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情境下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关系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以吉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脱钩模型,分析2003年以来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关系。结果表明:1吉林省人口城镇化发展呈现空间非均衡性和时间稳定性状态,高值分布于东部沿边地区和中部核心城市,低值分布于西部内陆地区和资源枯竭型城市;2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呈现递增态势(吉林市和四平市除外),基本教育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地域分异明显,医疗卫生服务和市政设施服务的地域差异不大,文化体育服务的极化特征突出;3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始终处于拮抗耦合阶段,协调度较差,人口城镇化与文化体育服务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呈下降趋势;4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呈现以强脱钩、弱脱钩、强负脱钩和弱负脱钩为主的脱钩状态。     

房地产经济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会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利用全国30个省会城市2004—2015年的人口、土地数据测算出各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实证分析了房地产经济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全国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增长态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且协调度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2)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速度最慢,区域间协调度差距也最大;(3)不管在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增长都能促进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这种促进效果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4)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之外,房地产经济其余相关变量对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各不同,对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协调发展政策时应采取针对性措施。     

西部欠发达区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演化进程对比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基于城镇人口和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数据,构建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的评价体系和协调性模型,划定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的协调度分级标准,对2000—2014年青海省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的演化进程进行相关分析。研究发现:青海省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水平整体都在提升,但与西部地区和中国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的平均水平仍存在差异;青海省各市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水平以及两者间的协调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使得区域间差异性越来越小,但其整体分布格局仍存在空间分异现象;青海省各市城镇化主导类型主要由产业城镇化超前型转变为人口城镇化超前型。     

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区域差异与收敛性分析

基于创新环境-转型升级耦合视角,采用TOPSIS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分析2007-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关系的演进特征。结果发现：①2007年以来中国绿色创新环境与工业转型升级耦合度整体虽有提高之势,但协调度仍然较低,且耦合协调等级没有发生明显跃迁,并呈现由东部向西部递减态势;②区域间差异是系统耦合协调度差距的主要来源,在地区差异多极化发展趋势下其波动存在4个潜在收敛俱乐部,呈现出地理“区块链”收敛趋势;③采用QAP方法对地区耦合度差异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发现,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信息化水平差异、教育水平差异和城镇化水平差异是主要原因,而地理位置邻近、俱乐部收敛发展趋势有利于缩小地区耦合发展差异。     

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能源消费CO2排放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数据分析和LISA时空跃迁分析,探究2006—2017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能源消费CO_2排放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并构建空间滞后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6—2017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能源消费CO_2排放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类型由良好耦合协调转化为优质耦合协调。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呈东部西部中部、南部北部的趋势,空间格局较为稳定。耦合协调度绝对差异总体上呈减小趋势,相对差异与绝对差异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空间集聚性呈波动变化趋势。(2)空间滞后面板Tobit模型结果表明:年末总人口与空间因素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人均GDP和碳排放强度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第二产业比例对耦合协调度具有负向作用,但不明显。     

人口收缩背景下东北三省市域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测度与驱动机制

人口收缩背景下缩小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实现二者协调持续发展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测度分析了2010—2020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以上市域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并对不同人口收缩类型市域进行差异性分析，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析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市域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呈上升态势但总体水平较低，协调度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协调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呈现“人口增长型>轻度收缩型>中度收缩型>重度收缩型>严重收缩型”的发展演化特征。(2)协调度空间分异总体呈下降态势，人口增长型与严重收缩型、重度收缩型的组间差距较大，不同人口收缩类型市域组间差异是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成因。(3)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是由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拉动、社会促进、科技支持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主导因子为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占GDP比重。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及动力因素研究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分别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动力因素。结果表明:①从综合水平看,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②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东部处于中级协调阶段,中部和西部处于勉强协调阶段。③从相对发展度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和中部为低水平的同步发展型,东部为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型,西部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型。④从动力因素来看,动力开发不充分问题突出,且地区间的主要动力差异显著。     

中国市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演变分异

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揭示中国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差异性事实。研究发现:(1)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在逐年缓慢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创新的不断提升。东北、华北、华南、华东、西南地区为中度耦合协调,华中和西北处于低度耦合协调,仅有东北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城市规模和耦合协调度成正比,不同城市规模间表现出较大差异。(2)耦合协调度在地区间的差异占整体差异的48.7%,尤其是华东、华南与西北、西南、东北之间。城市规模间的差异占整体差异的84.18%,同一城市规模内部差异较小。基于系统论视角,研究结论为落实创新驱动经济绿色发展战略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政策支撑。     

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耦合关系研究——基于湖南省88个县(市)数据的分析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县域人口回流趋势明显的背景下,实现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探讨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相互作用机理,进而构建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以及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关系模型,以中部人口大省湖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IS技术对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空间可视化表达。研究表明:①县域城镇化是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各系统协调发展的过程,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②湖南各县域整体上人口城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低,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

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目标,构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基于耦合协调模型,采用系统分析与综合指数评价法,测度2008和2013年我国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并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1)我国经济社会分系统发展水平、综合度、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水平较高,西北、西南等地区发展水平较低;2008—2013年经济社会分系统及综合协调发展水平均逐渐提高,区域空间差异逐渐缩小。(2)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呈现"级差化"分异特征,总体处于中级协调状态;呈现"梯度化"分异特征,经济社会综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呈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呈现"集群化"分异特征,城市群区域的协调度明显高于其它区域。(3)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城市规模及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壮大城市发展规模、提升经济发展实力是提高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研究从提升经济社会分系统发展水平、强化系统间相互作用,优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政策,优化经济社会区域发展战略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突变级数、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3年中国城镇化、经济增长以及耦合协调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程度逐渐缩小,空间上"东—中—西"递减态势依旧。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集群化"与"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两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的地理近邻性特征明显,高高集聚区汇聚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鄂豫皖省际交接处等地区则是低低集聚区。③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城市人口规模、投资水平、消费能力、财政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抑制其发展。     

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性测度分析

基于产值和就业结构建立反映工业化内涵的综合指标,测度2000~2012年全国"四大板块"及各省(市、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总体水平,进而通过耦合协调模型考察两者的协调度,并检验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观察期内,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强的互动关系,且协调度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还不高。各省"两化"协调度存在一定差异,东部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坚持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不断提升"两化"的协调发展水平。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

基于系统科学视角,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8—2017年我国31个省(市、区)(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与城镇化质量、区域经济质量的发展变化特征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滞后于其它两个子系统发展,且滞后期大约为2年;②2008—2017年,我国各省(市、区)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总体比较稳定,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明显;③从风险因子探测结果来看,人均GDP、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货物进出口总额是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因子交互探测结果来看,双因子交互作用要强于单独因子作用;④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是由基础设施支撑力、资源集聚力、经济拉动力、政府调控力、市场推动力、社会促进力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国十大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特征比较研究

研究我国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对完善我国城市群城市体系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发挥各级城市的区域中心作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综合运用城市首位度、四城市指数分析法和分形理论,从我国十大城市群的位序-规模、分维数和人、财、物、信息的回归方程比较入手,探寻我国十大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水平的异同点及变化规律。结果发现,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的城市人口规模趋于分散,而经济规模则趋于集中,中部地区城市群的城市规模结构较为合理。我国十大城市群在人流、财流、物流和信息流的规模结构方面呈现出东部地区城市群结构趋于集中、中部地区城市群结构合理、西部地区城市群结构特征不明显的凸型结构模式。     

1993—2010年中国入境旅游与进口贸易耦合关系时空分异研究

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分析入境旅游系统与进口贸易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建构了入境旅游系统与进口贸易系统耦合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基于改进的熵值法,对1993—2010年中国31个省(区、市)两者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定量测评。结果表明:入境旅游与进口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耦合互动关系;南方地区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较高,北方地区内各区域耦合协调度极化趋势显著;东部地带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明显优于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中部地带内各区域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小,西部地带内各区域耦合协调度极化趋势显著。     

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变化及形成机制

在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运用综合评分法、变异系数分析法、地统计全局趋势分析法等方法探索了2001年以来中部地区80个城市的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变化及形成机制。结果显示:12010年,中部地区分类城镇化差异呈现出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省域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表现为湖北省安徽省河南省山西省江西省湖南省。2自2001年以来,中部地区城镇化综合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综合水平差异总体呈现减小趋势,但这并未带来城镇化协调度的稳步增高,而是整体降低且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3武汉、长株潭城市圈内城市城镇化综合水平提升速度较快,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趋势越发明显,然而京九段等经济带所辖城市虽形成经济协作关系,但在城镇化协同发展上还未显现明显规律。4中部地区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中部重大经济战略体的形成、产业转移承接及集聚要素创新等因素对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格局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测度与比较

基于2000—2013年统计数据对安徽省各城市城镇化协调水平进行测度,不仅考虑传统类型的城镇化,而且考虑城乡统筹和生态环境等。结果显示:1安徽省城镇化协调度处于上升趋势,但协调度并不高。2传统类型的城镇化协调度呈现出上升趋势,其大小依次为土地、经济、人口和社会城镇化;2006年之前,城乡统筹和生态环境城镇化协调度高于传统类型的城镇化,之后年份前者下降明显,且滞后于后者。3安徽省各城市城镇化协调度差异并不明显,但具体类型的城镇化协调度差异明显;从地理分布来看,皖北地区城市的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协调度高于其他地区,皖南地区城市的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协调度高于其他地区。     

中国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为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和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文章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区域耦合协调度和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整体上处于濒临和勉强协调的等级。区域间差异是耦合协调度差异的主要来源,并呈现下降趋势。文章提出分析影响区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误差模型（SEM）,发现区域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强度对耦合协调度有正向的影响,而政府干预度、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负向的影响。为提高数字经济和工业绿色发展的协调程度,从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数字技术对工业的绿色化改造和区域差异化施策等方面提出建议。     

超大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效应研究评述与展望

对中国超大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的综合效应进行系统研究,一方面可以深化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有助于把握城市发展规律,统筹城市规模和空间结构,探索人口高度密集地区的优化开发模式。文章分别从城市规模效应、城市空间结构测度与效应三个方面对超大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效应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展望。未来研究中亟需将城市规模效应与空间结构效应结合起来,构建城市综合效率提升导向下城市规模效应和空间结构效应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模型,加强对中国超大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相互影响的实证研究,探究如何通过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扩大超大城市适度规模区间,提升超大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系统的综合效率。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文章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城乡一体化6个层面构建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其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良好,且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居于中间位置,且各省份的差距不大;西部地区除了重庆之外,其他省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均处于落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