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与社会融合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就业区域稳定性对农民工增强自身"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感和务工城市长居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就业职业稳定率不具有此效应;同时,就业区域稳定性和就业职业稳定率能有效帮助农民工了解和掌握当地语言,但在增进与城里人的关系上则失去了作用;签订劳动合同对增强农民工长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不管是人力资本存量高还是存量低的农民工,就业区域稳定性对他们的社会融合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人力资本存量低的农民工影响程度更大;而就业职业稳定性对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农民工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农民工影响效应则不显著。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

科技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力资本是创新的主体，人力资本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演化的动态过程即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过程。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与技术结构升级匹配，营造和改善创新环境，并通过需求结构升级提升科技创新绩效。采用向量夹角衡量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分析其对科技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并将其与人力资本存量对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能够显著提升科技创新绩效，相对于人力资本存量而言，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科技创新绩效的作用更大。分区域研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于科技创新绩效的作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呈抑制作用。因此，在制定创新驱动人力资本政策时应考虑如何提高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针对区域情况制定差异化人力资本政策。     

地区“人才新政”能否提升创新绩效?——基于出台新政城市的准自然实验北大核心CSSCI

人才是创新驱动的第一资源,人才政策是政府提升区域创新绩效的有力工具之一。本文以2010—2018年全国280个城市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人才新政"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多维度、稳健的实证检验。实证研究发现,"人才新政"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新绩效,但不同政策工具的创新绩效存在差异,其中保障型政策的创新绩效最高,而奖励型政策的创新绩效最低;在政策贯彻落实方面,数字化平台应用、发文部门数量、人才新政传导层级对"人才新政"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人才新政"通过改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调整人才结构的路径影响地区创新绩效。通过城市异质性分析发现,"人才新政"存在马太效应,即政府支出及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的东部地区,"人才新政"对城市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越显著,及时校正现行的"人才新政"有利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最后,通过政策工具的异质性分析给出优化方向,东、中、西部地区应分别着力于保障型、发展型及奖励型的人才政策导向;高政府支出的城市出台发展型政策的创新效果要优于奖励型和保障型;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城市出台发展型政策的创新绩效要优于保障型政策、奖励型政策。     

区域创新效率提升之道:选择性保护还是全面开放

在SNA框架（2008）下科学测算地区R&D资本存量,并利用网络DEA方法测度区域创新效率,以此为基础,利用空间面板模型考察2000—2015年我国各区域对内对外贸易开放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创新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开放度、对内贸易开放度提高均能显著提升区域创新综合效率。不同的是,对外贸易开放度能够促进区域知识创新效率提升,而对内贸易开放度主要提高了区域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从地区影响看,对外贸易开放主要对东部地区创新综合效率具有提升作用,对内贸易开放则主要提升了中、西部地区创新综合效率。基于此,为更好地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能够促进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在系统梳理互联网发展与城市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基础上,结合2003-2017年中国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发展水平对中国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水平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创新效率,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创新产出而非创新投入来实现,并随着时间趋势逐步增强;城市的物质环境和人才环境反向调节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城市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即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互联网对其创新效率的正向推动作用越小,而城市金融环境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互联网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西部最大,中部和东部次之,但各区域均在2012年以后才显著提升创新效率.为了更好地挖掘创新潜力,在加强信息技术发展的同时,应进一步提高落后地区的创新环境水平.     

数字基建与区域创新:特征事实及其差异化影响

关键核心技术的缺失导致难以演化出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格局，而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先行资本被寄予了赋能厚望。文章选取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测度各省市数字基建水平的基础上，将区域创新活动分解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考虑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和专利保护强度的异质性影响，梳理出数字基建影响区域创新活动的特征事实，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整体而言，数字基建能够促进区域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提升，与区域创新效率负相关；而人力资本水平并不能影响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作用，但在高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地区和高专利保护强度地区，数字基建则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由此，文章进一步从国家、地区和城市的知识资本角度入手，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是坚持“因地制宜”,推进数字基建对创新精准赋能；二是坚持“互联互通”,营造多链融合的区域创新生态；三是坚持“包容审慎”,深化对数字基建综合有效监管。     

产权制度、人力资本对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

采用SFA方法测度了2002～2011年期间湖南省各市州服务业技术效率,并进一步分析了产权制度、人力资本存量及其结构等因素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湖南省各州市服务业技术效率总体呈改善趋势,但仍不够理想且地区间差异较为明显;非国有经济比重与技术效率呈正相关关系;整体人力资本存量对技术效率存在积极影响但强度不大;大专及以上受教育部分的人力资本对技术效率有更明显的促进效果.研究结果可为地方政府及服务业协调管理部门改善相关管理措施提供借鉴和参考.     

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国家高新区创新网络嵌入开发研究

异质性人力资本引进与开发,是新常态下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国家和区域核心竞争力、实现创新驱动的重大战略。在传统物质和股权激励不能有效激励异质性人力资本的背景下,创新网络嵌入成为一种新型有效的激励方式。运用异质性人力资本、创新网络和嵌入理论,阐述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异质性需求特征,剖析传统激励模式的保健化趋势,从结构、关系、认知维度研究了异质性人力资本国家高新区创新网络嵌入机理、运行机制及评价体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与建议。     

人力资本结构对企业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北大核心

人才是企业创新的主体,合理的人力资本结构有助于企业发挥整体协同优势,提高企业科技创新绩效。基于我国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人力资本结构对企业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检验高管技术背景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中,学历结构高级化、技能结构多样化对企业科技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随着拥有技术背景高管人数增加,人力资本学历结构高级化、技能结构多样性对科技创新绩效的激励作用显著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学历结构高级化对企业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现阶段我国企业尚未完成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亟需形成自主创新模式。     

人力资本、科技创新与信息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基于2006-2015年全国20个省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对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科技创新与信息经济发展关系,并对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的异质性效应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科技创新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均对信息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人力资本的作用最大。此外,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都对信息经济发展具有异质性效应,其中,在人力资本异质性方面,体力劳动者、基础型人力资本的系数为负,而技能型人力资本、创新型人力资本系数为正,就作用强度而言,基础型人力资本最大,技能型人力资本最小;在科技创新异质性方面,科技创新对信息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技术含量和创新程度,技术含量和创新程度越高,对信息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大。     

研发人力资本配置与技术创新——异质教育层次视角

在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和经济向高质量转型发展背景下，探讨研发人力资本有效配置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中国200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根据教育层次异质性，将研发人力资本细分为本科及以下、硕士与博士3种类型，运用静态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从创新总量与细分创新类型视角分析不同教育层次研发人力资本作用于技术创新的差异化特征。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地区不同教育层次研发人力资本配置不平衡，本科及以下研发人力资本占据主导地位，而本科及以下研发人力资本对地区技术创新具有一定抑制效应，硕士研发人力资本对地区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博士研发人力资本对地区技术创新没有呈现显著正面效应，且相比于硕士研发人力资本具有更低的创新产出弹性，在科研创新效率方面没有体现出预期的教育优势。研究结果对中国高层次人力资本在技术创新中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高校创新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

借助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各省市创新效率，引入创新要素集聚水平构建包含权重矩阵的面板数据模型，在考虑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校创新要素集聚对本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溢出效应及对周边地区的间接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各区域中，高校创新人力和财力要素集聚对本区域创新效率的直接溢出效应都是非线性的，集聚水平只有在适度的门槛范围内才能有效发挥集聚效应；三大区域内高校两大创新要素集聚的间接溢出效应多为负值，说明区域内部高校间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技术、新发明在不同城市间转移共享，进而抑制了创新效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各区域的影响呈现出较大差异性，但产业结构普遍表现出负向影响，说明当前各区域产业结构与其创新效率提升所需结构并不匹配。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高校创新要素配置、提高要素使用率、促进创新效率提升等相关建议。     

政府干预、知识资源与区域创新绩效

构建政府干预与区域创新绩效知识资源门限模型,利用中国 2003-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政府干预对区域创新价值链绩效影响知识资源的门限效应和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在技术开发阶段,政府干预阻碍了区域创新绩效提升,但随着知识资源增长,阻碍作用逐渐降低;在技术吸收阶段,政府干预在高知识资源区域比在低知识资源区域更不利于区域创新绩效提升;在成果转化阶段,政府干预在高知识资源区域比在低知识资源区域更有利于区域创新绩效提升。R&D资本投入、R&D人力投入与对外开放度正向影响创新价值链3个阶段,但创新环境、人力资本水平、自然资源对创新价值链的影响则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干预对区域创新绩效并非起到线性阻碍作用,受知识资源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创新价值链阶段性差异,这一结论的重要启示是政府干预应基于资源和动态演化视角进行资源配置。     

FDI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地区

本文利用2000-2009年中国长三角两省一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长三角两省一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长三角地区以专利申请量衡量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各有差异,其中江苏省的FDI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显著,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每增长1%的FDI就会促进0.5898%的专利申请量的增加;上海和浙江省FDI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不显著;上海、江苏和浙江的人力资本的提高对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的提高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科技活动人员数的增加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不显著。     

互联网金融发展提升了区域创新效率吗——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8年全国30个省份（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因数据缺少剔除）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中国区域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与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互联网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加速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等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该影响也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础研究强度与区域创新绩效——政府支持与人力资本结构的调节效应

伴随我国新发展阶段创新需求特征的转变，基础研究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日益凸显，而政府支持与人力资本结构在区域基础研究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200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从创新规模、人均创新水平以及创新产出结构3个维度，探究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动态影响及政府支持、人力资本结构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总体上看，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政府支持、人力资本结构正向调节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规模、人均创新水平的抑制作用；政府支持会强化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结构的抑制作用，人力资本结构正向调节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结构的影响。由此，提出不同区域应全面认识基础研究强度的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充分发挥创新管理政策作用的对策建议。     

区域技术市场发展对创新的驱动作用

利用我国2002-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技术市场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区域研发环境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作用。首先，通过构建GMM模型稳健性检验，发现在控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制度因素、R&D投入、FDI、对外贸易、市场化程度等各种影响因素后，技术市场对创新具有显著影响，且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的影响弹性最大；其次，通过交互项检验和门槛回归，发现R&D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技术市场存在两个门槛，跨越门槛将增加技术市场的边际创新产出；再次，技术市场发展对各类专利贡献率的测度结果显示，发达地区技术市场对发明专利的贡献最大。据此提出加速我国技术市场发展、因地制宜改善区域研发环境、进一步强化技术市场驱动高质量创新发展等政策建议。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

将2015年开始的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作为一项准自然试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8-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评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两条路径实证检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能够显著提升试验区创新能力,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后仍然稳健。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市场活跃度、人力资本水平和产业结构均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经济开放度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此外,全面创新改革试验通过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有效提升试验区创新能力。未来,政府应加大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提高财政研发投入,加快科技与金融结合步伐,不断促进各创新要素集聚与协同。     

互联网金融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吗

互联网金融作为基于互联网的新金融模式,通过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企业研发创新。基于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互联网金融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探究产业发展、传统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对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可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发现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发展、传统金融发展以及人力资本水平与互联网金融具有互补性,有利于增强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此外,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在科教水平较低的城市和级别较低的城市具有显著创新效应,区位因素并不是影响互联网金融创新效应的显著性原因;互联网金融在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创新效应大于其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