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视角下黄河流域生态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及溢出效应研究

城市群是能够兼顾黄河流域生态治理整体性与差异性的重要治理单元。运用SBM-DEA方法测算2007—2018年黄河流域五大城市群51个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利用修正引力模型构建城市及城市群生态关联网络,分析流域城市群生态效率时空格局演化规律及网络关系。研究发现:黄河流域生态效率整体呈持续改善态势,其中呼包鄂榆城市群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生态效率水平较高,中原城市群与兰西城市群生态效率水平相对较低;各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生态效率更高,城市群交界区域容易形成"生态洼地";五大城市群之间生态关联强度则呈"U"型变化;中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生态溢出能力较强;个体城市之间表现出典型的"高位溢出、低位吸纳"的生态溢出效应。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生态效率及其时空跃迁特征

伴随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区域内产业生态效率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文章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和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法,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测度了城市群内产业生态效率及其时空跃迁特征。结果表明:(1)2000—2014年长三角城市群大部分城市产业生态效率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其中苏州、上海表现最好也最为稳定。(2)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核心区域城市扩散效应不断增强,"东部独大"特征显著,局部城市空间差异明显,核心区域差异逐渐减弱,整体空间自组织效应增强。(3)各城市产业生态效率空间结构的跃迁正向整合程度明显,部分城市之间存在着转移惰性,滁州的空间依赖方向表现最为稳定,镇江的波动性最大。     

中原经济区城市空间联系及其网络格局分析——基于城际客运流

利用中原经济区城际铁路与公路客运班次,分析城市间空间联系格局,再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阐释其网络结构特征,并对区域空间联系及其网络结构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原城市群内部的城市间轴线联系强度大于城市群以外的区域,郑州在空间联系中的中心地位突出。中原城市群内部的城市间首位联系突出,三类区域间城市的首位联系相对孤立,跨区域及中原城市群内部联系需要加强。在两类客运联系网络中,中原城市群内城市的平均中心度大于其他两类区域,呈现梯度递减的圈层结构,中原经济区中郑州、洛阳等8个城市处于网络中的核心位置,边缘城市与地理区位相关,城市群对区域的联系网络控制力较强,且中心实力、交通设施、区域政策能够较好地反映空间联系及其网络格局的形成。     

高铁时代下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重构——基于社会网络分析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网络密度、中心性和凝聚子群角度,分析高铁时代前后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演变。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迅速提高;各个城市的点出度和点入度都在不断上升,中心城市对外辐射增强;网络中心势有缓慢下降趋势,城市群存在不对称和不均衡的现象;城市群城市的接近中心度在逐年提高,城市间联系更加紧密;城市群中间中心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网络结构逐渐趋向均衡;长三角城市群划分成4个子群,大部分子群之间联系强度要大于整体网络密度;高铁建成后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得到优化。为了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内资源有效配置,既要发挥"一区两点"对外辐射作用,也要改善边缘城市对外交通设施。     

专业化、多样化与产业增长——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本文以中原城市群两位数产业为对象,利用中原城市群9地市1998～2006年的相关数据,构建增长模型,通过分城市和分行业的回归分析,探讨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和其它因素对城市产业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产业专业化对产业增长的作用为正,而多样化对产业增长的影响为负.分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总体相似,但专业化对洛阳起负向影响,多样化起正向影响.分行业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产业专业化对产业增长的正向显著影响.此外,资产、劳动和竞争度对中原城市群诸城市产业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生态文明建设相对滞后的矛盾日益凸显,生态效率的研究对于协调城镇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重大。基于2003-2017年长三角26市的面板数据,以改进的熵权TOPSIS计算新型城镇化水平,通过随机前沿模型量化生态效率,运用空间混合模型分析其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的生态效率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生态效率较低的城市拥有更大的提升空间。②较高生态效率的城市分布格局呈"Z"型集聚,长三角城市群已由中等效率主导阶段向较高效率主导阶段转变。③长三角各省市均达到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二次关系的拐点值,另外,提高能源利用率、合理引入外商投资、以技术推动经济转型能有效提高生态效率。     

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评估与空间格局分异

城市群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重点取决于城市群的发展质量及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构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对2016年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及内部所有地级城市进行高质量发展评估,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中下游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指数高于中上游城市群;②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中存在"中部塌陷",处于中部地区的中原和晋中城市群多个维度上低于东西部城市群;③城市群内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格局,核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外围城市;④行政等级高和区位条件好的城市往往拥有较高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受所处黄河位置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认为,黄河流域城市群应该加强核心城市对城市群整体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城市群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影响带动整个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欠发达地区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基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登记系统的金融机构微观数据,综合运用NNI、Ripley’s K函数和空间热点聚类等方法,研究1998、2008、2018年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格局、集聚特征及热点分区,采用泊松回归模型研究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分布不均衡,金融机构总体和细分行业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2)空间集聚程度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先增强后减弱,金融机构的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郑州—焦作—新乡和邯郸—邢台—安阳为核心的集聚区。(3)城乡居民储蓄是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集聚的核心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通联系、政府行为等因素的影响程度不断增强,人力资源、科技投入、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较弱。(4)作为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城市群,中原城市群与其他城市群一致,作为高端服务业的金融业倾向于布局在高等级城市,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影响,其金融机构集聚的影响因素与其他城市群有较大差异。     

产业集聚与城市生态效率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2004-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动态面板及面板门槛模型,从整体趋势、时间效应及非线性结构3个方面分析不同产业集聚模式差异与城市生态效率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的专业化及多样化集聚会在短期抑制生态效率提升,但长期促进作用显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改进效果相比单一产业集聚更为显著;不同产业集聚模式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存在门槛效应,两者之间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且存在集聚最优值;城市规模对产业集聚与城市生态效率的关系呈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在城市生态经济规划建设中,应加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建设投入力度,关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根据城市基础条件制定相应的产业转移战略,且不可集聚过度,注重发挥产业集聚对城市生态建设的正向促进作用。     

黄河流域城市群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空间网络分析

文章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2006—2020年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通过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及QAP方法研究耦合协调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态势,呼包鄂榆、山东半岛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较高,城市群内部高耦合协调度基本集中在省会城市。(2)稳步建设阶段的城市群耦合协调空间网络结构相较于引导培育阶段的城市群更为复杂。同时,各城市群内耦合协调空间联系具有明显的地域邻近指向和中心城市指向。(3)7个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较低,城市群内部空间联系较弱,城市群具有显著核心—边缘结构特征。(4)地理邻接、绿色创新一直是城市群耦合协调网络的重要驱动因素,而对外开放差异、交通设施差异却呈现抑制作用。     

中原经济区城市发展效率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中原经济区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5省3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DEA超效率模型,测算了中原经济区城市发展效率,探讨了中原经济区城市发展效率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及其分解特征,研究了总体空间分异状态。结果表明:各个城市发展效率存在明显的异质性,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及其分解值整体不高,发展方式仍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资源环境压力过大。中原经济区城市发展效率只在个别年份显现非常弱的集聚分布空间格局,郑州和洛阳等中心城市功能不强,难以通过“涓滴效应”成为带动中原经济区发展的动力源。     

FDI、环境规制与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利用黄河流域65个重点城市2001-2017年的面板数据,基于非径向、非角度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L指数,测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区位、时期差异特征,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①2001-2010年,上游城市增长动力源于绿色技术效率,中下游城市源于绿色技术进步,2011年以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普遍呈现增长趋势。②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FDI全时段、第二阶段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第一阶段正向影响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阶段的影响系数略小,且对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为负。③上游城市FDI在全时段、第一阶段影响为正,中下游城市在全时段、第二阶段影响为负,环境规制有正向影响,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仍是短板。相应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优化要素配置,注重规模效应,着力提升绿色技术效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制定差异化引资战略,提高FDI质量和水平;健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同监控机制,保障经济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加强绿色科技研发、提高投资成效和金融服务水平。     

多元要素流动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利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梳理多元要素流动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选取全局与局域莫兰指数检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采用3种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R&D人才流、R&D资金流和信息流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433，经济全面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明显偏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局范围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②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出以长沙为核心的单极化发展趋势，长沙的各要素流和综合流强度均明显高于其它城市；③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R&D人才流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与R&D资金流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协调发展与环境友好发展在城市群内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智能服务赋能创新型城市群建设路径研究——实体与虚拟产业集聚视角

从实体集聚与虚拟集聚双重理论视角,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智能服务水平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能服务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正向影响;受网络外部性影响,智能服务水平与区域创新数量呈“U型”单门槛特征,与区域创新质量呈先降后边际效应递增的双门槛特征;智能服务通过降低实体集聚要素流动的拥塞效应、增强虚拟集聚要素流动的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创新绩效。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以及其它城市群,智能服务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积极效应在东部地区、中心城市以及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更显著。     

中原经济区城市内在经济联系分析

基于城市流强度模型和城市间相互作用强度模型,以中原经济区29个城市为研究区域,对中原经济区的城市内在经济联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中原经济区整体的集聚和辐射能力较弱,经济发展尚处在初期阶段,郑州、洛阳的核心带动作用不够突出;②经济区城市内部产业部门分配上差距较大,城市内部产业间,城市间经济发展不平衡;③中低级城市数量较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④中原经济区内城市总体经济实力和城市综合服务能力之间尚不协调;⑤中原经济区内城市间经济联系不够紧密,以郑州为中心,呈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省际城市之间联系贫乏。据此,提出了优化中原经济区城市经济联系的对策,服务于中原经济区的发展。     

制造业产业集聚如何影响生态环境

以产业集聚外部性效应为视角,利用2010-2016年天津市南港工业园、逸仙科学工业园、现代产业园与微电子工业园4个制造业产业园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双重效应关系,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存在正负两种外部性效应,具体作用取决于绿色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中介变量。当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关系中作用不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会加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生态环境产生消极影响;当产业集聚水平较高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提高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生态环境具有积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的作用不显著。     

科技创新、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效率

以新型城镇化为主要视角,使用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9年的城市数据和空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识别了科技创新与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并考察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说明在中国产业集聚的负外部性大于其正外部性。(3)随着产业集聚度的提高,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效率的影响会显著提高。无论是OLS回归模型还是空间计量模型,文章的结论均具有稳健性,因此新型城镇化效率的提高在提高创新投入的同时需要合理规划产业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