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市场高空置率现象及其博弈解释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存在着高隐性空置率的现象,本文利用博弈工具,依据双方叫价拍卖模型,构建房地产市场交易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通过分析提出隐性空置率的产生和持续上涨主要是由于房地产开发商和房地产投资者即炒房者乐观供给预期过度,而消费者乐观消费预期不足所造成。并据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为什么房地产政策会失灵

文章探讨了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大幅上涨的原因,通过分析房地产市场的利益格局,以及这种利益格局下的利益博弈是如何导致中央房地产政策在基层失灵的,提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首要手段是增加供给和政府的积极作用。     

预期、不可置信的承诺与政策失效——来自房地产行业的实证检验

本文结合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典型事实,通过建立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与实证研究,分析了公众预期对经济政策效果的影响。文章的结论表明,由于政策效果的事前不可观测与事后执行当中的逆转,房地产调控政策成为不可置信的承诺;在社会公众理性预期的基础上,政策承诺的不可信导致调控政策失效;预期与政策承诺的不可信是房价的G ranger因,且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预期与政策承诺的不可置信性对房地产价格有着长期的正向动态影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逐渐增加。     

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预期

文章通过构建房地产均衡市场模型,在风险中性的假设前提下,利用无套利均衡定价原理,发展了从房地产价格波动中分离出市场通货膨胀预期的新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实证研究发现,房地产预期收益率与通货膨胀预期之间确实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最后,文章提出将房地产价格纳入到居住类消费价格指数中去以减少货币政策认识时滞的政策建议.     

基于两个联盟转换的房地产市场管制与反管制博弈分析

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过高,中央政府的管制政策效果甚微.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结成"反管制联盟"对抗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文章通过建立重复博弈和联盟博弈模型,得出结论,中央政府应通过策略调整,瓦解"反管制联盟",并与地方政府结成"管制联盟",共同治理房地产市场.最后,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预期、市场基本面和房价拐点

本文使用动态面板模型差分广义矩方法和固定效应静态面板方法估计房地产价格决定模型。得出结论:当期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预期收入和预期房地产收益率是房价持续快速上涨的主要因素。该模型可以解释我国房地产价格自1999年以来的快速上涨以及2004年和2007年房价增长的拐点。最后得出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增加用于住房的土地供给量,其次在住房保有环节征收房产税。增加土地供给、征收房产税可以降低市场参与者对房价持续走高的预期从而稳定房价,保证住房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住房需求抑制还是土地供给调节:房地产调控政策比较研究

为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实施了多轮房地产调控,调控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住房需求抑制和土地供给调节两种类型.对于这两类调控政策效果的优劣,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文章通过构建考虑信贷摩擦和房地产抵押担保效应的新凯恩斯模型,考察了住房需求抑制和土地供给调节这两类房地产调控政策对房价的调控效果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抑制住房需求在促使房价下跌的同时,也会减少房地产投资和财政支出,进而降低总产出,但有利于增加私人消费和优化社会资本结构;而增加土地供给在抑制房价方面同样有效,且对宏观经济特别是非房地产部门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从整体上看,在不考虑土地供给限制的情况下,相对于住房需求抑制,土地供给调节可能是更优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从“囚徒困境”看房地产企业土地囤积行为

房地产行业的土地囤积现象由来已久,房地产企业囤地行为的产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市场炽热中的冲动和非理性。事实上囤地行为是一种博弈行为,其动力源于企业对土地的未来乐观预期。在土地囤积的"囚徒困境"中,土地供给、住房需求以及主体偏好之间具有相互影响力,并由此产生了资金风险、国有房地产企业的新"地王"现象等问题。就政府而言,应以制度迫使房地产企业理性扩张,谨慎拿地,促使整个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刚性、市场结构与金融——关于房价的Carey(1990)模型扩展

房地产市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市场,其价格决定较一般商品更为复杂,同时房地产又与金融的关系十分密切,因而房价的决定一直是理论界比较关心的问题.本文根据Carey(1990)模型,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短期供给刚性等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质,构建了一个房地产价格的模型.我们发现在不同的供给条件下,市场结构和金融资源的政策含义是截然不同的.本文还运用中国的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利用该模型对最近我国宏观调控下房地产市场一些典型性事实进行了解释.     

削弱房地产投机动力的政策设计

抑制过度投机是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文章基于投机动力与预期的关系分析了我国房地产投机动力强劲的诱因。从防止金融危机角度提出了防止房地产业危及金融业的政策建议,从削弱投机动力降低投机预期收益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指出大力发展科技,削弱房地产投机动力,调整经济结构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需要。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