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探讨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逐年上升,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有所波动,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协调度不高;耦合协调度由沿海向内陆递减,市域差距不断缩小;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表现为滞后型,研究时段后期,个别城市转为生态环境滞后型。(3)从影响因素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调控能力对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具有一定的影响。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2007-2019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质量、新型城镇化效率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社会服务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比重扩大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呈倒"U"型,对新型城镇化效率、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度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均为正,消费性支出比重扩大不利于新型城镇化.此外,生产性支出比重扩大不利于提升中部的新型城镇化效率,对东部和西部的新型城镇化有促进作用.社会服务性支出比重扩大对西部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效率的影响为负,对东部和中部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为正,消费性支出比重扩大不利于提高东部和中部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因此,要明确地方公共财政支持重点,科学界定公共财政支出的边界与权限,加强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管理,促进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     

创新因素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影响的路径分析——基于江浙沪数据的研究

文章依据2000—2014年江浙沪三个地区"创新驱动"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与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通过"创新驱动"因素对江浙沪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影响路径分析发现,制度和管理创新对两省一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的总影响最大,且其通过对其他"创新驱动"因素(如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机构创新)的影响,间接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间接影响大于其直接影响;而机构创新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促进江浙沪三地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四大"创新驱动"因素均对两省一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产生直接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江苏“三化”的空间耦合机制及发展战略

在国家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背景下,如何结合信息化时代的要求,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空间耦合,已成为我国学术界迫切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三化"演化过程,分析了"三化"空间耦合机制,并结合江苏省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历程以及当前面临的制约性因素分析,提出江苏"三化"的空间耦合策略,为江苏城乡统筹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机理,借鉴已有的耦合理论研究,构建了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熵值法确定其权重,以兰州市为例,对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评。研究结果表明:兰州市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二者的发展存在高度相关的耦合关系,并且协调水平和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但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整体上要高于旅游经济,受旅游经济发展滞后的影响,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增长速率逐渐趋缓,整体处于低水平协调,仍未完全建立起融合协调发展的促进关系。因此,政府要加大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对旅游经济的扶持,推动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     

产业集群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及其影响研究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对产业集群和城镇化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在同一区域中互为发展和约束条件且两者耦合作用明显。通过构建产业集群—新型城镇化耦合模型,判断区域内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实证研究耦合程度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群—新型城镇化耦合度会对产业集群发展产生门槛效应,提升耦合度是产业集群获得发展空间的有效手段。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时,需要注重产业集群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治理。     

产业集群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及其影响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对产业集群和城镇化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在同一区域中互为发展和约束条件且两者耦合作用明显。通过构建产业集群—新型城镇化耦合模型,判断区域内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实证研究耦合程度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群—新型城镇化耦合度会对产业集群发展产生门槛效应,提升耦合度是产业集群获得发展空间的有效手段。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时,需要注重产业集群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治理。     

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发展质量及影响因素分析——“创新驱动”视角下的研究

文章基于"创新驱动"视角出发,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三大层面构建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上海、江苏和浙江三个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质量。同时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创新驱动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构建VAR模型和协整检验,揭示创新驱动影响因素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分异研究

从城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视角,构建了包含双重复合系统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等方面的发展差异及二者的整体耦合协调关系。结果显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较低,协调指数约为0.43,目前整体处于过渡状态中的濒临失调阶段,城镇化发展整体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省内各地区二者的耦合协调情况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除省会南昌市外,其他地区均处于失调衰退和过渡阶段,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水平不同步且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区际不平衡,在空间上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态势。     

张掖市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与保障,两者存在双向互动关系。通过构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四方面耦合机制,建立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模型,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度模型对张掖市2008—2016年的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张掖市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稳步上升态势;(2)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经历了2008年的严重失调到2015年以来的高度协调。     

京津冀都市圈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协调性研究

运用变异系数法、极差变换法、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度模型对2003、2006、2009、2012年京津冀都市圈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都市圈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差异明显,尚未达到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同步稳定发展的阶段;各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程度良好,以中高度耦合程度为主且整体呈上升的趋势;区域内各城市的协调程度大多数处在失调阶段,并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逐步递减的分布趋势;除北京和天津外,大部分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强度高于协调程度,空间上尚未达到耦合协调的良性共振。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的耦合协调发展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金融支持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2000、2005、2010、2015年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并建立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支持水平综合指数、协调发展状况以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指数稳步提高,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部大于西部的阶梯分布特征。金融支持综合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总体上低于同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②从时间维度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2010—2015年提升幅度最高。各市州协调发展水平差距由大变小,趋于平衡发展。从空间角度分析,湖南省区域间差距较大,呈现出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大湘西地区协调发展速度最快,其他市州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的态势。③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对发展状况呈"倒三角"态势,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城市建设资金、存贷比、金融中介效率方面。     

城市群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推动和促进了整个城市群区域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但我国城市群区域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比较突出。应顺应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转变现代农业发展思路,科学制定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全面推进现代农业绿色发展,建立完善的现代农业管理和保障体系,推动我国现代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中国“土地红利”开发模式转型

城镇化的发展与"土地红利"及其利用方式密切相关,未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现离不开"土地红利"的支撑。文章系统分析了土地红利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演进规律,指出新型城镇化阶段"土地红利"的转型路径不是单一化的,为适应新型城镇化高公共投入并解决以往遗留的城镇化问题,未来应从"调节红利的分配结构"和"增进红利的总量"两大要求出发探索更加多元化的转型路径。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及动力因素研究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分别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动力因素。结果表明:①从综合水平看,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②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东部处于中级协调阶段,中部和西部处于勉强协调阶段。③从相对发展度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和中部为低水平的同步发展型,东部为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型,西部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型。④从动力因素来看,动力开发不充分问题突出,且地区间的主要动力差异显著。     

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研究

旅游产业已成为落后地区尤其是落后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其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已经得到学者的证明,但目前对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的模式研究则较为薄弱。大湘西地区具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但目前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并不顺利。文章以大湘西地区为例,在分析了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探讨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关系及影响因素,针对四种资源组合类型提炼出三种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模式:旅游城镇耦合发展模式、旅游产品加工城镇耦合发展模式、旅游服务城镇耦合发展模式;并提出了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的保障措施。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时空耦合关系及驱动力因素分析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追求城市低碳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之一。针对全国30个省份,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时空耦合关系,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两者关系的驱动力因素。结果显示:(1)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稳步上升、持续下滑、波动上升、波动下滑四种特征,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均有分布。(2)时间序列看,耦合协调度除个别地区呈波动上升外,其余均呈稳步上升态势;空间格局看,不同年份各地区呈不同耦合协调类型;2016年耦合协调度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已经发生转变。(3)空间计量结果看,耦合协调度具有较强的正向溢出效应,且平均气温、相对湿度、城镇化率、地区产业结构、工业绿色转型水平、PM₁₀浓度及环境规制对耦合协调度呈显著影响。     

福建服务业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研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是破解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失衡的关键,而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互为彼此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剖析福建城镇化、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阐释服务业发展与城镇化耦合机理,定量评价福建服务业发展与城镇化耦合协调程度,实证分析其服务业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状况,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文章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城乡一体化6个层面构建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其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良好,且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居于中间位置,且各省份的差距不大;西部地区除了重庆之外,其他省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均处于落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