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绩效区位因素研究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是推进我国工业化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由于集聚了较多加工制造活动,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关的区位因素都可能影响经济绩效。基于经开区产业活动区位选择特点,结合106个国家级经开区2013年面板数据作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探讨了各区位因素对经开区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显示,与交易成本相关的区位因素对经开区绩效的影响更显著,这不仅表现为工资、地价和排污费等与生产成本直接相关的区位因素与经开区单位面积产值呈负相关关系,而且表现为交通运输条件和政府依法行政状况等与交易成本相关的区位因素与经开区绩效呈明显的正相关性。因此,为促进经开区持续健康发展,地方政府要改变以往为节约生产成本在要素方面竞相压价和盲目比拼财税优惠政策的行为,加大重视抑制交易成本的上升。     

外资银行在两岸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子分析

作为最活跃的金融机构——外资银行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投资区位的选择受到了各省市政府的关注。本文先分析了外资银行直接投资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区位选择的特点,然后应用计量经济模型做实证分析,最后得出并比较了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中国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比例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由于具有信贷“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力度方面的含义,我国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比例深受地方系统的关注.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计量模型检验了我国省区金融机构存贷比例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我国省区金融机构存贷比例主要内生性地取决于经济增长、金融生态环境和国际收支顺差等省区金融与经济环境因素.政策含义是:地方政府既无力也不应干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比例,提高地区存贷比例的最好政策选择是重视并推动本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     

商务成本、区位选择、集聚的自我强化研究

商务成本的构成及其结构性变动改变了资本区位选择的心理预期,促进资本区位选择等级体系的形成;资本的区位选择则促进了集聚的形成和发展;集聚在自我强化以及强化资本的区位选择的同时,还降低了该地区包括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在内的商务成本,而商务成本尤其是其中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则进一步吸引了资本的区位选择。从而形成了商务成本降低、资本区位选择、集聚形成及强化、商务成本降低的自我强化机制。     

成交风险、交易成本、逆向选择风险与投资者订单选择

本文利用多元对教条件自田归计数模型讨论了交易概率、交易成本以及选择成本等市场微观结构因素对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订单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交易成本的增加会削弱投贵者递交指令的积极性,当成交风险较大时,投资者更偏好市价订单;(2)由于中国证券市场订单类型较为单一,逆向选择风险对投资者订单选择行为并无显著性的影响;(3)在同质信息的驱动下不同类型订单之间具有显著的持续和交叉相关性.     

创新对企业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企业区位选择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而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决定性要素是创新。创新不仅作用于企业区位选择的每个影响因素,而且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创新活动对一个经济区位的产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也决定着一个区位优势的形成过程。结合各创新主体即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职能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各种创新活动,能够更好地进行企业区位选择,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企业区位选择、地区优惠政策和聚集效应

文章利用英国案例透视了企业区位选择、地区优惠政策与聚集效应的关系。基本结论：产业聚集所产生的关联效应成为区位选择的主要驱动力，地区优惠政策不再是吸引投资的主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地区某一产业内只有少数企业存在时，投资者对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反映不积极；但是随着该地区产业内企业数的增加，投资者对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的积极性会随之增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三方演化博弈分析——基于财政分权视角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风险隐患犹在,风险约束机制亟待完善.在中央政府财政分权背景下,文章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博弈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以及整体的演化稳定策略,并进行仿真验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以通过三方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加以控制,中央政府演化稳定策略的选择受其审计成本、惩罚额度和转移支付影响,地方政府演化稳定策略的选择受其负债成本、金融机构的监管成本与惩罚额度影响,而且中央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稳定策略选择会相互影响.最后,文章结合当前财政分权的形势,从博弈参与方的视角给出政策建议,以期更好地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现债务治理体系现代化.     

地方政府竞争与FDI区位分布——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3—2004年省级地区面板数据重点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对FDI在我国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竞争和区位特征变量一道触发了FDI的初始地理集聚,而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后果会被持续加强,导致了FDI在我国省级地区的不均衡分布。(2)从长期来看,单纯的税费优惠手段对FDI区位选择整体上不起作用;各地区在交通、通讯和能源等硬件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对吸引FDI流入具有重要作用,成为各地经济竞争的主要手段,并导致科教文卫等软件公共物品投资不足;此外,旨在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制度优化竞争对吸引FDI流入也具有积极作用,应成为未来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方向。本研究为各地招商引资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除了地方政府竞争因素以外,FDI的区位选择还要受到地方市场规模、市场开放度等区位条件,以及集聚经济效应的影响。     

政府分权促进了政策创新吗?

传统观点认为,政府分权因考虑到了地方政府所进行的一些同步实验而促进了政策创新。然而,这里却忽视了一个学习外部性问题：成功的政策实验为所有政府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虽然地方政府忽视了它。但中央政府却不应该如此。本文使用社会学习模型对集权和分权情况下的政策创新进行了比较。结论是：倘若地方政府相对同质或者数量较大,集权将比分权导致更多的政策创新;而如果有多种实验政策可供利用的话,分权也许会比集权能引发更多的政策创新。     

国际时装零售商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整合交易成本理论、议价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国际化理论等,分析了国际时装零售商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证实,三组因素影响时装零售商的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企业特定因素、国家特定因素和市场特定因素。企业特定因素包括专有资产、品牌资产、财务资源和国际经验;国家特定因素包括国家风险、文化差异和政府限制;市场特定因素包括市场潜力和市场竞争。     

基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作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源于融资平台自身,但涉及到与这一经济行为相关的各个利益主体,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和中央政府的政府信用风险.     

地方政府间生态扶贫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文章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未引入约束机制与引入约束机制两种情境下,相邻地方政府间生态扶贫的演化博弈模型,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地方政府的行为演化规律和演化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外部效应的存在并不会影响地方政府生态扶贫的策略选择,生态扶贫成本、积极生态扶贫正效益、消极生态扶贫负效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消极生态扶贫惩罚力度、政绩考核中生态环境质量指标权重系数等变量,是影响地方政府生态扶贫策略的重要因素;在未引入约束机制情况下,地方政府根据成本—收益决定生态扶贫策略;在引入约束机制情况下,通过降低生态扶贫成本、加大惩罚力度及提高政绩考核中生态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生态扶贫积极性。     

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八大区域的面板数据

笔者在搜集了我国199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别从全国和八大区域对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所以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也各不相同。从全国总体水平来看,资本投入和环境政策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在北部沿海和大西北地区,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在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影响污染产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为资本投入和市场需求量;北部沿海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东北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劳动力、政府税收及市场需求量;黄河中游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资本投入、劳动力以及市场需求量;大西南地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对外开放水平。     

债务高企、风险集聚与体制变革——对发展型政府的反思与超越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债务的形成机制,指出体制性因素是债务高企的根本原因。这一体制性因素可概括为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与软预算约束、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以及中央政府的最后兜底。文章通过引入国企与政府补贴的BGG模型,刻画了中国债务形成的体制性原因。计量模型分析也发现:导致宏观杠杆率攀升的因素中,体制因素更为根本;在较低收入阶段,公共部门债务特别是政府债务对增长的不利作用较小,但在高收入阶段,以政府和国企体现的公共部门杠杆率对增长和效率的负面作用明显增强。这表明,随着中国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经济赶超的传统发展模式亟待转型。就本文的主旨而言,这意味着:需要破除政府兜底幻觉,强化国企与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确立信贷资源配置的竞争中立原则,完善退出机制,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总之,要超越发展型政府,使之成为"有限的"、服务型政府。     

地方政府经济干预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以往分析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研究较多关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文章通过构建以中央政府行为为外生变量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型,对在中央政策给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种种政策选择做出分析.对地方政府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对垄断部门实施保护以及民营企业对地方官员的"公关"、民企参与国企改组迟缓等现象做出了解释.借助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央政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     

中原经济区金融业存在问题的探讨

河南虽然已经是金融大省,但与金融强省还差很多,金融业仍属于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是经济发展的短板,表现出金融主体不强、融资能力不足、市场活跃程度不高等特点。金融创新能力弱使金融机构不能有效利用现代化电子网络信息工具,各大银行结算比较独立,缺乏交流合作,增加了银行自身和企业的交易成本。地方金融机构网点少,规模小、竞争实力不足、资金外流等现象严重,各方面的服务都较落后,潜在的巨大金融资金与服务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要高度重视地方金融风险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近年来 ,地方财政风险问题受到各级政府的普遍关注 ,对此进行的研究也频繁见诸报刊。但作为其中一大风险因素的地方金融风险问题却很少涉及 ,亟待引起重视。一、地方金融风险形势严峻 ,对地方财政形成潜在的威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地方金融机构发展很快 ,已经成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但是由于多年来地方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着内部管理制度薄弱、从业人员素质较差、经营比较混乱等问题 ,资产质量普遍较差 ,亏损严重 ,有的甚至已经资不抵债。前两年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 ,暴露出很多问题 ,而这还仅是地方金融风险问题“冰山之一角”…     

论地方公共设施区位选择的目标与原则

本文在公共设施区理论研究文献概览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公共设施区位选择的目标和原则。本文认为,地方公共设施区位选择具有福利目标、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指向性,应遵循效率与公平兼顾、中心与外围发展协调、政府决策与公共选择结合与合理分工合作原则。     

就地城镇化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居住区位选择——以河南省永城市为例

农民工回流潮的兴起改变了我国人口长期以来单一的从内陆向沿海的流迁模式,为回流地区实现就地城镇化带来了新动力。利用永城市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回流农民工居住区位的分布、演变、未来居住意愿,通过构建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探索其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永城市主城区是回流农民工除农村以外的主要居住区位选择,居住区位转变主要是趋向于主城区而不是乡镇中心;大量回流农民工存在城镇购房的倾向,在未来有持续向城镇转移的趋势;城乡结合区蕴藏着就地城镇化的潜力。居住区位的选择受到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等多因素的共同影响。最后,就地方政府如何引导回流农民工以共同促进就地城镇化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