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幸福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实现的生活目标,如何通过消费提升幸福感已经成为目前一个新的学术研究热点.本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消费行为地位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通过结构方程和多元层次回归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地位消费可以提高主观幸福感.第二,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同样的地位消费水平带来的主观幸福感越高.第三,社会比较倾向越低,地位消费所带来的主观幸福感越高.这一研究结果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掌握他们的消费行为,同时对于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构建和谐社会也有深远意义.     

加入工会能缓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吗——来自中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

已有的工会效应研究忽视了农民工对于融入城市社会的特殊诉求,因而工会影响农民工过度劳动的逻辑有待深化,效应仍需评估,基于此,本文结合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加入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并重点剖析社会融入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加入工会能够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水平,纠正潜在的选择性偏误后,结论依然成立;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相比于80后农民工,工会对90后农民工过度劳动的缓解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证实,工会之所以能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是因为加入工会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社会融入感.本文是工会效应研究的一次有益探索,有助于丰富工会理论,也为缓解农民工的过度劳动提供政策依据.     

网络消费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影响研究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大多都是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本文主要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消费行为对生活方式的影响.选择上海作为样本选择地点,采用问卷调研的方法,依据生活方式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消费群体进行聚类,然后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网络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最后,根据回归分析表明,网络消费行为对不同生活方式(时尚生活型、积极奋斗型、现实享受型与利益追逐型)具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二元化”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研究--基于2010年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的调查

利用"2010年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情况"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多分类因变量Lostic模型,从消费社会学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方式转型与身份认同困境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行为和身份认同上具有自我的、个体化特征;他们试图讲上海话、和上海人交朋友、模仿上海市民的消费方式,不断加强和建构对自身"新上海人"身份的认同;由于受到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消费方式呈现农村与城市特征并存的"二元化"状态,这种情况抑制了他们对自身的新市民身份认同。提出了对策建议。     

情景化日常生活与阶层地位的获得——基于沈阳市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案考察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日常生活方式上明显区别于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对沈阳市服务性场所服务员日常城市生活作了个案研究。作为社会分层多元化的一种特殊表现,从农村到城市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主观与客观双方面上重构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阶层地位,一种固定情景化的生活模式正在形成。外部存在的国家传统制度政策的限制以及城市社会体系的排斥都进一步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本群体共同利益与共同生存条件的认识,情景化的城市社会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对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未来的发展前途与最终社会归属提出严峻的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与公民权政治的兴起

本文通过在上海的实证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究竟有何不同?他们会对中国政治带来什么影响?要回答上述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生产关系和劳动过程,必须超越“生产政治”的视野,进一步关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私密空间与生活质量,居住空间从生产场所向社区转移;权利意识更加清晰,更接近公民人格;融入城市的愿望较为强烈,汇款占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就地消费比重提高,具有更强的移民倾向.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是身份与阶级的双重不平等,公民权则是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的交汇点.“公民权政治”是对“生产政治”的理论补充.     

网络消费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影响研究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大多都是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本文主要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消费行为对生活方式的影响。选择上海作为样本选择地点,采用问卷调研的方法,依据生活方式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消费群体进行聚类,然后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网络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最后,根据回归分析表明,网络消费行为对不同生活方式（时尚生活型、积极奋斗型、现实享受型与利益追逐型）具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途径和策略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目前,农民工在城市里的边缘化现象依然突出,而且由于城市化水平较低和各种观念的制约,以及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等体制藩篱的阻碍,未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依然步履维艰.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遭遇的种种困难,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应对策.     

当代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状况调查

在中国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异军突起,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一亿左右,占农民工总数的60％.然而,他们的闲暇生活却迟迟未得到关注和改善,由此引发了诸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本文利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进行调查研究,并从制度、企业、自身多角度给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的建议,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健康、热情工作与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趋势分析——基于生活质量视角

作为"民工荒"现象背后的行为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其群体特征和就业行为显著异于传统农民工,而这些差异导致了区域间劳动力供给和转移的不确定性增加。本文基于城市经济学的生活质量(QOL)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趋势做出探索,通过考察其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匹配和效用最大化目标,测算2008年和2009年中国100座城市农民工的QOL数据,考察在城市差异化特征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流动行为。研究发现,大中城市并未给农民工带来城市地位匹配的整体生活质量水平,中西部城市与东部城市差距缩小,对农民工生活就业吸引力日益增大。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素养的现状及策略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却又没有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在他们"市民化"的过程中,健康素养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文章以湖南省衡阳市区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样本,全面调查了"健康中国"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素养情况,分析了农民工健康素养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升其健康素养的方式与策略。     

社会和谐视阈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社会地位不高、组织化程度低、社会保障不健全、融入城市困难等问题,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体制、地方政府的城市偏向和自身素质不高,解决办法是关爱新生代农民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人力资本和组织化程度。     

基于异质性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研究

正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特征是合理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前提.本文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以我国新型城镇化改革为制度背景,基于768份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与回流决策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差异化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禀赋越高,回流意愿越强烈;环境因素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定;个体偏好于生活环境型或长期发展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回流.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对其收入水平影响显著,且收入水平对其回流决策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文化的城市适应

消费文化表达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某种价值规范和文化趋向。文章通过对陕西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发现:流动的生活空间实践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文化的某些现代性元素自觉生成,但并没有使其完全脱离乡土社会秩序的轨道而适应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文化的城市适应需要城市价值规范和个体实践理性共同发挥作用,根本上还是需要新生代农民工主体实践理性选择能力的提高。     

就业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立足与发展的基础,城市融入则是其实现个体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关键。该文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体系构建与测量,以上海847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为依据,应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就业能力因素对于这一群体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业能力整体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融入和市民意愿融入影响显著,就业能力微观因素对于身份和社会地位融入影响显著,宏观维度因素显著影响身份融入。此外,居住时间显著影响城市感情和市民意愿融入,性别影响身份融入,年龄因素影响社会地位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状况调查分析——以杭州市为例

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培训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促进其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在杭州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参与现状、未来参与培训需求,以及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发展的影响等展开描述,对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体系提出相关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对推进城镇化影响研究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兼有多特征的消费群体,并逐渐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处理好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问题对推进城镇化至关重要。本文以调查为基础,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提出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保障制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合理消费观的教育和引导、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机会等建议,从而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合理消费,促进城镇化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研究文献综述

农民工问题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自2001年陆学艺、王春光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①”的概念以来,学者们掀起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热潮.本文将国内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概括为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整体状况、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建议等几个方面. 一、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析 学者们都认识到了农民工的代际分化,认为我国的农民工已经分化成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两个不同的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需求及对策浅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性价比”极高的劳动力,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力量.在新环境的熏陶下,他们的思想、意识以及对社会的认知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也让他们处于尴尬的转型期.了解他们的发展需要并努力满足这些需求是解决当前“民工荒”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也是企业保留和激励新生代农民工的核心和关键.本文首先简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性,在分析他们的发展需求和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提出了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需求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其长远发展.     

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居住环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辽宁省的抽样调查

农民工城市定居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城市居住环境直接影响定居选择。本文运用辽宁省调查数据,定量研究新老两代农民工居住环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居住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环境显著好于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混居概率更高,老一代与非同乡聚居概率更高;已婚农民工与同乡混居的可能性更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居住物质环境越好,与市民混居的可能性越高;家属随迁及随迁家属中在学子女数,均对农民工居住的物质环境有正向影响,并提高了其与市民混居的概率;务工时间越长,物质环境越好,与市民混居的概率也越高。此外,职业类型、迁移距离也对居住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