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始于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582年,利玛窦抵广州,留心打听中国内部的种种情况,并帮助范礼安编辑一部名叫《中国的奇异》一书,收集中国人民、城镇、物产、土地肥瘠、朝廷收入、各地财富、内地税收、工商管理及政治措施等资料,为传教作准备。1583年利玛窦正式在肇庆开始传教。他在广东逗留了十几年,后到北京建筑教堂,大规模宣传天主教教义。     

从日本古典文学中的审美理念看中日文学——以中日文学的政治性为主

日本文学受其特殊的岛国环境以及传统的一些思想倾向影响自古就形成了与大陆中国文学不同的风格。中国文学从原初开始就注意反映现实,表达士大夫阶层的作者的个人理想或是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日本虽然在大化革新后,积极引进吸收中国的先进的文化但是却形成了不关注现实脱离政治的倾向。     

从“雅集”到“市集”——松江园林与明清社会经济的变迁

明清松江地区园林的兴废,不仅是中国古典园林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自明中叶以来松江经济,尤其是市镇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经济发展带来人文蔚起和大族兴旺,加上苏州的影响,松江园林在兴起的同时,也在渐渐地发生重要变化.其始为士大夫雅集胜会之所,而渐为商品化之市集.在这一转型过程之中,士大夫们的生活消费、文艺活动,及松江社会经济的变迁,皆可窥得一斑.     

“鸡肋不易弃，吏隐徒空言”——从邓漠“鸡肋”说看士大夫的人生困境及选择

文章通过邓渼的诗作评析了其“官如鸡肋”的说法，并进而探讨了封建士大夫“势”与“道”的人生困境及不同的人生选择，明确了“吏隐”的局限性。指出正直士大夫舍身求法的历史进步意义。     

日本地图·日本纸·高丽贡纸——利玛窦笔下“carta di Giappone”的翻译及辨正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中的"日本地图"是个译误,而利玛窦晚年自传中所谓的"日本纸"则是笔误。这两个错误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关系到地图史、造纸史或印刷史上两个不小的问题。事实上,利玛窦"日本纸"的笔误已经引起了一定的混乱,但愿黄时鉴、龚缨晏的"日本地图"的译误不致同样以讹传讹。     

儒道互补于和谐：以《时运》、《游斜川》为例

儒、道美学思想对中国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相互渗透补充,而和谐则是两者互补的焦点。陶渊明慕儒法道,并行不悖,把和谐的理想注入《时运》、《游斜川》之中。透视《时运》可知渊明之志与曾点之志的同一;而《游斜川》则是一首进入人生化境的和谐畅想曲。     

日本中世禅宗对文学审美的影响

日本禅宗起源于中国,中国禅宗传到日本后,在中世纪迎来了日本禅宗的鼎盛。它的兴起给这一时期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和中国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模式相类似。在中国,随着士大夫们加入禅僧队伍,文学上开始出现了富有禅意和禅趣的作品。在日本同样的条件下,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形成了日本中世的新的文学审美观。     

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和理论

西方在近代社会通过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强烈地发展了一种“批判的建设性”,即对社会的贡献通过批判的建设来体现。这样的传统。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特征有很大不同。在中国,圣王真正参与朝政之中,可以选择与朝廷合作;如果不能合作,他仍可以在民间跟君道配合。实现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如果朝政的道义基础彻底崩溃。他们也可以成为抗议精神的领袖,参与政治的空间是非常宽广的。     

个性自由与社会统一——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出现。他们从官僚阶级中脱离出来,出现在不同的岗位上。择业的自由促成了他们活动空间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但是知识分子在自由中又保持了统一,他们所继承的那种传统＂士大夫＂的人文关怀精神,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意识,又使得他们与社会发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在为整个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而奋斗,在为整个民族的崛起与繁荣而拼搏。在民族危亡时期,他们积极寻求救国真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征途,知识分子＂任重而道远＂,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利玛窦与西学东渐评议

利玛窦，明清之际来华的一位耶稣会士。他在华期间改变以往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利用西学作为敲门砖，客观上对西学东渐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评价这一问题时，既要把西学东渐与殖民掠夺下的“化侵略”区分开来，又要看到利氏的保守性和所传西学的局限性。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形成

近代知识分子,应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富于正义感及社会责任感、批判精神和求实精神。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出现,是从清末开始由经生士大夫阶层逐渐演变而来的。     

周密休闲行为的特点及表现初探

南宋文人周密渊博风雅,其人喜清游、好艺文,涉猎广泛且唱和频繁,丰富的休闲实践堪称同代士大夫中的代表。通过研究他的相关诗词笔记等著作,可对周密休闲行为的特点作初步归纳,总结出其风度闲雅、涉猎广泛、交游酬唱以及纵情山水等四个休闲生活的特点,对进一步研究周密及宋代士大夫休闲生活起到一定借鉴。     

论晚清法制改革的日本化

沈家本,晚清时期的士大夫,在新政期间被塑造成一位法治英雄。这次新政是对1898年失败的乌托邦式"百日维新"的反应。当时,晚清政府统治者需要沈家本在官僚体制内部的经验及其在改革中的务实方法。在晚清政府瓦解和中国屡次立宪尝试失败之后,沈家本逐渐为人们所淡忘。近二十年间,由于沈家本在法律制度改革方面推崇渐进改革途径而非宏大理论的这一取向,恰好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逐步形成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相一致,从而被中国学者重新发现。     

清代的机器面粉工业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除部分封建官僚在“洋务运动”中兴建一些军事、机器工业外,一部分官僚、地主、士大夫则从事轻工业,尤其是经营棉纺、丝织、食品工业。在食品工业中,又以机器面粉工业最为发达。 机制面粉,于光绪十三年(1886年)由美商开始贩入中国,继而英国、日本、俄图接踵而至。据海关征税册记载,光绪十三年,洋面输入仅值五十六两,光绪十七年为七十两,光绪二十三年为五百两,光绪三十三年增至一千四百两。仅二十年光景,洋面增加二十五倍之多。可见,自五口通商之后,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不仅如此,各资本主义国家,还在我国沿海各地开工厂、雇华工、购华麦,进行加工后,行销于内地,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中国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和开明地主,为了保护中国的权益,纷纷起来抵制洋货,     

东坡与赏石

宋代是文人的时代，经过文人的播扬，中国的多种文化艺术在这一历史时期都达到了高峰。而对奇石的赏玩，这种需要人与自然在静默中交流的文化行为，无疑与宋代文人那种内省的细腻的审美取向更加趋合，因此，赏石艺术在宋代也同样进入了它的第一个高峰期。在宋代，玩石赏石成为文人士大夫的普遍爱好，其中涌现出了不少赏石名家，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米芾和苏轼。     

从坟寺看迁徙官僚家族与地方社会

南宋迁徙家族在祖居地、迁居地都兴建坟寺，但以迁居地居多，这与中唐以来士大夫脱离本籍和中央化相适应。本文进一步探讨迁徙家族坟寺产生的因素，认为除了满足祭祀的需要，经济利益的驱使也是重要原因。迁徙家族建立坟寺集中体现的是代表世俗权力的官僚家族对地方社会的支配。     

明代家族建构中的性别位移:以增城女官为例

明代士大夫在建构家族过程中利用一切可能的元素,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有明一代,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增城沙堤陈氏家族围绕明初入宫为女官的陈二妹进行整合。陈二妹尽管为家族带来了许多实际的利益,但在男权社会的话语中,其在家族祭祀中的位置还是被巧妙地下移,以符合王朝祭祀制度,凸显了明中叶以后地方士人对王朝认同观念的增强。明代地方家族的整合在因应社会变迁基础上不断调适,最终与王朝祭祀礼仪制度相吻合。     

"进取"和"退隐"的融合--论苏轼黄州时期思想

本论述苏轼在贬官黄州时期的复杂思想：既有政治失意之后的“人生如梦”的悲现消极色彩，又有不能忘怀现实，不能忘怀自己“奋厉有当世志”的理想和抱负。苏轼打破了中国传统人士大夫建立的或“进取”或“退隐”的传统人格，建立了一种把“进取”和“退隐”相融合的自由人格。     

儒家宪政民生主义

本文旨在探究儒家的当代新外王之进路。为此,本文依据历史论证了儒家之为中华性之本,进而对华夏治理之道的历史实现形态略作探讨,揭示了封建制和董仲舒等汉儒推动实现之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的宪政主义性质,以及儒家的民生主义取向和其制度原理,并据此指出,儒家是宪政主义的、民生主义的,"儒家宪政民生主义"是一个圆融而自洽的整体治理规划。     

浅析欧阳修守滁诗文中士大夫情怀的体现

欧阳修被贬滁州,在他的官途生涯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守滁期间,他创造了大量的诗文,在这些诗文中倾吐了自己的苦闷、理想、希望,给世人展示了乐山乐水、乐观进取、果敢刚正、与民同乐的士大夫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