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贫困地区扶贫路径选择的理性思考

民族贫困地区的扶贫,一直以来更多的是进行物质扶贫,虽然不同程度改变了生存生活的条件,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贫困问题。原因很多,但核心的问题是民族地区文化贫困。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原动力。因此,从文化扶贫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文化扶贫是从文化和精神层面上给予贫困地区帮助,从而提高当地人民素质,尽快摆脱贫困。民族贫困地区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既要从经济上加强扶持,更需要加强智力开发。扶贫不仅要扶物质,也要扶精神、扶智力、扶文化。     

关于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思考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九五”期间,国家将会‘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加大扶贫攻坚力度”,这无疑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贫困地区的发展固然离不开外部的帮扶,但关键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干百万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自觉参与,把着眼点放在自己身上。贫困地区人民有着强烈的脱贫愿望,巨大的活力,迫切要求迅速发展经济,早日摆脱贫困,改变自己的命运。贫困地区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新形势下如何奋发图强,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积极性,这是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关键。第一,要在扩大开放上下功夫。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开…     

临县扶贫互助合作社信贷业务发展及启示

为了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输血性扶贫到造血性扶贫的转变,提高贫困农村自我发展、持续发展的能力,国务院扶贫办和财政部于2006年起,在山西省吕粱市临县6个乡（镇）的6个行政村,开展了“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每个试点村成立一个扶贫互助合作社,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1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对本村农户发放小额信贷。扶贫互助合作社成立一年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农户发展所需资金短缺问题,对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创新做出了有益尝试。     

临县扶贫互助合作社信贷业务发展及启示

为了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输血性扶贫到造血性扶贫的转变,提高贫困农村自我发展、持续发展的能力,国务院扶贫办和财政部于2006年起,在山西省吕梁市临县6个乡(镇)的6个行政村,开展了"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每个试点村成立一个扶贫互助合作社,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1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对本村农户发放小额信贷.扶贫互助合作社成立一年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农户发展所需资金短缺问题,对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创新做出了有益尝试.     

委托代理框架下的农村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益研究——基于鄂东北国家级贫困县30个典型乡村的调查

长期以来，防范、杜绝农村财政扶贫资金低效使用，一直是农村扶贫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对鄂东北国家级贫困县30个典型乡村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对农村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展开分析。分析发现，接近委托代理链条末端的县、乡镇政府既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扭曲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也可能达成合谋，对农户隐瞒财政扶贫资金，对省或中央有关部门夸大贫困程度，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扶贫资金。据此，提出了提高农村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益的具体对策。     

扶贫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对兴县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的调查

兴县是我省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1985年以来,我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精神,在多方面特别是资金上给予兴县诸多的扶持和优惠,帮助其改变落后的面貌,尽快实现脱贫致富。在过去7年中兴县共得到国家和地方各种渠道的扶贫资金4741.92万元,全方位投放,生产条件得到改善,经济社会发展初见成效。但是,扶贫资金使用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尚需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     

四省藏区多维贫困空间分异及基层能力建设

四省藏区作为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后程的重点和难点。基于2014年采集的“十二五”期间全国“整村推进”项目村基础数据,借鉴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对四省藏区村域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分解,并基于拓展的能力视角探讨了村级组织能力禀赋对四省藏区村域多维贫困状况的差异化缓解作用。结果发现:除经济贫困之外,四省藏区还遭受基础教育和生产生活条件等维度的多维贫困,且存在空间异质性,云南和青海藏区是四省藏区中多维贫困问题最严重的区域;生活水平条件和村域发展资本维度对四省藏区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最高;基层组织能力禀赋会显著影响四省藏区村域的多维贫困状况、缩小地区差距,在深度贫困地区更加显著。根据研究结论,从覆盖基础教育设施、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基层组织能力建设三方面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减贫效果评估

长期以来,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投入规模、 组成结构以及投入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级政府减贫政策的落实.本文采用2009—2019年的中央和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总量投入还是人均投入都显著降低了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在分配过程中能更加有效地兼顾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和贫困深度,向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倾斜,具有显著的"均衡效应";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在总量上不具有经济意义的显著性,在人均投入上不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性,各省份在分配省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时,没有统一的标准,多是根据自身财力酌情安排,导致省级财政投入存在明显的"财力效应".本文从应对不同贫困类型的财政支出政策设计、应对贫困问题的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以及财政资金投入的绩效管理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扶贫资金投向现状及建议

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我国继续把扶贫开发作为对农村的一项重要工作,进一步加大了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这对贫困县和广大贫困群众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但是,近年来,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速度不断下降,与扶贫投入的不断增加形成强烈反差,并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扶贫成效高低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其中扶贫投入的总量和使用结构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在因素。虽然多年来国家已在财力范围内尽可能地增加了扶贫投入,但是关于扶贫资金使用结构的问题却鲜有扶贫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进行研究。为此,财政部农业司扶贫处课题组专门赴河北平山县、甘肃会宁县和云南巍山县三个贫困县进行农户抽样调查和参与式评估,并结合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提供的县级和农村住户级统计资料,重点分析了我国扶贫资金的重点投向、不同投向的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以及农户在资金投向方面的实际需求。在此基础土,提出了今后扶贫资金投向的优先领域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要使我国的农村扶贫工作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不仅需要关注资金的总量,还需要关注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向和扶贫效果,以及财政扶贫投资是否满足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实际需要。     

社会扶贫的意义和机制创新

实践证明，在坚持政府主导扶贫的前提下，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扶贫济困，开展社会扶贫，是加大扶贫攻坚力度、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有效举措。如何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认识社会扶贫的意义、作用及其面临的机遇、挑战，推进社会扶贫工作的机制创新，发挥社会扶贫在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新农村建设中的助推作用，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对河北省坝上地区稳定脱贫的建议

河北坝上地区指张家口市北部四县、承德市北部两县 ,地处华北平原向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带 ,海拔在 130 0米以上 ,生态环境脆弱 ,地理气候条件恶劣 ,是贫困地区。改革开放及后来实施的扶贫开发政策 ,加快了这一地区的发展步伐。特别是自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 ,更是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扶持力度 ,采取了扶贫项目到户、扶贫资金到户、扶贫措施到户、扶贫效益到户的扶持方式 ,使贫困农村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贫困户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是由于受自然、社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脱贫标准很低 ,解决温饱不稳定 ,据统计…     

深度贫困发生与破解的理论和现实问题——2019年深度贫困破解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深度贫困的高质量破解已成为我国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议题。2019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为攻克深度贫困，推进反贫困理论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深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与高质量退出研究”（18AJL013）课题组共同举办的“2019年深度贫困破解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6月29日至7月1日在四川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学术期刊和政府部门的50多位专家学者和脱贫攻坚一线工作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开幕式由四川大学贺立龙副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课题组负责人、四川大学朱方明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杨万东教授分别致辞。与会代表们就破解深度贫困的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议题进行了研讨。 一、贫困成因和特征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复旦大学陈学彬教授以“人的贫困”为主题，剖析贫困发生的制度性根源。他认为，贫困地区教育的缺位和贫困人口的知识落后是导致贫困群体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并陷入“贫困陷阱”的重要原因，这也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和精英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很难惠及深度贫困群体。由于具体制度设计上的不足，导致了助学资源资助对象识别不精准和农村大学生“逃离”乡村向发达地区流动的两个现实矛盾。为此，陈学彬提出，脱贫攻坚应主抓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对适龄贫困儿童给予足够的生活补助。同时，针对贫困大学生的求学和就业困境，建议加大贫困生助学金支持力度，适当减免贫困助学贷款的还款负担，并与贫困生源地服务年限计划配套实施。 西南民族大学郑长德教授提出，自然地理禀赋不利和社会发育不足共同导致了深度贫困地区陷入贫困的空间发展陷阱。深度贫困地区通常具备高、寒、大、岖、远、边的地理特征，人口的生产生活基础薄弱，远离交易市场和政治经济核心区，区域分割严重，形成了自然经济和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发展水平低下。而个别少数民族“一步跨千年”式的社会阶段断层、宗教信仰中的部分禁忌，都与交易经济不相适应。此外，深度贫困地区长期存在的“等靠要”思想和“婚丧嫁娶”等铺张浪费的传统习俗，更是深度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推手。因此，郑长德提出了投资于人和投资于地的扶贫战略选择。 四川大学贺立龙副教授系统梳理了从经典作家到现代反贫困领域的重要理论文献，对贫困理论的学说史、深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深度贫困退出的质量和效率、中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前沿命题与启示等内容做了详尽的文献考察。他提出，新时期深度贫困问题研究，应从三个维度分别考察。一是阶段特征，反映为脱贫目标的质量导向。转变单纯追求脱贫进度、重数量轻质量、重投入轻效率、重结果轻成本的扶贫模式，更加强调质量与效率。二是贫困特性，体现为深度贫困的结构性特征。相比一般贫困，深度贫困表现出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杂、类型多、分布广、蔓延久的复杂特征。三是国情属性，表现为贫困发生与脱贫战略的中国特色。相比国外深度贫困或极端贫困，我国深度贫困有显著的空间和群体异质性，存在生态、民族、文化等多元因素，脱贫表现为增长减贫和精准扶贫结合，开发与保障共举，体现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贺立龙认为，对我国当前深度贫困的研究，应由关注共性致贫成因、一般贫困特征与减贫路径的总体性分析思维，向注重贫困异质性与脱贫差异性的结构性分析思维转变。 大小凉山地区作为彝族聚居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四川大学王卓教授就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做了主题发言。她提出，贫困的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极端形式，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资产与资源的赤字从父辈传递到子代，即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的传递。从社会学视角理解，贫困的代际传递可以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固化。通过对四川省和云南省彝族聚居区的实地调查，发现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突出，受访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发生率达到93.6%。王卓的研究表明，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机制是人力负资本和经济负资本的传递和累积；彝族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的健康状况和教育程度对于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影响，并逐渐形成彝族社会的阶层固化；子代的非农就业和兼业对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作用。对此，王卓从提高贫困群体的健康意识，提高教育扶贫政策的覆盖面和施策效率，加大移风易俗工作力度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新时期深度贫困破解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精准扶贫脱贫的重要讲话，成为我国新时期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重要指针。西南财经大学李萍教授以制度审视的视角，对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做了主题报告。李萍认为，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的“本色”是由其制度“底色”决定的，有必要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深入研究二者的逻辑关联。她进而阐释了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其一，“发展性减贫”是根本特征，其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集中概括为新发展理念，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产业发展、共享发展与贫困者可行能力发展三个方面。其二，全方位的精准要求下减贫规律的新探索，包括提高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保障扶贫资源分配公平、兼顾扶贫资源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消除绝对贫困。其三，党领导下的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机制。她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习近平精准扶贫脱贫重要论述的三大实现机制：从GDP指标转为扶贫绩效指标、从经济增长导向转为民生共享导向，通过层层落实责任，将精准扶贫脱贫压力在各级地方政府间逐级传递的晋升锦标赛激励机制；通过直接方式或间接方式动员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扶贫脱贫资源动员机制；通过市场杠杆和政商关系引导各类资本下乡投资经营的资本带动扶贫机制。 深度贫困人口不仅广泛分布于深度贫困地区，也分散存在于非贫困地区，而非贫困地区更容易成为脱贫攻坚的死角和盲区。四川大学朱方明教授聚焦非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人口，提出非贫困地区深度贫困人口具有居住分散、致贫原因多样复杂、劳动能力严重不足、家庭结构不完整等特点。与深度贫困地区相比，社会对非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人口重视不足，扶贫力度相对较弱，扶贫工作的规模经济性和扶贫效果不够显著。朱方明进一步提出将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将针对农村孤寡老人的扶贫工作与社区养老结合起来等政策建议。 贫困问题与收入分配问题紧密相关。黑龙江大学乔榛教授以新中国70年的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为主题，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事实和理论实践根据进行了发言。乔榛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经历了从初创到构建再到重构的变迁过程，在理论上遵循了马克思的收入理论，在实践上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最重要的现实依据，以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为逻辑主线，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协调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这为深度贫困的研究和破解、正确处理扶贫脱贫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收入分配的结构化视角。 四川农业大学臧敦刚副教授就四省藏区微型金融扶贫的特征和问题做了主题发言。他提出，四省藏区微型金融扶贫主要存在三大特征。一是扶贫难度大，具体表现为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的脆弱和社会人文、金融发展、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的落后。二是微型金融扶贫政策支持力度大，体现为针对微型金融扶贫的一系列支持政策。三是微型金融扶贫模式的多样性，如“云南邮储”模式、云南农信“电子商城”模式、青海藏区卡阳模式以及四川藏区的“六月红花椒”间接扶贫模式等。当前四省藏区微型金融扶贫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一是扶贫小额信贷瞄准的精准度较低，同时藏区对于扶贫小额信贷的需求不足；二是扶贫小额信贷期限短、额度小，无法覆盖藏区的特色农牧业产业周期；三是扶贫小额信贷担保方式主要采取政府担保和个人信用担保，还款风险有待防范；四是正规金融借贷在藏区仍占主导地位，而非正规金融特别是寺庙借贷的存在对于扶贫小额信贷会形成冲击。此外，信贷资金用途固化、微型保险覆盖面不足等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有学者对于普惠金融助力脱贫攻坚的实际成效存在疑虑。上海海事大学米晋宏副教授基于美国部分群体由于房地产市场价格剧烈波动而陷入“赤贫”的事实，结合我国深度贫困人口普遍存在的脱贫能动性不足、返贫风险大等特征，提出普惠金融在长期的扶贫工作中可能存在局限性。 浙江师范大学曹荣庆教授结合大量少数民族子女在浙江省就读的现象提出，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可以利用民族政策，加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在教育、就业等方面的联系，实现少数民族聚居区变“一步跨千年”为“一步跨千里”。同时强调要着力解决针对少数民族群体存在的办事流程繁复和歧视对待的问题。 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践进展与突出问题 朱方明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当前针对非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深度贫困的认知和界定不够清晰，基层干部对于深度贫困的理解和把握片面，将收入作为唯一的核心指标，并笼统地将残疾人、病人、孤寡老人以及失去双亲的未成年人等界定为贫困人口，反而对家庭人口、财产存量、劳动力状况、精神生活状态、社区环境和社会参与等方面考虑不足。二是扶贫对象不精准，在扶贫实践中存在“撒花椒面”式的扶贫对象泛化现象，致使部分非贫困人口得到救助，造成稀缺扶贫资源的浪费。三是社会托底标准低，当地一般4元/人/天的生活补助和较低的医保报销标准，对于没有生计来源、家庭财产和劳动能力的深度贫困人口来说不能切实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四是缺乏持续有效扶贫方式，扶贫政策对于散居的深度贫困人口仅有托底资助和临时慰问，部分贫困户退出后的生计方式持续性不足，脱贫质量有待提高，综合型贫困问题无法得到根本上的解决。五是扶贫工作组织系统层级多、链条长，扶贫脱贫信息由中央、地方直到乡镇社区层层上传下达，存在流于形式的风险，同时造成信息传递误差和人情关系干扰的问题，导致扶贫资源漏损、扶贫效率不高。 四川省扶贫开发局覃佳就四川省脱贫攻坚的顶层设计和难点问题进行了分享。四川省在2015年开创了以全会形式研究扶贫举措的先河，出台了10个专项方案。2016年起，四川省每年制定若干扶贫专项，成立了由省长挂帅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将高原地区和彝区藏区作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作为脱贫攻坚的“硬骨头”，彝区藏区脱贫呈现宗教民族问题交织、发展起步晚、自然环境条件恶劣、产业基础差、产业链条短、教育基础差、医疗落后、干部能力有待提升、人民群众脱贫意识滞后等特点。下一步，要把握实事求是原则，将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人口的高质量脱贫摆在优先位置，聚焦精准帮扶举措，同时保障产业发展，尤其要树立贫困户主体意识，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县委副书记何述斌介绍了藏区德格县脱贫攻坚的情况。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德格县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2746%下降到2019年的648%，扶贫成效显著。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大，与之并存的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资金压力大。他提出，资金短缺、疾病频发、劳动力匮乏、技术不足是该县贫困人口的主要致贫原因。在因病致贫方面，该县地处包虫病高发的高原地区，慢性疾病多发；在劳动力短缺致贫方面，该县呈现出家庭人口多、单亲家庭多、未成年人多、老年人多、病残多、劳动力少的“五多一少”的特点；在因缺技术致贫方面，该县生产技术和教育落后，农牧业的规模经营受限。此外，高原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以及所形成的“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对传统落后的社会习俗，都制约了当地生产经营活动和交易经济的发展。他指出，除了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突出以外，该县临界非贫困户的生存和发展也存在较大困难。 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扶贫开发局局长罗光洁围绕兴文县扶贫工作的创新实践和成效进行了分享。针对贫困对象的“精准”识别问题，兴文县通过对贫困户进入程序的细节做出针对性规定，来杜绝因邻里关系疏远、评价不切实导致落选和因领导亲属关系而入选的问题。针对贫困人口、贫困户的动态监测和统一管理，该县通过创新研发大数据移动平台，使扶贫干部、工作人员随时掌握全县贫困人口的家户基本信息，方便扶贫工作的开展。 贵州民族大学张贵祥副教授介绍了贵州山区百合产业扶贫的情况。贵州山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经济、文教、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针对复杂的地理条件和贫困现状，结合生物资源丰富的先天优势，通过对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潜力等因素构成的指标体系优选产业扶贫，使得百合产业成为带动农户脱贫的特色产业。他进一步提出了特色产业扶贫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首先在政府层面，需要处理好长效和短效的矛盾以及计划和市场的矛盾；其次在企业层面，需要在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产业扶贫带动模式的优选和建立公平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上进一步思考研究。 四、2020年后的深度贫困问题 郑长德认为，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后，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相比其他地区依然突出，只是贫困特征将发生新的变化。具体而言，表现为从绝对贫困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从农村贫困到城镇与农村贫困并重、从单维度贫困转向多维度贫困、从数量型贫困转向质量型贫困的新特征。他提出，为破解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认识深度贫困地区自身禀赋的特殊性。深度贫困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成为形成地区集聚力的主要条件，但同时也存在地理、人口素质和民族宗教问题等一系列分散力因素的干扰，分散力大于集聚力的现实，使得该地区面临要素和市场的双重弱集聚，抑制了区域经济发展。他就此提出构建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区域发展经济学，着力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的时间、空间和产业三个维度的问题，进而破解深度贫困。 贺立龙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对2020年后的扶贫工作进行了展望。在理论方法进展上，他提出应重视多维贫困理论与测度方法在中国的应用，借鉴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方法与经济发展质量概念，从结构性分布而非规模数量的视角，研究深度贫困的结构化差异与高质量退出，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深度贫困理论研究。在扶贫战略的转化上，全面脱贫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在我国的终结。在新阶段扶贫工作中，既要重视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演化”，也要防止相对贫困向绝对贫困的“落入”。在全面脱贫之后，应重视对临界非贫困户以及边缘脱贫村户的双向、动态识别，精准施策、靶向治理。在政策效果的检验上，他建议对小额信贷等精准扶贫政策的赋能效果与脱贫质量进行分析，提炼我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战略模式与制度优势，为全球提供中国智慧与方案。 贵州民族大学胡愈教授就贵州地区的扶贫实践，指出应重视在贫困摆脱之后的返贫防范工作。他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之后，贵州应重点防范“因赌返贫”隐患。为此，应着力解决贫困地区的就业问题，特别是国企改革后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他建议，要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将推进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健全贫困户参与的机制，克服“等靠要”的思想。     

中国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研究

文章从理论上总结扶贫资金支出对农村贫困的减贫效果,构建扶贫资金支出与农村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扶贫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的研究假设,以宏观调查数据度量我国农村贫困程度,揭示我国农村贫困的变化趋势,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对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动态减贫效果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正向减贫效果;以工代赈资金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深度以及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深度具有正向减贫效果,而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强度的冲击则显示出负向减贫效果;扶贫发展资金对农村贫困强度具有显著负效应。据此,文章提出改善扶贫资金支出结构的相关政策建议。     

精准扶贫思想的科学内涵及难点突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过程中,实现贫困群体进入小康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精准扶贫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贫困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具体体现。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需要深入理解精准扶贫思想的科学内涵,以有利于贫困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地区文化传承、有利于贫困个体发展能力提升为原则,不断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从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为精准扶贫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从继承传统文化出发,为精准扶贫找准实现路径;从提升个人发展能力出发,为精准扶贫提供可持续性保障。     

南部山区扶贫探析

自1997年3月份区、地、县三级扶贫工作队员进驻扶贫主战场．全面开展扶贫攻坚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确实下了功夫，为贫困群众办了实事。特别是南部八县在扶贫工作组的直接帮助下，打胜了春耕生产第一仗，取得扶贫攻坚的初步胜利。但是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进行，一些问题     

我国政府开发式扶贫资金使用绩效的评估与思考

改革开放近30年的实践表明，政府开发式扶贫资金对贫困地区解决温饱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资金使用绩效有待进一步提高。以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例，2002--2004年各年中央和省两级政府扶贫资金投入总额分别为：210．6亿元、216．7亿元和229．5亿元。同期，绝对贫困人口分别为：1752万人、1763万人和1613万人。三年贫困人口人均政府扶贫资金为1280元，     

民族地区经济贫困的文化根源探析——以云南为例

经济贫困就其实质而言是文化贫困。云南民族同胞观念文化中生产上以农为本、交换意识缺失、分配上平均主义、消费上平时节省与节庆铺张并存等时差意识固化；信息文化中劳动者文化素质低、发展能力匮乏以及制度文化安排的残缺导致保障能力弱是造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主要根源之一。实现全面小康，亟待变更陈腐观念、提升劳动者发展能力，变迁制度文化，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供观念先导、智力支持、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     

浅议贫困地区乡镇扶贫资金管理体系建设

国家在乡镇一级投入扶贫资金,主要是为了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需要,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然而,着眼现实,在贫困地区乡镇扶贫资金管理中,却存在了诸多的问题,阻碍和影响了乡镇扶贫资金的正常、有序化运行,未充分发挥出扶贫资金应有的效益.作者身为一名财政资金管理人员,就如何加强贫困地区乡镇扶贫资金管理体系建设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我国扶贫开发专项资金分配研究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深入推进扶贫开发,加快贫困地区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如何科学合理的安排使用国家扶贫专项资金,是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扶贫资金分配问题无论是在1980年代的大规模区域性扶贫开发,还是1990年代的以重点贫困县为主的扶贫攻坚,以及21世纪扶贫开发纲要实施中的整村推进,一直都是各方面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随着地方财力的增强,各省财政中也安排了较大规模的扶贫资金。本文着重讨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分配,通过研究我国扶贫开发专项资金的分配方法,提出有操作性应对措施。     

基于模糊集方法的贫困识别模型构建

目前我国对贫困进行区别的方法主要采用的是贫困线,低于该线即被划分为贫困人口,能够享受国家的众多扶贫资金,但是对于贫困线上的"边缘群体"来说,生活仍然很贫困,却由于收入高于贫困线一点而与国家扶贫政策无缘。面对这种"一刀切"的不足,文章采用模糊集方法构建了一个多维模糊贫困指数来对贫困人口进行有效识别并确定其贫困程度,将贫困人口分为高度贫困、中度贫困和轻度贫困三个层次,以便根据其不同的贫困程度采用不同的扶贫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