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水乡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规律与格局优化——以湖北公安县为例

以湖北公安县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自相关计量方法,借助Arc GIS10.0和Geoda095i的空间分析功能,重点分析了公安县平原水乡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影响机制与格局优化。结果表明:公安县用地规模较小的聚落分布密度高,用地规模较大的聚落分布密度低,全局与局部Moran指数分析进一步发现了小规模聚落局部集聚明显,大规模聚落集聚不明显。水文、地形、交通等基础地理要素仍是影响平原水乡乡村聚落分布的决定性因素,但人口迁徙、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城乡管理政策等影响因素正深刻冲击聚落格局。研究认为新时期聚落格局的优化需要解决聚落体系结构与布局不适应发展要求以及中心聚落、散居聚落建设不合理的问题,并基于集聚人口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视角提出了集镇社区、中心村和散居村庄的科学布局策略。     

基于GIS的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秦安县为研究对象,以DEM和1998、2008年秦安县遥感数据为数据源,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1998—2008年秦安县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研究表明：①秦安县人口和聚落密度较高,乡村聚落在空间分布上极为分散,空间扩展特征显著;②秦安县不同高程与坡度上分布的聚落斑块,其数量与面积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聚落斑块随高程和坡度均呈正态分布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③聚落沿道路与河流集聚分布的趋向十分明显,随着距河流距离的增加,聚落斑块数量迅速减少;④地形等自然条件决定了秦安县乡村聚落的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镇建设、交通条件、政策制度以及传统文化等因素,对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     

基于高分影像的牧区聚落演变及其影响因子——以西藏当曲流域为例

基于2010年Google Earth数据、2015年资源三号卫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借助ENVI和Arc GIS,在村落—庭院尺度,刻画了西藏当雄县当曲流域聚落演变,分析了聚落演变的影响因子及影响机制,探讨了牧区聚落优化的路径。研究发现:(1)2010—2015年当曲流域聚落已经由传统的游牧迁徙演进到定居放牧阶段,聚落规模显著增大,分布海拔有所降低、选址改善,亚村落—庭院尺度的聚落斑块呈集聚型,聚落定居化、集中化趋势明显。(2)水源、草场、交通是牧区聚落集聚的引力因子,高海拔、地质灾害、生态保护是聚落集聚的斥力因子。聚落体系在吸引力和排斥力的矛盾中不断演化发展。分布于低海拔、地势平坦、水草丰美、交通便捷的地区的聚落得以快速发展;分布于高海拔、山区、水草资源欠佳、生态敏感、交通不便地区的聚落趋于萎缩。(3)生态化、产业化、城镇化、定居化深刻影响着牧区聚落分布格局与发展演变。可选取经济生态化、特色产业化、新型城镇化、适度定居化等路径,优化区域规划、完善公用基础设施、高效配置水草资源和整合制度政策,促进草原牧区聚落可持续发展。     

南方山地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及其格局优化调整——以临武县西山瑶族乡为例

以湘南临武县西山瑶族乡32个自然乡村聚落为实证对象,通过对地形测绘与实地调查所获得数据的比对分析与归纳总结,分析了湘南山地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现状与特征,从土地资源因素与交通条件视角探索了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与格局优化手段与措施,探讨了山地环境下影响乡村聚落空间布局的因素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的数据判断。研究提出遵循乡村聚落发展的自然演变规律,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将案例区的乡村聚落分为3种类型,结合村庄合并与易地扶贫搬迁扶贫工作,做到聚集、迁移、保留相结合,并缩兼顾,基于居民生活与生产需求做好乡村聚落空间格局优化调整。     

社会经济因素对乡村聚落区位影响的适宜性评价分析——以云南环洱海地区为例

以云南环洱海乡村聚落为研究区域,利用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和统计功能,对不同社会经济因素对乡村聚落的区位适宜性等级和分值进行测度,得出以下结论:全区乡村聚落区位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较为明显,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稀少且交通便利的中小型聚落为该区聚落的主体,中心城区影响力在南部聚落区位选择中所发挥的作用远大于北部,城镇用地对聚落布局区位的影响随着与中心城镇间距离的增加而明显下降;多数聚落的区位条件相对较差,南部聚落的区位适宜性分值整体高于北部。根据测度结果,将乡村聚落优化模式分为城镇转化型、优先发展型、特色发展型、引导发展型及弃迁型等5种。     

快速城镇化下欠发达平原农区的聚落规模变化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影响着区域城乡聚落规模的变化和空间分布状况。基于1972—2015年豫东平原地区的聚落斑块数据,运用城市/乡村位序—规模法则、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欠发达平原农区聚落斑块规模变化特征。结果发现:(1)研究时段内豫东平原聚落呈现出斑块总面积、平均斑块面积逐渐增加,斑块数量逐渐减少的特点。(2)研究区域内城镇聚落规模增长较快,其规模分布的齐夫指数逐渐上升,且1995—2015年拟合指数上升幅度较大,位次靠前的城镇聚落在体系中的优势更为凸显。(3)区域乡村聚落符合负指数位序—规模分布特征。模拟结果显示,1972年以来,其拟合曲线斜率逐步变大,说明较大的乡村聚落稳步增长,较小的聚落不断减小。(4)区域内规模相对较大的聚落斑块多集中分布在交通节点上。(5)对不同规模等级聚落到县/区中心所在地邻近距离的分析发现,同一年份不同等级聚落到县/区中心的平均邻近距离从Ⅰ级到Ⅴ级聚落逐渐增加,说明研究时段内小规模聚落与中心的空间联系弱于较大规模聚落;不同年份同一等级聚落到县/区中心的平均邻近距离从Ⅰ级到Ⅴ级聚落则有所下降,说明较大规模聚落与中心的空间联系逐渐增强。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豫东平原地区城镇聚落、乡村聚落规模变化特征的分析,对合理规划城乡聚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基于村镇空间“物—场”模型的乡村聚落布局优化研究

科学确定乡村聚落布局优化类型,利于指导乡村聚落布局优化及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本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以物—场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乡村聚落发展的乡镇影响力指数、聚落自身活跃度及周围设施影响的空间场;借鉴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对乡村聚落的发展影响程度进行定量评价与分析;按乡村聚落的不同影响力大小,界定乡村聚落的不同演化方向,并针对其演化方向将乡村聚落优化类型划分为社区化发展型、综合发展潜力型、优势发展保持型、聚落迁并扶持型四大类。结果表明,盐池县社区化发展类型的乡村聚落共27个,面积11.58 km~2,占盐池县乡村聚落总面积的34.06%,主要沿中心城镇呈团块状分布;综合发展潜力型的乡村聚落共27个,面积9.45 km~2,占比27.79%,主要分布于城镇发展拓展边界的外围及设施条件较优越的地带;优势发展保持型的乡村聚落有33个,面积9.28 km~2,占比27.29%;聚落迁并扶持型的乡村聚落共15个,面积3.69 km~2,占比为10.85%,并针对4种优化类型,提出了较为可行的优化方案。研究结果可为乡村聚落的布局优化及乡村振兴的战略推进提供参考。     

资源型区域乡村聚落规模结构及空间分异动态

山西省孝义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在资源型经济转型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聚落人口规模结构及空间分异发生着较为快速的变化。以该市为实证,基于"五普"、"六普"村级人口统计数据,运用GIS与统计分析方法,对此做了分析。研究表明:1本区域乡村聚落规模结构以中小等级聚落偏多,规模分异程度较大,且在不断提高;2乡村聚落人口规模与老年人口系数、文盲人口比重、外来人口比重之间呈低度相关关系;3乡村聚落人口规模下降趋势明显而聚落斑块、用地面积并未显现出相同的变动趋势;4乡村聚落人口变动表现出较强的地形、交通和中心城区指向,中部资源型边际区聚落人口下降,东部平川区乡村聚落人口增长特征尤为明显,形成全市乡村人口变动最大的区域。     

平原和山区县域聚落空间演变对比分析——以河南省延津县和宝丰县为例

以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平原县(延津县)和山区县(宝丰县)为例,基于1972、1990、2013年聚落斑块数据,运用景观格局指数、统计分析等方法对两县聚落空间演变进行对比分析表明:1两县聚落均呈集聚分布,平原县聚落逐渐趋向随机分布,而山区县集聚趋势逐渐增强。2景观指数显示两县聚落斑块面积占比变动相似,而平均斑块面积平原县明显大于山区县,且增长程度较大;平原县聚落斑块数量、密度均持续减小,而山区县持续变大;平原县最大斑块指数增加明显,而山区县有所下降;聚落邻近程度均在增强,但山区县表现更突出;1990年代前聚落扩展明显快于1990年代后,这一差异在山区县更为明显。3平原县中间位序聚落较多,聚落规模分布趋于集中,各等级规模聚落扩展差异较小;而山区县聚落规模分布趋于分散,中等规模聚落相对较少。4两县聚落扩展均快于人口增长,但1990年代后山区县两者趋于一致;经济发展不能很好地解释两县聚落扩展的差异;地形直接造成两县聚落分布模式和景观指数的不同;交通对平原县聚落的影响较山区更为显著;乡镇点对山区县聚落的影响更为复杂,其辐射带动作用均有待进一步加强。     

山地—丘陵过渡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乡村聚落是乡村地区各种形式的人口居住场所,是乡村人口空间分布的载体。以地跨陇东黄土丘陵区与西秦岭山地的天水市麦积区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GIS与统计分析方法,计算分析了麦积区乡村聚落的景观指数、规模等级及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麦积区乡村聚落斑块面积相差悬殊,中小型聚落占主体;②分布呈现"北密南疏"格局,聚落分布的河流与道路指向性十分明显;③海拔和坡度对聚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海拔1 000—1500m和坡度5°—15°的范围是聚落的密集分布区,聚落随高程和坡度呈显著的正态分布;④乡村聚落的形成、发展及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是乡村聚落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人文社会因素是乡村聚落发展及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半干旱贫困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与易地扶贫搬迁重构效应——以吉林省通榆县为例

为服务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国家战略需求,探究前人关注较少的脆弱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特殊规律和乡村聚落重构模式的适应性,文章通过地名分析、聚落斑块分析和实地访谈调查,对半干旱贫困地区通榆县的乡村聚落进行了综合研究。结果表明：通榆县乡村聚落于清末东北开禁放垦后兴起,民国和改革开放前聚落数量快速增长;近30年乡村聚落规模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乡村聚落内部空间更新极其缓慢,之后国家政策和政府外力干预成为其空间优化的主动力,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重构了部分乡村聚落,产生了多方面的正面效应。但是,该地区仍面临人口继续流失、人口逐渐老龄化、聚落空心化覆盖面广且程度深等困境,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阶段仍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厦门市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变解析及优化策略

从市域与镇域两个尺度上,借助分形维数对1986—2016年厦门市乡村聚落用地空间演变进行剖析;基于空间差异特征,提出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优化策略。研究发现,厦门市乡村聚落用地空间聚集维数逐年增大,但空间关联维数呈现减少趋势;乡村聚落用地空间关联度逐渐提升,空间结构呈多中心聚集态分布且不断优化。在镇域尺度上,基于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分形特征的差异解析,将研究区乡村聚落用地划分为优势发展区、空间结构优化区、交通网络优化区、空间结构与交通网络优化区以及限制发展区,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研究认为,在未来土地利用规划过程中,厦门市应充分考虑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演变趋势及分区特征,确保乡村聚落空间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乡村聚落用地空间结构的优化及生活环境质量的提升,为编制乡村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科学参考。     

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和优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伴随中国人地关系的巨大变化,乡村聚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正在面临剧烈分化与重组。近年来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空间尺度,利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过程、机制与优化开展了诸多探讨。文章在综述乡村聚落空间演变过程研究进展基础上,归纳了由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策制度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聚落空间演变驱动机制,梳理了聚落空间优化路径和模式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文章指出,未来乡村聚落空间研究应重点关注对小尺度空间演变过程的实证分析,加强行为主体和地方文化对聚落空间演变影响的研究,强化不同重构模式的凝炼和效应评估,并关注相关政策制度完善对聚落空间演变与优化的影响。     

乡村聚落变化及发展型式展望

中国快速城镇化引起乡村聚落的巨大变化。中国过去乡村聚落的变化轨迹以及世界发达国家城镇化后乡村聚落的格局为中国乡村聚落未来发展提供参照,但现代化过程中乡村资源经济利用的人口承载力奠定了乡村聚落发展大势的基础。在国内外聚落比较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乡村聚落形成条件及变化,提出城镇化发展中聚落发展的四种主要型式:规模粮作村,专业化农业村,旅游专业村和居住型村落。此外,还会有不同形式的混合村落。     

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及驱动力探测——以环洱海地区为例

以环洱海地区为例，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Voronoi图及基于地理网格的景观格局指数系统分析高原湖泊乡村聚落位置—规模—形态空间分异特征，并引入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探测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洱海西侧的集聚程度高于东侧，密度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西侧、北侧及东北侧，密度较低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洱海东侧。(2)网格微观视角从位置—规模—形态刻画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更清晰；聚落位置受洱海湖泊中心辐射作用明显；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C型”结构，规模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东侧及南北两侧区域，并呈团块状；聚落形态相对规则，结构不复杂。(3)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驱动因素体现出聚落较强的“人—土—地—水”的共生关系；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的空间分布主要受高程、坡度等自然环境因素和距耕地、水域距离等区位可达性因素的影响，而聚落规模受GDP及人口密度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更明显。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自然环境和区域可达性的交互作用对洱海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特征影响最为突出，区位可达性和社会经济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聚落规模特征协同增强...     

广西乡村聚落空间分异与类型划分

把握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类型特征,可为聚落空间宏观优化布局提供方向和指导。文章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景观格局指数、聚类分析等研究手段与技术方法,定量分析了广西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划分了乡村聚落的类型。结果表明：(1)广西乡村聚落规模普遍偏小,其空间分布呈中南部“热”东北部“冷”的格局;(2)乡村聚落的密度分布在空间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的态势;(3)聚落规模和密度分布具有低海拔、缓坡、水热条件适宜的空间指向性,并伴随耕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不同等级社会经济要素下聚落规模与密度差异显著;(4)乡村聚落总体呈现东南半壁形状复杂、破碎化程度高,西北半壁形状相对规整、破碎化程度低的特点,桂东、桂北样带复杂多样,桂中样带相对简单;(5)基于指标体系构建,将广西乡村聚落划分为6个一级区、17个二级区,并归纳了各类型区的地域特征,以期为区域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提供参考。     

转型期广州市服务业区位演变及布局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都市服务业发展迅速,并逐步成为主导产业,服务业在城市聚集、扩散导致的区位演变及空间格局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以广州为例,在采用服务业四分法基础上,运用1990、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1996、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年以来广州市不同类型服务业就业和基本单位的区位演变、区位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程度下降,新中心区集聚程度上升,总体上形成"双中心"格局;分配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明显下降,向新中心区及外围区扩散,布局逐步均衡化,但不同部门差异明显;消费性服务业从老城区逐步向外围区扩散,中心集聚仍较高,且有随人口均衡布局特征;社会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减弱,在新中心和外围区集聚增强,呈团块状或局部集聚.与国外相比,广州市服务业区位特征是"多中心集聚"区位.     

基于CSSCI的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对乡村聚落形态的研究有助于我国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文章利用CiteSpace软件对CSSCI数据库中1998—2019年的597篇相关文献进行定量分析,绘制出研究的关键词、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发文期刊的知识图谱,在此基础上总结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重点、研究主体构成。结果显示:(1)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目前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的社会背景,聚落形态研究已经在地理、规划、建筑和历史等学科细分成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内容包括乡村聚落宏观分布、聚落形态构成、空间演变、地域文化、史前和历史聚落形态。(2)发文量总体上随着时间逐渐增加,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3年之前发文量相对较少,以史前聚落形态研究为主;2004—2013年发文量经历了一定的反复,对传统聚落分布格局研究日益增多;2013年至今发文量持续保持高增长的态势,研究领域发生细化,量化研究方式增加。(3)对乡村聚落形态进行研究的学科主要有地理资源类、历史考古类和规划建筑类三种。发文机构之间的合作集中在地理资源类科研机构,跨学科机构合作极少。(4)发文作者合作关系呈现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特征,大规模学术团队较少,小规模团队和独立作者较多。未来相关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1)借鉴国内外相关学科经验,进一步梳理完善乡村聚落形态的研究体系;(2)深入交叉学科理论的应用;(3)强化定量研究;(4)从传统聚落形态布局中吸取针对防疫及其他社会突发事件的宝贵经验,应用到规划、设计、建设工作中。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类型与特征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给城市空间带来了显著变化的同时,也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的演变受到用地、人口、产业、设施和观念等多方面因素变化的影响;根据自身发展趋向与城乡空间演变特征的差异性,将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类型归纳为主动型、被动型和消极型,并对其发展演变特征分别进行分析总结.     

中部六省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基于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

运用熵值法从城镇发展水平、城镇发展效率和城乡协调方面对中部六省2003年和2010年两个时期的城镇化综合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借助GIS空间自相关及热点区分析方法,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分异及演化进行探究。研究表明:1区域各市城镇化质量差异拉大且城镇化质量较低的城市数量增多。2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区域大都集中在省会及周围城市;区域城镇化质量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呈现集聚分布格局,但集聚度减弱;热点区呈现由少数高强度中心到多中心分散格局,集聚中心弱化,缺乏全局性的高值集聚中心区;热点区域与城市群具有较好的拟合性。3经济水平、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宏观政策是当前中部地区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的主要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