显示:第一,杠杆率升高会抬升金融风险;第二,商业信心对金融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第三,杠杆率对金融风险的抬高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其间接效应正是通过商业信心渠道传导所引发的效果——高杠杆会抑制商业信心的正面作用;第四,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只有间接效应发挥作用,直接效应并不显著;第五,相比杠杆率,货币供应量更加限制商业信心的作用,对金融稳定性产生影响.鉴此,在继续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和金融去杠杆的过程中,既要加强商业信心和信用体系的建设,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也要充分重视由广义货币所构成的全社会流动性环境,着力控制住货币供给的总闸门.     

制造业债务高企:深层分析与反思

一、引言企业的债务问题属于融资行为。企业选择什么样的融资方式,原因多样且复杂。但是,不同的融资方式对于企业产生的后续影响有显著差异。债务融资最大的优势在于融资速度快,资金成本低,不存在股权纠纷,股东还可以享有一定的杠杆收益。国内企业显示出的高杠杆,也正好印证了债务融资的这些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