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创新

臧学英在《城市》2009年第3期撰文，对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进程中制度创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一是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运行的体制框架，包括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规划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产业协调机制、宏观调控机制和政府协调机制等，为京津冀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二是政绩评价机制创新，主要是加快构建政绩评价的绿色GDP核算体系，     

促进成渝都市圈经济一体化的政策选择

为促进成渝都市圈经济一体化,都市圈通过政府间签署合作协议以及民间组织的协调进行了积极探索。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浓厚的行政区划意识、行政区为单位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以及雷同的产业结构仍然是成渝都市圈经济一体化的障碍。为此,应通过构建统一市场体系,创新政府区域管理运作机制,加强产业转移与承接的政策支持和构建利益协调机制等措施来促进成渝都市圈经济一体化。     

武汉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密切，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本文通过剖析都市圈地区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机理，构建都市圈地区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武汉都市圈9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分析了2007-2017年武汉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是的交互耦合关系，并对其影响动力因素进行识别。研究结果表明：（1）武汉都市圈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但是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镇化发展。区域差异程度逐渐减弱，空间上形成由“西高东低”到“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2）武汉都市圈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为初级同步发展类型，但各市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异质性明显，经济增长率高于耦合协调度的增长率。（3）内源动力对耦合协调度动力开发不足，外向动力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动力对耦合协调度呈不显著的负向作用。     

区域公共管理创新的动力与路径——以都市圈一体化为分析背景

都市圈的迅速发展提出了公共管理变革的诉求。推进都市圈一体化,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区域公共管理创新。区域公共管理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都市圈治理水平的需要和地方官员追求政绩的需要这三个方面。区域公共管理创新需要从法理与制度、管理与技术两个层面展开,具体来讲,就是要明确地方政府在都市圈发展中的角色,妥善处理都市圈内的府际关系,建立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同时,还要实行都市圈内公共政策一体化,引入多元治理主体。     

中央与地方政府自主创新行为的博弈与合作

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实施进度和效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好和合作态度。通过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就自主创新实施中动态博弈分析指出：分权化改革背景下形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目标取向和行动上的差异加剧了政策博弈,结果给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造成了阻力。中央与地方政府自主创新行为的合作则必须协调、明确各级政府自主创新战略的具体职责;重塑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构建激励相容、利益均衡的合作机制。     

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发展的制度分析

土地产权和政府与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安排是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形成的主要制度环境因素,现行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在取得明显制度绩效的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制度缺陷.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的发展必须围绕资源配置、激励、约束、风险保障四个方面进行,建立一个以政府为核心、土地管理部门为纽带、多部门协调的土地储备管理机构,健全土地储备收益分配和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土地收购储备相关法律制度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利益分配

妥善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只有利益关系和谐了,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包括社会关系才能和谐.当前,社会收入差距拉大是利益关系不协调的突出表现,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体制和分配政策.必须把协调好社会利益关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在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和收入分配市场化的条件下,通过政府再分配手段调节社会收入状况是实现利益和谐的主要途径.     

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研究

自主创新能力是体现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要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以相应的动力机制为基础。本文在阐述了自主创新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分别从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企业机制和社会机制四个方面论述了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并提出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模型。     

政治系统与和谐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

借用政治系统的理论分析了社会转型时期之政治系统中的核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说明了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和利益整合能力不足对社会利益分化趋势的不良影响。指出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过程中,必须从促进“政府自身与社会彼此和谐”与使政府有能力“促进社会自我协调机能的发展”两方面着手,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产业群外部协调能力的培育对策研究

产业群的核心能力由外部协调能力、内部协调能力和企业自身核心能力构成.产业群外部协调能力的培育,首先必须有地方政府在区位选择、产业选择及市场维护方面给予支持,在区位和产业上协调各方利益;其次,构建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种组织机构如大学、研究中心、中介机构、金融机构、政府组织等的地方网络,形成集聚效应;再次,加强文化培育,创新当地的文化环境,建立具有内在联系的群内文化基础.     

武汉城市圈政策网络治理:参与主体与治理模式

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既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中部崛起的中坚力量。但是,城市圈内各地方政府机构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形成了版图利益的冲突。这种利益冲突通过更高一级的政府来协调,行政成本巨大,而且改变不了根本的利益诉求。此外,城市圈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社会自组织机制的发展要求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分配格局。面对这种难题,经过国外大量实践证实的政策网络治理理论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本文在对政策网络治理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针对区域规划、公共产品供给、私人产品供给和民生等不同的政策领域,提出了政府机关为中心、政府引导下的私人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参与、第三方和私人企业为主政府为辅和全部主体参与四种治理模式。     

论我国煤炭行业监管体制中的利益冲突及其平衡机制

在我国煤炭行业监管体制中,府际基本利益的冲突与部门之间角色利益的冲突日益凸显,从根本上影响了行业监管的集中性、统一性与有效性.为了寻找各自的利益平衡点,必须从公平原则出发有针对性地确立权利、义务、利益相统一原则与权力、职责、利益相匹配原则,在此指导下,需要构建相应的立法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等利益平衡机制,从而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理顺现行的监管体制.     

长三角地区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基于经济的空间扩散与交通轴的分析

交通对经济扩散具有重大影响,可利用经济距离来分析研究长三角地区城市圈层结构.基于目前的交通轴与经济扩散圈层的关系,长三角仍是"之"字型点轴系统结构;该点轴系统结构的进化将趋向于网络系统结构;因此,应构造长三角大都市圈的广域交通体系.     

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要有一个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完善利益协凋机制,必须明确其重要意义、基本要求;必须建立健全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疏导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利益冲突化解机制在内的利益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协调作用;完善法律制度.     

集权与分权:基于中央政府的财政体制变迁分析

集权还是分权或如何集权和分权,是厘清财政体制改革思路和确定未来财政体制改革方向需要讨论的焦点。自上世纪70年代末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财政体制经历了包干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两次由中央政府主导的以利益诱导为主要手段的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的改革都有自身的成本和收益。财政包干制的制度特征决定了其具有中央政府难以控制的交易成本,并具有成本递增机制。分税制是一种长期的合理制度安排,但其成本机制也确实阻碍了中央和地方理想收益目标的实现。进一步的制度变迁方向,是在坚持分税制分权化制度变迁路径的前提下,通过改进分税制的具体制度设计来使更多的外部收入内部化,并须以实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级行政和奠定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制度规则的宪法基础为基本条件。     

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的理论模型

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是从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持党的生机活力的基本需要出发,立足党员群体的差异性特征而提出的。这一机制具有强大的促发精神动力功能、团结凝聚功能、利益协调功能、维护党内和谐功能,因而建立健全这一机制很有必要。但建立健全这一机制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必须坚持＂党内激励、关怀、帮扶相结合,激励关怀帮扶党员与激励关怀帮扶群众相结合,党内激励关怀帮扶与相关配套工作相结合＂的主要原则。     

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要有一个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必须明确其重要意义、基本要求；必须建立健全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疏导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利益冲突化解机制在内的利益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协调作用；完善法律制度。     

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投资机制的思考

我国的循环经济投资机制尚不健全,企业对治污缺乏动力,环保投资严重不足。应借鉴日本经验,完善政府投资主导机制,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建立环境投资的市场激励机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政府购买等方式引导企业积极投资,重点解决循环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和技术保障问题。     

地方金融监管：探本•问诊•治策

地方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地方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变迁、形势变化与现状问题、改革路径与政策建议等方面展开了研究。研究发现，地方金融监管从基础逻辑、国际经验与制度变迁的角度上应该回归“监管”理性；由于地方金融监管面临金融科技新挑战、新兴金融新风险、监管调整新格局与风险处置新任务，存在监管法治建设滞后、监管基础设施落后、监管理念工具陈旧以及监管分权协同不足等问题，须从金融与实体、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监管与创新四大关系和制度、技术、组织、方法、协同五个层面重新明确地方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与路径。因此，应遵循地方金融发展规律与监管改革方向路径，加快地方金融监管法治进程、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基础设施、转变地方金融监管理念方式与建立地方金融监管协同机制。     

关于重庆市未来区域发展空间结构的思考

以当前重庆市三大经济区的划分和重点发展轴线为基础,并结合未来空间上的可通达性和远期经济发展的需要等因素,未来重庆市原则上可以划分为"两圈两带"共四个经济区,即新都市发达经济圈、环都市次发达经济圈(或大渝西经济圈)、渝东南经济带和渝东北经济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