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

以我国2012—2016年509家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检验高管背景特征、高管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并探讨高管激励的中间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性别、年龄及平均受教育水平、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薪酬激励对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股权激励调节作用不明显。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科学制定激励制度,综合考虑背景特征,合理配备高管团队,充分发挥高管层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积极作用。     

高管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

文章对沪深1 587家上市公司2010—2013年四年间的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在高管激励中,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并且在研究因素中影响最大,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同样具有相关性,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并不完善,影响力度十分有限。此外,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政府研发补助对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2012-2016年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该作用路径下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高管任期负向调节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学历在政府研发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政府研发补助对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投入与高管人力资本的中介调节作用

以2012-2016年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该作用路径下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高管任期负向调节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学历在政府研发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当今社会，技术创新成为了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必由之路，研发投入作为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对其绩效提升具有重大影响。文章以2017—2021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激励机制对二者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适当加大研发投入强度能够提高其绩效水平；制定高管货币性薪酬激励制度能够强化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而股权激励则会削弱二者关系。文章丰富了企业绩效的相关文献，为创业板上市公司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高管激励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股权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研究

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创新活动对企业的发展很重要，企业应该重视创新。同时，对高管的股权激励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文章选取2016—2021年我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股权激励、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和研发投入均为正相关关系；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在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中更显著；研发投入在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想要提升企业创新绩效，需要将适当的股权激励政策与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相结合。     

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投资问题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7-2013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风险偏好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和风险偏好对公司研发投资均具有正向影响;并且管理层股权激励对风险偏好与研发投资之间正向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管理层风险偏好对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之间正向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也显著.     

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1 038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与CEO两职兼任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没有对研发投入带来显著的积极作用,机构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薪酬激励、高管持股和在职消费对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延迟效应,对当期和后续绩效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从新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为构建匹配产业创新特征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参考。     

高管持股变动、技术创新与公司价值——基于不同产权性质的比较

以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高管持股变动、技术创新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对公司价值均具有正向影响，并且高管持股变动对上述影响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而言，国有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活动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和高管持股变动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显著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基于上述结论，从政府补贴、公司高管业绩考核和股权激励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股权多元化带来资源优势的同时也会诱发异质性资本冲突，以2014-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为样本，基于研发投入视角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①国企混改带来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②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而强化债务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作用；③政府透明度有利于强化股权多元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股权多元化的资源效应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期限与研发投入期限匹配度，且政府透明度越高，投融资期限匹配效果越好。该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府透明度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存在互补效应，通过股权多元化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就因地施策而言，当前应重点推进政府透明度较低地区国企混改。     

股权混合主体深入性、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在党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背景下，选取2013-201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分类治理视角，分析竞争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渗透性增强和高管股权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竞争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公益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②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混合主体深入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在创新公益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对混合主体深入性影响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影响

以2014-201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种类的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影响，考察高管激励方式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并基于产权异质性作进一步检验。引入ITCV方法测量内生性问题是否改变了回归结果，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研究发现：①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不产生蓄水池效应；②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挤出效应，而对开发式创新挤出效应受到产权异质性的影响；③相对于开发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对探索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④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有助于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挤出效应，而在非国有企业中，这一调节效应并不显著；⑤相对于探索式创新，薪酬激励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开发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     

企业异质性与加计扣除政策研发激励：来自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

基于2012-2015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数据，筛选仅享受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高新技术企业微观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研发加计扣除对研发投入的异质性激励效应。结果表明：加计扣除政策能够刺激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从地区看，加计扣除政策激励效应具有地域差异；从经济属性看，加计扣除政策对外资、民营企业研发激励效应较强；从行业看，加计扣除政策对科学技术行业激励效应最大。     

高管过度自信、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间断平衡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以2007-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902家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高管过度自信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研发投入正向跳跃和负向跳跃均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高管过度自信正向调节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引入高管过度自信这一重要高管特征作为调节变量，有助于重新认识管理者心理偏差对企业创新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较好地弥补了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空缺，丰富了创新间断平衡理论研究。研究表明，企业应重视高管心理特征的影响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研发投入策略以改善企业绩效。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分析师关注的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检验,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分析师关注和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薪酬激励、股权激励都可以促进企业创新,高管激励力度越大,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越多;高管激励与分析师关注呈正相关关系,不论是薪酬激励还是股权激励,都会提高分析师对企业的关注程度;分析师关注在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高管激励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在控制了高管激励因素后,分析师关注对企业创新仍然存在明显正效应.     

股东对创新投入的反应：股权激励异质性的信号作用

以我国2017—2019年沪深两市A股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股东视角分析股东对创新投入信息的反应,探讨这一反应在股权高度集中时的变化,并考察高管团队股权激励异质性因素向股东传递信号的机制。结果表明,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正相关;股权集中度正向调节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的关系;股权激励异质性负向调节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的关系,且该效应在民企中更加显著;经营风险是股权激励异质性负向影响股东对创新投入反应的中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