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激励、制度环境与企业研发支出

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R&D税收激励的研发支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的估计表明,R&D税收激励对企业的研发支出产生了显著的挤入效应,且该效应占企业研发支出的比重为11.39％.分组检验表明,R&D税收激励的挤入效应还因行业、所有制和地区制度环境而异.进一步分析R&D税收激励挤入效应的影响因素发现,制度环境强化了R&D税收激励的挤入效应,即在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R&D税收激励产生的挤入效应越大,制度环境与R&D税收激励之间具有互补性.前述发现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本文为处于争议中的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证据.     

税收激励与数字产业创新效率

运用2008—2017年中国数字产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基于信号理论探讨了税收激励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激励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该效应在企业成长期更为明显，当发展到成熟期，此激励效应由正转负。税收激励对非国有、大规模、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在市场化程度和行业竞争度较高的环境中，企业创新效率更高；相比沿海省份，内陆及西部地区数字企业对国家税收激励政策响应更为积极。税收激励通过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数字产业创新；融资约束在税收激励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起到了积极的调节效应。     

税收“放管服”改革能否提高企业税收遵从

本文在前景理论框架下构建“价值-权重”函数模型探究税收“放管服”改革的税收遵从效应。借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和多期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税收“放管服”改革显著提高了企业税收遵从，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改革通过降低企业纳税成本、提高税收执法能力以及纳税人满意度进而提升企业税收遵从。异质性分析表明，改革对企业税收遵从的提升效应，主要集中于高税率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差的企业、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成立时间更长的企业。因此，持续深化税收“放管服”改革，不仅是发挥税收作用、实现新时代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税收分享、征税努力与地方公共支出行为——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将政府间基于共同税基的税收分享定义为共享税收分享,把按地方所产生税收在政府间的事实归宿定义为实际税收分享.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我们实证分析了两类税收分享对地方支出行为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不同性质税收分享对地方支出规模效应不同:共享税收分享具有激励效应,其每提高1％,地方支出规模增加0.08％;实际税收分享有抑制效应,其每增加1％,支出规模降低0.112％.共享税收分享对生产性和福利性支出分别存在显著正向和负向效应,而实际税收分享的效应恰恰相反.此外,共享和实际税收分享对地方支出结构的效应也显著不同.地方征税努力是税收分享对支出行为作用的一个传导途径:税收分享通过征税努力产生间接收入效应,并与税收分享的直接收入效应综合影响地方收入,从而影响支出规模并促使地方调整支出决策.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治理

加快推进现代财税体制构建不仅有利于地方政府摆脱"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模式桎梏,更能从长期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实现国家良治.首先,本文立足于中国式分权这一典型事实,从理论层面系统诠释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治理之间的多重作用渠道与影响机制.其次,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进行全面测度,发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对偏低与提升缓慢,且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最后,分别选择转移支付结构与规模作为中介变量,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展开实证考察发现:一是转移支付规模和结构虽然都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但二者的作用方向截然相反;二是财政纵向失衡与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显著抑制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但转移支付结构的优化却能显著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三是财政纵向失衡不仅直接抑制了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亦能够通过转移支付规模和结构间接阻滞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财政科技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8-2018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财政科技直接投入和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得出结论:财政科技直接投入和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都有正向激励效应;相比于财政科技直接投入,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激励作用更大.     

创新文化、高管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创新文化、高管激励和研发投入的理论模型,以京津冀地区A股上市公司2016—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创新文化、高管激励和企业研发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激励在创新文化影响研发投入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型文化可以显著驱动企业进行研发创新。(2)短期薪酬激励和长期股权激励都可以促进公司高管加大创新投资。(3)高管短期薪酬激励和长期股权激励均在创新文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双碳”目标下环保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波特假说”的检验

文章基于“波特假说”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以2009—2020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保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保税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创新在环保税与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股权集中度和高管薪酬激励负向调节技术创新在环保税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丰富了“波特假说”理论，为完善“双碳”目标下环保税制和促进绿色发展提供了依据，对优化企业绿色治理机制有借鉴意义。     

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能抑制公司避税吗?

以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该制度对公司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能够有效抑制公司避税，说明该制度发挥了重要的外部治理作用。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水平与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减少了公司避税活动。进一步研究表明：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抑制避税的作用主要存在于内部控制不完善以及所处地区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公司中；随机抽查制度具有一定的长期威慑效应，且其对公司避税的抑制作用既减少了过度投资，又改善了公司业绩。文章不仅从公司避税视角丰富了证监会随机抽查制度监管效应的研究，也为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方案提供了重要启示。     

财税激励对新能源产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公司治理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2015-2021年我国新能源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财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公司治理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税激励政策正向作用于绿色创新绩效,同时良好的公司治理在其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为了提升财税政策的创新绩效激励效应,应进一步完善新能源行业的财政补贴政策并且优化公司管理、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中国工业行业出口的本土市场效应:创新的调节作用

本文从行业异质性视角研究创新对工业行业出口中本土市场效应的调节作用。运用中国经济普查资料构建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并从行业研发、新产品开发、技术购买与引进三个角度测度行业创新程度,本文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存在性及创新对本土市场效应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行业出口中本土市场效应显著,行业创新对本土市场效应产生显著的增强作用;自主研发的增强作用在逐年减弱,而购买国内技术的增强作用则在逐年加强。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本文研究结论为促进本土市场效应更大程度地发挥提供了有效路径,而且对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以及消费政策的制定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房地产税负对房价变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资产定价理论和2000-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剖析房地产税负对我国房地产价格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房地产税负对我国房价变动的影响具有税收和资本化双重效应,且两者是相互抵消关系;综合两种效应表明房地产税收对房价变动的净影响效应显著为负,证明了近几年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房产税改革、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实践逻辑。应注重发挥房地产税负的双重效应,通过深入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和合理调整公共支出结构来实现对房地产市场的适度调控。     

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上海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溢出效应内生化的含技术约束生产函数模型，对跨国公司溢出效应进行检验。来自上海的实证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场上，跨国公司投资对上海企业带有一定的“资本挤出效应”；而跨国公司投资对上海经济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作用并不显著；管理溢出效应虽然统计检验显著，但整体效应却非常微弱。     

基于非对称GARCH的铜期货市场风险度量研究

针对金融时间序列普遍存在自相关性、杠杆效应、尖峰厚尾等典型事实,运用基于杠杆效应的GARCH模型,构建铜期货市场收益序列具有典型事实的动态风险测度模型：VaR-AR（m）-EGARCH（p,q）和VaR—AR（m）-TGARCH（p,q）,再通过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铜期货对所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Back—testing中的LRT（Likelihood Ratio Test）方法,对铜期货市场风险测度模型准确性和可靠性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基于非对称GARCH的铜期货市场动态风险度量模型,能够有效捕获铜期货市场的典型事实,同时还能够准确测度具有杠杆效应的铜期货市场的动态风险,也能加强对金融市场动态风险预测能力。     

商业保险助推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保险业的基本功能决定了其能在共同富裕进程中有所作为。选取2013-2020年相关数据建立省际共同富裕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分析商业保险消费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结果显示：（1）总体上商业保险消费显著推进了共同富裕；（2）分业务来看，财产保险消费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不显著，而人身保险消费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3）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商业保险消费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越强。据此认为，应进一步大力开拓潜在保险市场、继续推进保险业回归本质、不断强化保险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服务能力，才能使保险业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数字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探析

为探究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发展效应,研究选取2000年—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相关数据,依据熵权法测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及共同富裕空间分布格局,再选用计量经济学中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及面板门槛效应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直接、中介及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数字经济通过产业集聚对共同富裕发展表现正向中介效应且呈现显著的门限效应;财政支出在上述两种路径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建议大力发展互联网普及率、区块链、5G通信等新兴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提高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为代表的共同富裕水平。     

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创新:基于异质性投资东道国的视角

本文基于异质性投资东道国的视角,将发展中国家OFDI对母国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归纳为逆向技术溢出基础上的研发反馈效应及人力资本激励效应,并借助国际RD溢出模型,采用我国2003-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作用已开始突显;且只有面向发达东道国的OFDI能够给我国带来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总体来说其研发反馈激励效应的作用要大于挤出效应,但人力资本激励效应不显著。     

援助之手、攫取之手与民生类公共品供给

本文基于新税收集权理论,通过提出三个假设来验证援助之手、攫取之手与民生类公共品供给间的影响效应.通过构造分省的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指数、转移支付与“两只手”面板数据与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第一,援助之手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具有正向效应,但是其激励效应受到了攫取之手的显著抑制.第二,分地区考察中,“两只手”的治理模式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差异,攫取之手对公共品供给的负面效应在税收净流入地区更大.第三,与援助之手类似,中央转移支付对公共品供给具有促进作用,但同样受到了攫取之手的抑制.最后,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完善优化“两只手”治理模式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相关政策启示与建议.     

税收分成、财政激励与制造业企业活力——来自"增值税分成"改革的证据

作为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维度,税收分成是观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视角.本文基于2016年的"增值税分成"改革,构造了强度DID模型,采用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增值税分成改革产生的财政激励对制造业企业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分成改革使地方政府发展制造业的财政收益提高,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活力;增值税分成产生的财政激励通过降低企业税负,激发了企业活力.进一步分析表明,增值税分成改革对企业活力的促进作用,对创新驱动型企业、位于财政自给率更高地区的企业效应更大.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税收分成激励理论方面的文献,同时对于优化政府促进企业发展的方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政策价值.     

留学生回流的技术外溢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全球化时代,人才跨国流动已成为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文章从人力资本效应、物质资本效应、竞争示范效应和网络集聚效应等方面探讨留学生回流的技术外溢效应作用机理,在经典CH模型基础上构建留学生回流的技术外溢测度模型,并以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通过对2000-2011年中国30个省市区及七大区域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留学生回流的技术外溢效应显著,但国内研发投入的增加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大于留学生回流;中国留学生回流的技术外溢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且留学生回流对TFP的间接作用呈明显区域异质性特征;留学生回流的技术外溢效应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