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与我国工业企业性别工资差距

利用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量化测算了我国企业层面的性别工资差距,并实证研究了外资进入对我国工业企业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对我国工业企业性别工资差距有显著负向的影响,外资进入每增加1%,性别工资差距降低约0.13%。在使用不同外资进入的衡量方式,区分不同地区子样本以及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得到了稳健一致的结果。这主要是由于外资进入程度较高的地区和行业往往具有更大的竞争压力,以及外资企业推行的"同工同酬"价值理念为本土企业带来了示范效应。     

非正规就业--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期，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突出。如何降低失业率，已成为关系政治、经济及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而非正规就业成了缓解我国就业矛盾的一条现实途径。我国上海等地对非正规就业进行了探索研究，逐步摸索到了一些非正规就业的方式，并取得一定成果。目前人们普遍对非正规就业的认知度较低，非正规就业者的权益保障制度也有缺陷，有待进一步解决和改善。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就业质量提升吗?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根基与保障.近年来,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快速应用持续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然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就业质量的关系,现有文献却缺少微观证据.文章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相匹配,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上能提高就业者的小时工资率与工作自主性,降低工作时长;但同时也会抑制其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这种抑制作用在非标准就业者群体中较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作满意度的提升效应集中于自雇群体,并通过降低工作时长、增加小时工资率的途径实现;但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不足,抵消了数字普惠金融对非标准就业者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进一步考察特定的就业人群,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和农民工的小时工资率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利于女性参与社会保障项目.研究结论为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稳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指向.     

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基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也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     

外资进入影响行业工资差距的路径与异质性研究——来自中国服务业的经验证据

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通过劳动力需求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改变东道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和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行业工资差距,并且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由于投资动机和进入方式的不同,FDI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并表现为地区差异。基于中国服务业的经验分析发现：外资进入通过增加低工资行业的相对就业规模和提升高工资行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扩大了行业工资差距,适应中国低技能劳动力丰裕而高技能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以垂直型和合资型FDI为主的地区外资进入具有显著的扩大行业工资差距效应,而在以水平型和独资型FDI为主的地区这一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努力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并充分保障低技能劳动力的权益,积极鼓励和引导水平型FDI进入并适度减少垂直型FDI的引入,持续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并不断缩小技术差距,进而在高效利用外资的同时缩小行业工资差距。     

农村非正规金融研究：一个理论综述

非正规金融在广大农村地区长期存在、发展,在有些地区甚至超越了正规金融的发展.文章从规模测度及衡量指标、产生根源、功能和作用、运行机制及演化路径四个方面对农村非正规金融进行综述.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如何正规化,对非正规金融的监管问题、外部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如何和谐共生、二者的动态演化博弈分析以及建立怎样的联接模式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从"局部性民工荒"看农民工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北京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局部性民工荒”。“民工荒”产生的原因有：劳动法制不健全，结构性就业矛盾，年龄结构与人口方面的因素，工资待遇低、拖欠克扣工资，社会保险制度不健全。治理的对策是：在劳动法没有调整之前，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这两项社会保险对所有外地农民工放开，不具有劳动关系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本着自愿的原则自行参保。同时建议政府部门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如对家政服务公司税收减免，社会保险补助等；加强执法力度，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加强培训，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加强与农民工输出地协作，促进农民工的有序流动等。     

互联网化与企业间工资差距——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究企业互联网化对平均工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化显著提升平均工资，影响程度随时间逐渐增强，扩大了互联网化与未互联网化企业间的工资差距，且在国有和低技术水平企业、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互联网化会通过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需求、提高生产率进而扩大企业间工资差距，但生产率效应受到互联网化普及率的调节；对于低技术和中西部地区企业，高技能劳动者需求增加是主要渠道；对于国有企业，互联网化既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也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     

我国农村流动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分析

随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农业收入的持续下降，农民迫切希望转向城镇和农村非农产业寻求增加收入的机会。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持续增加，而农村流动劳动力大多是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所以从非正规就业角度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非正规就业的现状以及非正规就业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     

承接国际外包扩大了我国相对工资差距吗？

本文引入技术劳动与非技术劳动的替代弹性,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构建了外包影响工资差距的理论模型,认为承接生产价值链高端生产环节外包扩大了我国技术劳动与非技术劳动的相对工资差距。在此基础上,对我国21个省份1999—2008年工资差距进行面板数据计量分析,研究表明：承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外包、R＆D投入、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经济发展水平都会影响工资差距;而物质资本投入、FDI等不会扩大工资差距。为了促进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和缩小工资差距,应该更加重视对技术劳动要素的培育。     

我国高校毕业生非正规就业问题探析

大学生长期待业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是国有资产的巨大浪费,传统的基于工业化的正规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并且近几年还在不断下降,单纯的依赖传统的正规部门已经无法解决大学生的求职问题,非正规就业作为一种新的就业模式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成为缓解大学生就业矛盾的一条途径.本文分析了我国非正规就业的现状和大学毕业生非正规就业的各种障碍,最后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产业数字化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

产业数字化会促进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并改变工资收入分配格局。根据“生产任务”模型和“肌肉—大脑”假说,产业数字化通过改变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相对价格、促进女性劳动力就业竞争力提升和相对优势发挥等,产生女性偏向的工资增长效应,从而可以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将地区（省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CLDS数据库的微观个体混合截面数据相匹配,分析表明：在样本期间女性劳动者与男性劳动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工资收入差距;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增长,该作用对女性劳动者更为显著,从而缩小了性别工资收入差距;产业数字化可以显著缩小低技能劳动群体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但对高技能劳动群体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产业数字化对中低工资群体具有显著的促进工资增长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作用,但对高工资群体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各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应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并优化女性就业结构,充分发挥产业数字化对工资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     

论非正规就业中的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影响非正规就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非正规就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劳动关系动态不稳定、劳动关系单极化、劳动关系运行机制和形式不规范、工会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借鉴人事管理学派、新制度学派的研究成果，建立灵活的、富有弹性的、多层次的、人性化的劳动关系是非正规就业发展对劳动关系的内在要求，也是非正规就业中协调稳定劳动关系的有效途径。     

基于博弈视角的农村金融市场制度安排

非合作博弈下，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表现为负向互动的不公平纳什均衡；合作博弈下，二者则表现为正向互动的合作均衡。为推进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正觌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关系的演化趋势。在运用博弈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给出双方的合作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我国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共生发展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和谐发展。     

外资对居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以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为视角

在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契机下,我国居民收入获取公平性的重要程度也逐渐凸显。本文基于CHNS微观数据库,系统研究了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代表的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与收入的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外资流入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家庭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实现收入的包容性增长。其次,外资流入的规模能增加居民从事非农就业和工人类型就业的可能性,外资引入的质量能增加居民工人类型就业和正规部门就业的可能性。第三,就作用机制而言,积极扩大外资规模能够借助就业性质转变(非农就业)以提升居民家庭收入代际流动性水平,而积极提升外资质量能够借助就业部门(非正规就业)和就业类型(工人就业)以增加居民家庭收入代际流动性水平。第四,异质性分析显示外资规模和质量在东部和城市地区相比西部和农村地区更能提升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水平,可能更能促进收入的公平性。因此,政府应当继续推进全面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能力和水平,优化就业资源的区域配置,增强就业形式和方式的多样性。     

技术差距与外资的溢出效应: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分析

技术差距是影响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基于我国191个地级以上城市相关数据及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沿循技术差距的分析思路,文章针对在华外资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外资对于促进地区生产率提升的作用逐渐变小,而当技术差距缩小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外资进入则主要表现为竞争效应,对于地区生产...     

互联网发展、就业质量提升与共同富裕——效应识别与经验证据

实现共同富裕是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长期目标。互联网发展作为信息技术时代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改变居民家庭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会如何影响居民家庭实现共同富裕？文章匹配中国家庭金融（CHFS）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就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居民家庭实现共同富裕，就业质量提升是其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对农村户籍、低学历或非正规就业群体，该作用更加明显；从结构分析来看，互联网发展对物质富裕和社会共享具有正向作用，而对精神富裕没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在于工作阶层认同未能提升。政策启示在于，可通过改善互联网相关职业群体在社会保障、权益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增强其精神幸福感，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对共同富裕的正向作用。     

外资进入是否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产品升级——基于产品空间演化视角

本文基于产品空间演化视角，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了外资进入与中国制造业产品升级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产品升级；外资进入促进制造业产品升级，具有正向的直接效应，同时通过产品密度传导产生正向的中介效应；外资进入速度倾向于正向调节直接效应而负向调节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对制造业产品升级路径具有双重影响，不仅有助于企业实现产品“得势”，还推动了现有优势产品“失势”。     

FDI流入对中国行业内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岗位数据分析

FDI流入引起国内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我国行业内的工资差距。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国,且FDI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对行业内工资差距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利用2013年我国首次公布的分行业不同岗位平均工资的数据,采用eview7.0计量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实证研究了外资流入与行业内工资差距的关系。结论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行业内人均FDI扩大了行业内工资差距,即行业内人均FDI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行业内工资差距上升0.0612个百分点。     

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推波助澜还是雪中送炭?——基于CFPS与行业匹配数据的分析

将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数字化水平数据匹配至中国家庭跟踪调查项目的 个人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与异质性冲击.研究发现:数字化技术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并且现阶段我国数字化技术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还未完全度过拐点.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在男性劳动力中更加凸显,在女性劳动力中并不明显;数字化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倒U型"影响更加偏好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中暂未显现;相对于国有企业以及外商、港澳台商,数字化与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倒U型"关系在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中更加凸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主要通过就业效应对服务业工资差距产生"倒U型"影响.研究结论有利于预判数字经济时代下收入分配的变化,实现"十四五"时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推动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