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

伴随中国创新投入的持续提升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协调不但影响创新体系运行，也会影响数字中国建设进程。基于此，在构建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Moran指数探究2015—2020年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呈良好上升态势，但两者综合指数较低，且数字技术创新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2)从耦合协调特征看，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总体耦合协调度呈波动性上升趋势，但仍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其中东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发展至勉强协调阶段，中部地区为濒临失调，东北和西部地区则表现为轻度失调；(3)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出明显的地理空间非均衡性，东部沿海地区形成高耦合协调度集聚区，东北及西部地区则属于低值集聚区。研究结论可为指导相似地区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协调发展以及落实数字中国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科学衡量数字经济及其相关效应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文章从知识与信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化治理与公共服务等维度，构建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空间统计分析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异明显，呈现东部沿海城市及省会城市领先发展的态势，形成包括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省会级数字经济中心—市级数字经济中心的等级体系。分维度看，数字化服务与治理平均发展水平最高，产业数字化平均发展水平最低；城市间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差异最大，数字化服务与治理水平发展差异较小；城市间数字产业化维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维度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不平衡特征突出。ICT产业集聚、政府支持、人力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虹吸集聚”——来自黄河中下游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现阶段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推动黄河中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因此探讨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文章在理论探讨数字经济对黄河中下游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及空间效应的基础上构建了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利用2011—2019年黄河中下游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黄河中下游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制后促增”的U型关系,且正向促进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2)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能力均能够起到数字经济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桥梁作用;(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强,表现出一定的“数字鸿沟”效应;(4)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外溢效应,本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吸引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以更廉价的方式流向该区域,形成“虹吸集聚”,对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     

知识产权产业创业时空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黄河流域为例

基于企业工商注册时间界定创业企业，运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2005-2018年黄河流域知识产权产业创业时空分布演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知识产权产业创业规模和创业活力均有大幅提升，其中，创业规模的空间差距持续扩大，创业活力的空间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发展趋势；②创业规模和创业活力的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东高西低格局，创业活力的集聚特征比创业规模更显著，高值区域集中分布在典型城市化地区；③市场规模、工资溢价、创新水平、创业资本可获得性对知识产权产业创业规模和创业活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富裕程度对创业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些影响机制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并且在流域中下游地区的作用效果更突出。基于此，提出未来黄河流域需着力打造创业增长极，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协调推进上中下游创业型经济发展，将知识产权创业作为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新方向的建议。     

金融集聚、数字鸿沟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1—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经由中介效应模型研判金融集聚、数字鸿沟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且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最大、东北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影响效能较小;数字鸿沟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阻滞效应;数字鸿沟是金融集聚干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因素;粗放型与指令式经济发展路径无益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推动内需消费扩张、推进经济对外开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均可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利好。     

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对数字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

信息技术升级培育了信息产业新业态，提升了全社会的创新效率，也催生了数字经济。针对我国数字经济空间格局呈现的南北方地区发展水平差距加大的特征，以《国务院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为政策评估对象，结合2010—2019年62座城市的数字产业发展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从数字产业生产要素集聚程度、数字产业化规模、数字产业价值化水平三方面，测度政策的实施对我国数字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并佐以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理论，剖析我国数字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实施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政策加速了数字产业人力资源、资本和土地三种生产要素的区域性集聚，壮大了区域性数字产业化规模，但对区域性数据要素的产业贡献水平和产业价值化水平的提升无显著影响；同时，相关政策实施的净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政策实施对南方地区生产要素的集聚和产业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北方地区。     

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解北大核心

基于黄河流域2003—2018年绿色技术专利申请数据,运用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规模不断扩大,区域差异逐渐缩小,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郑州、西安等城市化地区;(2)地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开放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创新活力、市场化水平、财政环保支持力度等因素对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3)Shapley分解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主要受经济发展、创新环境和政府行为影响,环境污染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弱,这种影响机制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从上游到下游经济发展的影响贡献率梯次降低,而创新环境的影响贡献率逐步提高。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于重塑传统经济体系、推动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通过耦合评价模型测度2011—2020年全国284个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但存在随着年份逐渐上升的趋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模型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城市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更加显著。     

数字赋能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通过数字赋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的共同选择,也是中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基于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从微观企业视角实证检验数字赋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赋能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相较于大规模、资本充足和东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赋能对中小型、有融资约束和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弱.机制检验发现,数字赋能可以通过促进企业间研发协作、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赋能人力资本三种中介渠道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政府部门应制定支持数字化发展的政策,加快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企业利用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可得性;企业应高度重视数字赋能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建设.     

数字技术创新与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企业数字专利的证据

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创新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专利以刻画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考察了数字技术创新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赋能了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技术创新发挥了管理赋能、投资赋能、营运赋能与劳动赋能功能，有助于企业降低内部管控成本，提高投资决策质量与资产营运效率，改善劳动力资源结构，从而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数字基础设施将会增大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同时，对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生产率效应更为显著。此外，底层技术与实践应用层面的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生产率均有提升作用。本研究验证了数字技术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为我国数字技术创新的政策制定以及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启示。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harmonies and dissonances

Abstract

Proofs are given that only singularly can real 1750 – 2007 competitive price ratios be ‘natural',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variant under changes in demand tastes. Proofs are given that both 1750 – 1870 discrete technologies or 1890 – 2007 continuum technologies, with convexity properties sufficient for arbitrage-proof supply-demand equilibria, will be ‘intertemporally Pareto optimal', immune to leaving any deadweight (inefficient) losses on the table. Sraffa (1960), ignoring the vast post-1945 linear and non-linear programming mathematical literature of Danzig, Kuhn-Tucker-Bellman, von Neumann, Ramsey literature does not quite arrive at attainable distribution solutions. Where it tolerates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re can be no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hen its matrix equations do obey first-degree-homogeneous functions, the book's stress on Basics or non-Basics is an irrelevancy leading to bizarre novel interpretations of Ricardo.

Old age overtakes us all. Alas, Sraffs's proposed critique of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know.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     

Foreign Trade of Manufactures and Men and Women’s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in Germany and Japan

Using factor content analysis, this paper provides estimates of the effects of manufacturing trade expansion on men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Germany and Japan, with breakdowns by world, OECD, and non-OECD trade. Evidence is found that foreign trade expansion had a more negative effect on women's than men'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Japan and a roughly equal effect in Germany, wi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untries driven by non-OECD trade. In spite of this, demand shifted away from women'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Germany after the early-1970s, for both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s a whole and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ith high female shares of employment, while no such labor demand shifts occurred in Japan. In the face of these differences in labor demand and of very similar increases in female labor supply, male-female hourly wage differences narrowed in Germany and widened in Japan, for both manufacturing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ees. It is concluded that shifts in neither labor supply nor labor demand fit with observed trends of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ces in Germany and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