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因素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影响的路径分析——基于江浙沪数据的研究

文章依据2000—2014年江浙沪三个地区"创新驱动"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与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通过"创新驱动"因素对江浙沪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影响路径分析发现,制度和管理创新对两省一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的总影响最大,且其通过对其他"创新驱动"因素(如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机构创新)的影响,间接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间接影响大于其直接影响;而机构创新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促进江浙沪三地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四大"创新驱动"因素均对两省一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产生直接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创新驱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2003-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科技创新水平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熵值法对其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观测期内我国科技创新水平与新型城镇发展质量均有大幅提升,并处于稳定的上升通道;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呈现出的驱动效应有所差异;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部系统来看,科技创新对集约化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最大,对可持续发展质量次之,对均等化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最小.文章最后提出各级政府应当加强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技术的市场应用;因地制宜的制定相应政策,充分释放科技创新的驱动潜能.     

考虑环境效应的长三角城镇化效率格局及驱动因素异质性

以长三角地区作为案例地,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城镇化效率评价体系,运用SBM模型定量测度2000—2016年考虑环境效应的长三角城镇化效率水平,基于ESDA模型研究2000年以来长三角城镇化效率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通过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揭示长三角城镇化效率演化驱动因素及异质性。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城镇化效率[0.5679,0.5913]要低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情况[0.5849,0.6141],城镇化效率东—西方向上递减,南—北方向上呈倒"U"字型格局。②2000—2016年长三角城镇化效率全局表现空间集聚分异特征;局部上城镇化效率H-H集聚区分布在苏锡沪,并不断向杭州演化,L-L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浙江舟山、台州和安徽安庆、池州。③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科技水平及市场化程度可有效解释长三角城镇化效率格局演化,经济发展对城镇化效率影响在江苏扬泰、安徽铜池表现更为强烈,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对沪苏杭的城镇化效率影响具有局部优势,而科技水平对浙江舟台地区存在较弱的驱动效应。     

土地财政、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中国30个省市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熵权法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从全国、分地区、分时段和引入金融发展水平虚拟变量等角度,比较分析了土地财政、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支持效应。结果表明,土地财政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东部地区抑制效果最强。金融发展效率对新型城镇化影响强度远大于土地财政,且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远强于中部,西部地区土地财政依然是促进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的主要力量。金融发展水平是导致二者对新型城镇化支持效应出现差异的因素之一。为此,文章针对东、中、西部地区采取差异化的融资战略,同时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效率是创新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的重要方向。     

新型城镇化、创新要素空间集聚与城市群产业发展

我国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已不可持续,为此“十八大”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这种创新驱动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可以通过要素空间集聚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以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为例,解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群以人力资本为代表的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提高了集聚的外部经济性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在要素集聚和分散的自由流动中城市群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最终实现不同层级城市的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在未来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体系构建中,应发挥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人才和产业的双向互动,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促进地区产业发展.     

长三角小城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

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长三角小城镇在持续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近年来,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导向下,长三角小城镇逐步走上了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但是,在国际经济环境、国内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小城镇距离新型城镇化标准,仍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正视客观现实,深入探索科学的新型城镇化之路,采取相应的策略:一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扎实小城镇产业根基;二是继续坚持继续创新理念,推动小城镇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三是探索城乡统筹的现实路径,构建现代化经济社会结构;四是不断优化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小城镇。     

科学规制长三角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

新型城镇化是以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为主要发展动力,强调经济、社会、环境间的和谐关系,推动城乡一体化、内涵化、集约化、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战略。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长三角地区小城镇以统筹城乡发展为目标,创新发展思路,较早进入内涵式城镇化发展阶段。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截至2012年,长三角城市化率已达     

多维邻近下新型城镇化的时空分异特征和驱动机制——以长江经济带为实证

研究重构了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改进的熵权法,总体差异指数(GDI),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等方法,基于联接邻近、距离邻近和经济邻近,构建了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时空分异特征和驱动机制。得到了以下结论: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逐年提升,形成东部稳定增长中西部逐渐崛起的圈层空间结构;总体差异指数(GDI)整体呈现出倒"W"型的波动轨迹,且分布呈现出"长江上下游高—中游低"的空间趋势;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表现出持续显著的集聚态势,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非均质性,空间格局的冷热点分布主要表现出"自东到西"递减的趋势,且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的长三角地区;长江经济带的基础机制(经济基础、产业结构)、核心机制(固定资产、外商投资、金融支持)和保障机制(社会保障、政府行为)均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且存在空间邻近效应。     

广东省中心镇新型城镇化质量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北大核心

针对镇域新型城镇化研究缺失的现状,以广东省中心镇为研究对象,在构建镇域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对2006年、2009年、2012年中心镇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大幅度提升,且区域间差异持续缩小,但仍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与分异特征。总体来说,珠三角地区的中心镇新型城镇化质量较高且呈空间集聚态势,粤东次之,粤西粤北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最低且有小规模低质量集聚区。(2)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及交通区位等基础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政府的推力及本地政府的拉力等对其时空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提出促进广东省中心镇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跨越“非智慧化”城镇化陷阱:实现智慧城镇化

近年来,"智慧城镇"概念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提及,它是城镇化发展新的范式和思路,能够合理规避城镇化过程中涌现的新问题,改变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但在建设智慧城镇化中应避免出现缺乏顶层设计、重复建设、资源利用率低、忽视技术应用等"非智慧化"陷阱,通过分析建设愿景与用户需求,构建出"1+2+N+[1]"的顶层设计模式,加以政府驱动、技术驱动、商业驱动为动力因素,因地制宜的走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实现智慧城镇化。     

现代农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实现机制

现代农业与新型城镇化相互耦合、相互影响。在分析现代农业本质特征及新型城镇化"新"内涵的基础上,揭示了现代农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作用机理;进而以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土地资源等经济增长核心要素为四个耦合项,构建了基于复合指标的现代农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影响因素模型,结合统计数据,运用SPSS和Eviews软件,对现代农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据此提出了现代农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的实验机制。     

创新驱动视角下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对策研究

新常态下,县域新型城镇化需要走产业创新、城乡统筹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创新驱动在推动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城镇可持续发展、城镇和农村幸福指数提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创新驱动对城镇发展的支持作用尚未有效发挥。应通过完善与县域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技术创新体系、创新信息化与县域新型城镇化融合机制、加强农村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创新和创新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等措施,推动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     

关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思考

新型城镇化是城镇人口均等地分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市场主体分享外部经济偏好在空间聚集上的反映,其基本特征是"以人为本"、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新动力是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及第三次工业革命,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的职能是便利市场主体流动及空间偏好。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制定面向未来的全国城乡发展规划,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推进内涵增长的城镇化,推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构建城乡和区域一体的制度和政策。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能缩小我国地区收入差距吗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本文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8-2019年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量化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省际和省内两个角度出发,构建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对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从局部省份的测算结果对比看这种差异更加明显;(2)核心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省际收入差距缩小,但这种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即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先后表现为弱正向影响、不显著影响和强正向影响;(3)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有利于缩小省内地市间收入差距,但其效果同样存在非线性特征;(4)人力资本水平、政府调控、科技创新、经济市场化、对外开放等因素也是我国省际或省内收入差距的显著影响因素.     

新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空间格局演化与机理

以新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地理观测单元,以专利授权量为衡量指标,运用ESDA和GWR等方法,刻画2005—2014年城市群创新产出时空分异特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市域间创新产出绝对差异波动上升,相对差异波动缩小;创新产出水平相似的市域集聚分布,且集聚程度波动增强,而两极分化现象呈减缓态势;苏锡常都市圈与环杭州湾地区的崛起造成长三角创新活动的核心区域逐步突显;市域创新产出表现出收敛趋同的迹象;创新产出高增长型市域沿沪汉蓉、沪杭甬通道呈"Z"字型分布;各因子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其中政府支持和产业集群环境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水平的主要驱动因素。     

基于pls-sem模型的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人口转移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在城市各项基本功能逐渐完善、城镇化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甘肃省城镇化发展面临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发掘一条创新、高效、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区域新型城镇化道路对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甘肃省14个市州2005—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等权重法,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五个方面选取变量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构建pls-sem模型分析各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度,实证结论表明:(1)2005—2017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小波动快速上升趋势,年均增速5.82%,12年间经济因素一直处于最高发展水平,人口因素处于最低发展水平;(2)经济因素(0.637)和基础设施(0.363)因子载荷最大,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贡献最大;(3)从路径系数看,对城镇化水平影响力依次为环境、经济、社会、资源、人口,人口通过影响社会和环境间接影响经济,最终实现更高的城镇化水平。     

旅游业影响我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因素、机理及路径研究——基于西部地区32个旅游城市的数据分析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旅游资源丰富,城镇化水平整体较低且不均衡,外出农民工众多,这将从根本上影响到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新型城镇化要突破"胡焕庸线"。旅游产业是具有关联性强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导向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是我国西部地区实现就地新型城镇化的绝佳产业。文章利用2003—2012年我国西部地区32个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旅游资源、资本和市场交通区位是旅游业影响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因素;旅游资源、资本和市场交通区位对经济、社会文化、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为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人口城镇化影响作用不明显。     

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态关联及其区域差异

基于200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对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发展间的动态关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双向的正向影响关系,但相互影响效应存在一定滞后性;长远来看,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对科技创新贡献大于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贡献,而经济次发达地区的情况却与之相反,且整体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化互动效应及其空间差异

在分析中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化相互驱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化的相互驱动效应及空间差异。研究显示:1省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与旅游化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即某一省份旅游化水平受到其相邻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也受到相邻省份旅游化水平的影响,但旅游化水平对相邻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依赖性更为显著。2全域空间范围内,旅游化与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相互驱动效应,但新型城镇化对旅游化驱动效应大于旅游化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效应。3局域空间范围内,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化的相互驱动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其相互驱动发展模式可分为旅游化强驱动型、新型城镇化强驱动型、旅游化较强驱动型、相互较强驱动型、相互较弱驱动型和相互弱驱动型6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