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好“稳字诀”强化“逆调节”--货币政策回顾与前瞻

2019年货币政策回顾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灵活的政策工具操作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稳妥有序处置突发风险.完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货币政策较好平衡了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之间的关系,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稳字当头优化宏观杠杆率结构

<正>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应该阶段性抬升宏观杠杆率,加快经济复苏进程,主动优化债务结构,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稳字当头应对“三重压力”,恢复市场需求、减弱供给冲击、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是当务之急。这意味着要加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宏观杠杆率或将步入上行周期。为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我们需要在债务规模扩张过程中主动优化杠杆率结构,对稳增长起到更有效的支撑作用。     

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经济周期、信贷周期叠加贸易摩擦下的去杠杆路径

当前我国宏观杠杆率总体趋稳,去杠杆取得了一定成效,去杠杆的重点仍是地方政府和国企部门以及房地产、产能过剩领域。宏观杠杆率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稳态关系,稳杠杆应着力于合理把控债务增速与GDP增速的关系。企业杠杆率的下降有赖于产权比率的降低、 ROE的提升和总负债增速的下降,通过提升创利水平来降杠杆是可取之道。信贷周期和金融周期均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经济下行期叠加贸易摩擦背景下,宽泛的去杠杆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去杠杆应注重杠杆资源优化配置,纠正杠杆错配,鼓励和支持好的合理的杠杆,降低落后的、过剩的、低效的杠杆,从而提高杠杆资源利用效率;去杠杆还应注重与监管周期协调,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并发挥信贷政策导向作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和效能。     

"双支柱"政策协调搭配与货币政策选择

本文构建了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地比较了不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应对不同外部冲击时稳定经济和金融的效应差异以及福利差异.研究有以下发现:一是相较于单一货币政策,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具有更好的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下不同货币政策在应对货币冲击时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渠道与效应存在显著区别,价格型货币政策通过利率传导渠道有助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利于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但需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隐患;三是"双支柱"政策协调搭配能够有效增加社会福利,其中价格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时社会福利损失最小.上述发现意味着"双支柱"框架的调控效果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因此,现阶段央行应进一步厘清不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作用机理,以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货币政策与异质性企业杠杆率——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视角

当前,高杠杆已成为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源头,围绕结构性去杠杆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路,各方提出了一系列去杠杆措施。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摩擦”与“资产负债表衰退”双重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探讨了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认为,第一,中央银行提高政策利率会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但会以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与总产出略微下降为代价;第二,伴随着政策利率上升,纵向产业联结度下降将会扩大国有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整体杠杆率下降幅度,并减小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幅度;第三,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进行响应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但效果并不显著。由此,本文研究认为,推动经济去杠杆需要在管住“货币”的同时,深入研究财政政策、宏观审慎等其他政策选项的可行性。在推动去杠杆的总过程中,货币政策要管住货币“总闸门”,宏观审慎政策要把住风险“总关口”。     

“稳增长”与“去杠杆”目标下的双支柱政策协调——基于供求冲击和金融摩擦视角

构建带有金融摩擦的DSGE模型,研究在供给面和需求面冲击下,各种不同类型的双支柱政策组合对稳增长与去杠杆的调控效果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当遇到技术冲击时,单独使用货币政策改变信贷供给状况可以较好地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也是金融危机之前未重视宏观审慎政策而只是强调货币政策控制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所在。面对正向房地产需求冲击,不适用于单纯采取大幅加息等总量措施,而应配合采取收紧LTV等宏观审慎政策,更有针对性地对房地产市场适度降温,避免对整体经济造成冲击,利率政策与LTV政策使经济增长和杠杆率的波动相对较小,政策组合更有效。     

当前经济形势下财务公司应对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国家采取的保增长政策组合拳在施行中对政策定力和调控精准度的把握要求很高。当“六稳”的目标更加明确之后,金融逆周期调控力度大幅增强。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应思考如何一方面开辟渠道,消除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阻碍,体现金融担当;另一方面如何应对好资产、负债端利率“一降、一稳”导致的净息差收窄和盈利能力承压,强化风险防控。     

“稳增长”与“防风险”双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抉择

“防风险”和“稳增长”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目标,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平衡兼顾双重政策目标的门限理论模型框架,基于反事实方法评估了动态平衡上述两大目标的最优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研究表明:(1)2008年以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表现出较强的稳增长政策功效,但国际金融危机后,政策取向更倾向于动态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目标。(2)财政政策对三部门杠杆的影响呈现显著增强态势,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则在经历“增加—下降”周期后趋于稳定,利率政策效果显著而且近年来呈现增强态势,由此表明利率的传导效果正在不断得以强化。(3)从反事实结果看,宏观调控的最优政策搭配抉择取决于政策当局在动态平衡不同目标中的政策取向,特别是,依赖于精准调控“稳增长”与“防风险”目标的偏好强度。     

全球金融周期、美国货币政策与“三元悖论”

全球金融周期存在的背景下“三元悖论”是否依然成立充满争议。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银行与金融摩擦的两国DSGE模型,为考察全球金融周期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货币政策通过资本流动传导到外围国金融市场,使外围国信贷利率、银行风险承担以及杠杆率与美国银行趋同,形成全球金融周期。金融渠道的传导速度快于实体经济渠道导致外围国国内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相背离,外围国想要稳定经济就不得不与美国保持同向的政策利率变化,货币政策独立性将不再存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估值效应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浮动汇率制度并不能隔离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也无法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外围国金融市场越不发达,受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越大,货币政策越不独立。     

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及其协调搭配研究

通过在开放经济背景下构建具有宏观审慎监管的DSGE框架,分析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如何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进一步模拟分析不同类型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效果。模拟结果显示:(1)在政策抵御外部冲击方面,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能有效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增速、抑制汇率风险;(2)在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联合使用会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其中价格型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更能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3)在政策协调搭配方面,面对国外利率冲击,数量型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时经济波动程度与社会福利损失均较小,然而面对技术冲击,两者搭配反而会增加社会福利损失,不利于经济稳定。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当局有效制定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吗？——基于不同杠杆环境的比较

在经济发展新阶段,货币政策如何更好地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高杠杆特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状态依存的局部投影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常时期与高杠杆时期货币政策效果显著不同。正常时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宽松货币政策冲击能够较好地促进经济扩张并保证宏观杠杆率稳定,从而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在高杠杆时期,宽松货币政策的“稳增长”效果显著弱于正常时期,而且还会推高宏观杠杆率,从而也难以实现“稳杠杆”目标。原因在于,高杠杆下更多的负债主体因偿债压力陷入“借新还旧”状态中,阻塞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降低了政策调控效率。     

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正>当前,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货币政策操作环境更为复杂,为确保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需要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逆周期调节效能。加快推动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运用,进一步降低贷款实际利率。利率传导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核心机制,国务院部署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     

LPR改革对居民消费信贷的影响分析

作为利率市场化的关键一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的改革有助于提高利率传导效率,并以市场化手段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这同样会对居民部门消费需求产生影响。特别是在居民杠杆率增长快、资产流动性不足、信贷渠道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的背景下,以LPR为基础的贷款定价方式改革不仅有助于优化跨期消费决策,缓解偿债压力,强化直接利率效应,还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经营效率以及居民收入,加强间接收入效应。     

稳增长和防风险双重目标下最优居民部门杠杆率测度

居民部门杠杆率是宏观杠杆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都有显著影响，在我国稳增长、防风险的背景下，测度其最优杠杆率水平十分必要。本文对居民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以及金融风险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利用我国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居民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与金融风险呈“U”型关系；我国最优居民部门杠杆率阈值区间为[44.99%,61.51%]。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已超过最优区间；从区域层面来看，不同省份差异较大，总体呈现出东部地区较高、中部地区较低、西部地区几种情况并存的特征。因此，我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政策需因地制宜，并在保持总体杠杆率稳中有降的政策下，辅以其他手段来激发消费潜力。     

聚焦货币政策调整

正编者按: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 2年6月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本次政策调整的同时扩大了存贷款利率浮动的上下限,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此次货币政策调控被认为是配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稳增长"口号所做出的反应,也有人认为这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到底此次货币政策调整的背景、     

货币政策推动金融升级

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注重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力度和节奏,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综合运用数量和价格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合理调控流动性,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维护货币币值稳定,妥善处理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防风险的关系,给中国经济和金融"升级"创造稳定而良好的货币环境,这既是近年来中央银行各项工作的重点,也是未来工作的目标。     

委托贷款定价机制及其业务发展对金融调控的影响

近期,委托贷款相关问题由于银行“钱荒”事件备受市场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13年6月末河北省委托贷款逐笔明细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委托贷款利率定价机制,及其业务发展对宏观金融政策调控的影响.结果显示,影子银行、委托贷款的风险程度会显著提高其利率水平,而国企委托和委托期限会显著降低委托贷款的利率水平.研究还揭示,影子银行、国企委托贷款风险敏感性强,委托贷款合同金额对委托贷款的利率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在对金融调控的影响方面,发现委托贷款资金来源多样、投放形式复杂,投向主要流入房地产、制造业等产业政策重点调控领域,存在风险交叉传递隐患,需引起足够重视.     

中国企业杠杆:一个周期性问题?

一直以来,企业部门杠杆率在中国宏观杠杆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构建企业杠杆率的动态局部调整模型,本文区分了经济周期对企业杠杆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二者进行测算。结果显示,用观察经济周期哑变量估计系数的方式来判断经济周期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会显著高估企业杠杆率顺周期调整的程度,因为这只捕捉了周期的直接影响。在同时考虑了经济周期对杠杆率的间接影响后,我们发现:第一,中国企业杠杆率总体仍具有顺周期性。这表明货币政策在维护物价水平、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时,能够对企业杠杆率稳定产生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因此,双支柱调控框架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形成政策合力。第二,中国企业杠杆率变动的顺周期性较弱,尤其是国有企业。因此,想要在保持物价和经济增长稳定的同时实现稳杠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需相互协调配合。本文的研究为思考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分工与协调提供了有益的微观基础。     

破解国有企业高杠杆的路径研究

破解国有企业高杠杆困境,约束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成为当下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经济下行背景下,高杠杆率会带来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从而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国企高杠杆率是由于预算软约束、股权融资少,以及主观上的扩张动力与客观上的便利使得负债持续增加所致。降杠杆要从企业自身、金融政策,以及地方政府融资管理等多方面同向发力,严控增量,疏解存量,推动杠杆率稳步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