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家族矛盾协调机制的建立

家族企业作为家族的一项重大事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族成员、企业员工的和睦相处与携手共进。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给企业带来的是强大的凝聚力和良好的企业绩效。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家族企业都能做到这一点。一些家族企业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往往因为不够重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管理,特别是不能正确处理     

家族企业所有者间控制权配置选择与演进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引入家族性利他主义规则制度变量，探讨了投资者权益司法保护与家族性利他主义规则两类制度变量对家族企业所有者间控制权配置选择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两类制度变量约束下的投资者权益保护状况越好。则所有者间控制权或。股权配置可能的分散程度就越大。司法保护制度变量的状态决定了控制权或股权的分散配置是否能够突破家族的界限。并且上述结论对中国家族企业的未来演进具有现实的含义。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家族社会资本

家族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族社会资本的多寡对传承过程的影响,二是传承前后家族社会资本的变化对传承结果（业绩）的影响.家族组织内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利于传承的平稳顺利进行;传承前后家族社会资本的变化越小,就越有利于传承后企业业绩的稳定.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信任、利他主义、权威等家族社会资本是下降的,而家族组织制度和家族文化方面的社会资本却有上升的可能.因此,为了保证传承的顺利和成功,要加强制度、文化性社会资本的建设和积累.     

社会情感财富、 创新环境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

本文基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以 2015～2019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社会情感财富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创新环境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本文将社会情感财富分为 4 个维度：家族控制、政商关系、家族认同和代际传承意愿。研究结果表明：家族控制和家族认同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有消极影响；政商关系和代际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有积极影响；家族企业所处区域的创新环境会缓解家族控制和家族认同对创新投入的消极影响，并加强代际传承意愿对创新投入的积极影响。     

信托持股上市科创板破茧而出:问题与希望

科创板3家公司的审核实践表明,监管者对信托持股持更加包容的态度,持股比例不高的家族信托持股也基本得到了认可,但是实际控制人完全以信托方式持股上市的案例目前尚未出现,须待市场和监管合力进一步打破禁锢,探索接受实际控制人完全以家族信托持股方式控制公司的模式信托持股的上市障碍家族财富传承一直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富豪们永远关心的话题。自公司出现以来,公司成为富豪们财富的重要载体,对家族财富的管理和传承也逐渐演变为对公司的财产管理和传承设计。     

从家族企业到企业家族

一个家族企业想要保持基业长青,成为企业家族,需要做哪些工作?我们听一下家族企业专家兰德尔·卡洛克教授的观点。家族企业创造了这个星球上大部分的财富,财富500强中1/3是家族企业,其中包括嘉吉公司、米其林、LVMH、宝马、沃尔玛等。标普500中家族企业的业绩远胜于非家族企业。所有的家族企业都有辉煌的第一代,然而,"富不过三代"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虽然日本有经营了上千年的家     

向家族企业学习过冬

在经济景气时期，股权较分散的公司比家族经营的公司更能赚钱。但在经济萧条时期，家族企业的表现却远远超出非家族企业。同时，在1997至2009年的商业周期中，所有国家的家族企业，其长期财务表现都要优于非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家双重性特征与家族企业融资决策——来自中小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高阶理论为依据,从管理者的角度研究家族企业家双重性特征与家族企业融资决策的关系。基于2004~2007年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家族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家的性别、任职年限、政治身份、企业家的风险倾向、控制权偏好与家族企业融资决策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实证研究没有发现企业家年龄与融资决策的相关性。本研究对高阶理论在我国中小家族企业中的应用是一个有益的补充,该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研究家族企业的融资决策时,必须考虑到企业家的相关特征。同时,本文对于更好地理解家族企业的融资行为,优化家族企业的融资结构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福耀的家族之治

纯粹的家族公司，其董事会却被本刊评为2004年最佳董事会之一，福耀走了怎样一条路?其模式对其他家族企业及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有何镜鉴?     

读书

中国的家族企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尽管绝大多数还处在第一代掌控阶段,然而,创业的第一代企业家们不可避免的要开始面对企业传承发展的问题。作者对近20年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的200宗家族企业传承案例中显示,家族企业在代际传递过程中都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新旧企业掌门人交接年度及此前5年,家族上市公司的市值在扣除大市变动后平均蒸发了60%！而且这一情况在下一代接棒后也没有起色。     

家族和民营企业的董事会与公司治理

家族企业：既是原始的也是现代的 家族企业是一种古老而常新的企业形式，它的起源可能已经无从考证，其现代新版本可以随手拈来。从一人、夫妻、父子、兄弟掌控到一个复杂的家族系列各种形式都有。创业者个人或家族的理念不同可能导致家族企业在制度形式和组织发展上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径。既有完全一人掌握股权的成功典型．也有不断稀释股权，创业者最后只占百分之二三的优秀范例。     

论家族企业家族化水平的测定原理与方法

本文通过引入家族成员之间的血亲关系距离这个概念，提出以业主或者是法人代表为中心，确定家族成员的亲等指数，并以此作为权数测定家族企业家族化水平的原理，从而建立了从所有权与控制权两个方面以及二者的结合，测定家族企业家族化水平的方法模式。最后以四川新希望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天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进行了检验。     

修复家族企业治理文化

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文化要取得成功，必须首先注重一个“和”字，要保全所有家族股东。因为家族企业的根基是血缘，基于血缘的情感才是最关键的要素，而感情不能轻易破坏。     

家族控制中的亲缘效应分析与检验

本文以家族企业的全部家族成员为分析对象,探讨了不同亲缘关系的效应,得出以下结论:由单一家族成员控制家族企业的乏亲缘关系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核心家庭对企业绩效的改进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股权控制中,在家族管理权控制和金字塔控制中此效应并不明显;近亲关系对企业绩效的提升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尤其是在管理权控制机制中其效应更加明显;远亲关系的作用方向不太稳健,在股权控制中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在管理权控制和金字塔中控制中则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不同控制机制下的亲缘关系对企业绩效的边际贡献存在差异,即不同的家族控制模式应相机地选择不同的亲缘关系组合以改善企业的治理效率。     

慧聪网CEO郭凡生：——大家应当充分理解家族企业

企业从创业到逐渐做大、做强,非家族成员、非创业团队成员对企业的忠诚问题,往往成为企业诸多问题的核心,而没有企业制度的创新,家族企业要"基业长青"就只能停留在幻想层面     

赋予股权还是泛家族化——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治理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非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探讨职业经理人治理模式对家族企业决策质量的影响。本文验证了和经营业绩一样,职业经理人持股与战略绩效也不存在直接关系,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探讨职业经理人持股如何通过引起家族成员不公平感,而对家族企业决策质量产生影响。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职业经理人持股作为西方广为提倡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在中国情境下与家族企业决策质量并无直接关系。相反可能因为导致家族成员产生的不公平感,从而降低家族成员决策承诺,进一步影响家族企业的决策质量。最后,我们通过实证得出结论,在中国现有情境下,通过泛家族化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基础之后,再将股权向职业经理人进行合理配置,应该是较为理想的途径。     

创始人权威、控制权配置与家族企业治理转型——基于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的案例研究

以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为背景,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家族企业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及治理后果。研究表明:随着规模扩大、参与国际竞争程度提升,传统家族权威治理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引入职业经理人是我国家族企业治理转型的必然趋势;诸如国美等治理实践中频发的"控制权冲突",根源并不在创始家族的控制权让渡,而是源于权力制衡缺失引发的控制权私利;优化权力配置,形成核心控制权、一般控制权和现金流权之间的合理匹配与均衡,是实现创始家族和职业经理人互惠相容,确保治理转型成功的关键与微观基础。本文从控制权视角深化了对家族企业治理的理解,也为化解当前我国家族企业"集体转型之痛"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借鉴。     

欧莱雅：百年传承的第三条道路

利利亚娜、雀巢与欧莱雅之间稳定的三角结构,为家族企业在保持家族所有—家族控制和转向机构投资者主导—职业经理人控制这两种模式之间,提供了一种中间道路或说是第三条道路——家族和真正的战略投资者共同稳定持有—内部成长的职业经理人管理     

霍英东家族争产风波警示

正当家族内部出现纷争和矛盾时,设计再精妙的传承工具,也不能保证传承计划顺利执行。企业家们在考虑传承规划时,更需要建立相关的家族治理机制来确保这些工具发挥作用再精明的商人也有失算的时候,香港已故企业家霍英东在遗产安排这件事上,不可谓不精心周密,却还是避免不了去世之后子孙为争产对簿公堂的憾事。港澳一直不缺豪门争产的新闻话题,迭宕起伏的豪门恩怨,普通人不过看个热闹,而对于富豪榜上的内地企业家们,心中恐怕另有一番滋味。财富传承是他们迟早要面对的人生考题,如何避免家族成员因利     

远东的社会化实验

家族和企业,这两种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交织在一起,衍生出无数故事。相对于模糊的“民营企业”,家族企业这个词更加直截了当。如果说中国的家族企业是伴随着不可名状的忐忑与低调实现了高速发展,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则终于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思路由政策推进转为法律保障,这次“两会”因“中国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受宪法保护”被明确无误地写入宪法而牵动了太多工商业者的心。 根据全国工商联统计,目前中国GDP的一半来自于民营经济。而家族信用是民营企业初创时期的温床和摇篮这一假设,不仅在中国以及东方国家得以验证,在欧美国家也早已得到证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2001年所做的统计表明,在东亚国家和地区(除日本外)的上市公司中,由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比例,最低的是菲律宾(44.6％).最高的是香港地区(66.7％);欧洲各国的上市公司中,由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比例,最低的是英国(23.7％),最高的是法国(64.8％)。 但置身于阳光下的中国家族企业群体能否真正破茧而出,迎来更蓬勃的成长?体制带来的效率优势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撑它们内在的竞争力?在家族企业面前,横亘着“战略能力”、“职业管理体系”、“持续融资能力”、“产权与资本结构”、“以血缘和亲情为基础的企业文化改造”等等诸多难题。这些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