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完善策略

推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试图解决政府行政权力与责任不对称问题,旨在优化政府治理体系、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权责清单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行政权力扩张的内在特性与行政责任约束脱节之间的矛盾,而法治政府建设、大部制改革、国地税合并、负面清单制等制度要素助推了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和市场要素之间互动支撑了权责清单制度的运行。未来需要从推进权责清单法制化建设、优化组织运行体系、完善动态调控机制、建立监控机制等方面推进权责清单制度建设。     

权力清单：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监管的新起点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现阶段全面构建公共权力监管体系的重要事件。但是,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的全面监管任重而道远     

规范行政职权运行背景下山西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研究

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对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立足山西省情,着重分析目前山西省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行中存在的特点、问题等,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以期从体制建设角度助力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净化山西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     

服务零距离 办事一站通 宁波市深化“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

正推行"四张清单一张网"是浙江省首创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2014年以来,宁波市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充分发挥"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对推进政府自身改革的牵引和撬动作用,着力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加快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再造,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建立健全"四张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推进权力清单"瘦身"、责任清单"强身",积极探索企业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加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改革     

权力清单制度：高效服务企业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重大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是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的＂起手式＂。根据要求,2014年宁波在多个领域内通过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建设,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建设水平。人们可以期待,通过这一轮的改革举措,将达成一个系统化、制度化的改革目标。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和推进机构改革。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 规范行政权力运行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历经7次行政体制改革,前几轮行政体制改革,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这些基本问题。笔者认为在新一轮行政体     

政府权力、体系重构与社会资源配置

政府权力空间配置制度作为政府结构体系的重要组成对于社会资源配置以及社会利益平衡具有突出的作用。现行政府权力空间配置制度在政治、政策、经济和区域层面的缺陷为地方政府行为变异提供了可能。在政府权力空间配置制度的空间构成基础、组织结构以及治理范式转换的宏观背景之下,有必要通过公共服务的地方分权,优化权力配置空间格局以及整体性治理理念的引入破解困局。     

“三治结合”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正>"村民说事"制度、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在全国推广,"四个平台"建设和"小板凳工作法"在全省推广;象山县"村民说事"和宁海县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被列入首批全国乡村治理20个典型案例;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被列入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并被写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近年来,宁波坚持"市统筹、     

“三张清单”推动政府改革

正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把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作为制度建设的"连环炮"郑重提了出来。这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势所趋,又是政府带头自我革命的承诺。这"三张清单"抓住了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节点,明确了转变政府职能的入手处,表明中国政府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在深化,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能力在提高、手段在优化。首先,权力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     

鄞州:“三清单”运行法筑起防腐败“堤坝”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固本之举"。十九大报告强调"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2018年2月,"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2018年9月,浙江省委召开强化基层公权力监督、社会共建清廉浙江大促进推进会。     

聚焦“三张清单一张网”看政府改革

2014年9月,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在致辞中首次用“三张清单”——“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来详细解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发展思路,为政府改革指明了方向.此次改革借势“互联网+”“大数据”等背景,把深化改革作为贯穿政府始终的头等大事,以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纵向撬动政府职能转变,以“三严三实”教育活动为切入点,力推“三张清单一张网”建设工作,掀开新一轮审批制度改革的浪潮.     

一周新闻/2014.03.27—2014.04.02

正热点 1.国务院首提国企财务公开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重点围绕行政权力运行、财政资金管理使用、公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和公共监管5个方面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文件要求"逐步建立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并首次提出要推进国企财务信息公开,而且在政府预算和决算公开方面要"全部公开到支出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此外,文件还强调应加大"三公"经费公开力度,所     

长三角统一市场的内外开放与有序竞争

构建长三角统一市场是实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在全国范围内先行先试,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途径.长三角统一市场的构建需要围绕内外开放和有序竞争这两条主线展开.内外开放要求长三角以竞相开放的态度推行更深层次的对内开放,以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调整为主要手段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并且推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庞大内需市场虹吸国际高端资源和创新要素,推进长三角创新能力提升.有序竞争要求长三角在积极配合国家治理经济垄断的同时,积极尝试减少发展导向的地方层面产业政策,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效治理行政垄断行为.     

2014全国两会:7大“新词”

<正>权利清单power list报告语境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委员解词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权力清单制度既"限权"又"现权",是政府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的"自我革命",释放出进一步规范"印把子"的信号。晒出"权力家底",让公众对权力边界不再"云里雾里",使"变相审批"、"隐性审批"失去存活空间,是既"去皮"又"割肉"的举措。但好制度要有好的落实监督,不要让好制度变成"稻草人"。     

＂两个清单＂意义不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公布后,“两个清单”正在成为“热词”。所谓“两个清单”是“企业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政府权力清单管理制度”的简称。“企业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指的是国家在对企业进行管理时,对企业不能够从事的领域及行为,以清单形式公开列明的管理模式。而“政府权力清单管理制度”,顾名思义,则是指政府的权力必须有法律法规依据,并且要以清单形式公开列明的管理制度。     

农地征用-出让过程中政府公共权力寻租行为分析

我国农地征用-出让政策是一种高度国家垄断和全面管制的计划经济政策,给公共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文章分析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农地征用一出让过程中的公共权力寻租行为,从而为有效预防和治理政府的公共权力寻租提供理论依据,并制定相应的时策.     

惠民四步法走出农村基层治理新模式——象山县墙头镇

<正>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把村干部"小微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新模式的关键前提。墙头镇共梳理编制《农村小微权力清单目录》106项,每一项形成1张规范的权力运行流程图,权力清单的实施不仅给农村干部"小微权力"按上了"紧箍咒",也在制度上为干部添加了"保护伞"。在这些重大项目的推进中,从决策到实施,都通过"小微权力"的规范流程进行运作,公开又透明。目前,"小微权力"的规范化运行已在     

浅析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城管困境分析为例

文章阐述了城管式困境,分析了其制约因素,探讨了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转变中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问题,提出了加强城市治理的对策.要重构城市基层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治理体系;将以人为本作为城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搞好顶层设计,完善城市治理法律制度.     

浅析如何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基于大数据的视角

本文基于大数据的视角,分析了传统地方政府治理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利用大数据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途径.要利用大数据共享提高地方治理效率;利用大数据推动地方政府治理模式转型.     

集权的政治风险与纵向分权——从历史视角看当代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明清时期,中国基层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地方乡绅为领袖、以宗族和乡族组织为基础的社会自治;在当代,中国政府通过推行村民自治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正在重建基层社会自治制度.为什么拥有专断权力的政府需要基层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自治?对此问题,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为“官治能力受限论”,一为“集权的政治风险论”.我们通过把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连贯起来考察,发现“官治能力受限论”有很大局限,它与当代中国重建基层社会自治制度相矛盾,而“集权的政治风险论”则具有更一般化的解释能力.而且,“集权的政治风险论”可以扩展为一般化理论,用于解释中国纵向分权的治理结构及其演变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