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精准扶贫的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研究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以期为贫困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也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方法］以重庆市14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为研究区域，系统分析该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发展模式，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平均分布密度，探究境内194个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1）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发展模式主要有高科技农业园、农家乐、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人文景观，其中农家乐是数目最多的类型。（2）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ANN值均小于1，说明这些地区乡村旅游资源均呈集聚分布。（3）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密度差异较大，其中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平均分布密度最高，为6115个/万km2，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均分布密度最低，仅为2709个/万km2。［结论］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数目还比较少，各地之间存在差异，今后应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开拓发展模式、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重庆市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及优化评价

［目的］探讨乡村旅游的空间分布特征对于优化乡村旅游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对其进行分析评价，有利于完善区域旅游资源，进而促进其均衡发展。［方法］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最邻近指数分析其乡村旅游景点空间分布特征，采用层析分析法对其乡村旅游进行评价，根据结果提出相应优化措施。［结果］（1）重庆市都市区的最邻近指数最高为0814，其次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为0735，城市发展新区为0697；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为0402，可以看出重庆市乡村旅游空间分布总体上呈凝聚分布； （2）重庆市乡村旅游优化评价指标中旅游资源、道路设施、生态环境和综合管理的权重分别是0357 1，0253 6,0230 1和0159 2，得分大于70分以上包括乡村森林覆盖率、公路的便捷性、乡村气候舒适度、保障机制、经济水平、游客容量和客源条件，其他指标得分低于70分，包括服务中心数量、乡村旅游专线、乡村空气质量、农民拥有的道路面积密度、乡村公路等级、文化价值和管理者素质，这些也是重庆市急需优化的方面。［结论］整体上重庆市乡村旅游综合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应加强该方面的投入和管理，促进乡村旅游的协调发展。     

多尺度下我国休闲乡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的确立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新的旅游吸引形式，基于各种示范点的乡村旅游，成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实现转型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的研究，以期为各省市休闲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方法］文章利用ArcGIS102，使用最邻近距离法、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全局莫兰指数等方法，对标记在地图上的370个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1）示范点空间分布不均衡，呈聚集分布状态；（2）示范点空间分布密度存在明显差异，示范点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周围，以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分布密度最高，珠三角、闽东南等地次之； （3）示范点的空间分布具有正自相关性，表明示范点分布在空间上存在依赖性；（4）示范点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到旅游资源禀赋、区域交通、客源市场、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结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空间分布不均衡，各省市应突出差异竞争，加强区域合作，突出核心区域辐射周边的效应，实现休闲乡村旅游资源空间格局上的优化。     

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从空间角度分析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的分布情况，同时深入探讨其驱动力，全面推动区域乡村旅游的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方法］以郑州市为例，通过洛伦兹曲线、最邻近指数、地理联系率和基尼系数等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情况，进而选取24个驱动力指标，通过计算相关性系数对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1)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惠济区、登封市、二七区等市区；(2)但各市区的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惠济区、管城区、上街区的最邻近指数大于1，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呈均匀型，巩义市、新郑市、登封市、新密市、荥阳市、中牟县、经开区、高新区、郑东新区、航空港区的最邻近指数小于1，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呈凝聚型；(3)郑州市各区的地理联系率均在94%以上，基尼系数均小于0300，说明郑州市整体上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较为均衡。(4)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与24个驱动力指标均正向相关，其中乡村特有的景观、距离市中心的距离、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村的数量、农民人均收入、民宿、停车场数量、道路标识系统的完整性和互联网覆盖率与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相关性显著（P<005）。［结论］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受多个驱动力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发展时期有所差异，因此有必要优化调控驱动力系统，促进区域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合理化以及乡村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     

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山西省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选取山西省213处国家级和省级乡村旅游示范点为研究对象，运用最临近点指数对其空间分布类型进行判别，并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联系率对其分布均衡程度和地理联系程度进行考量，通过核密度图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分布指向，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呈集聚分布的特点，且与经济规模和人口密度在空间上的均衡、配合程度较高。［结论］（1）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包括以太原和晋中为主的中部密集区和以临汾、运城、晋城为主的南部密集区，且都以各地级市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大多数示范点分布于城郊地区； （2）经济发展、人口密度、资源禀赋、区位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影响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农业科技类、农事体验类和特色村镇类多分布于经济和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     

基于个性化的江西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及评价

［目的］通过对个性化的江西省乡村旅游区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并对个性化的红色旅游资源进行评价，以期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考路径，建立具有个性化的乡村旅游体系。［方法］运用GIS102操作平台对江西省119个红色乡村旅游区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研究，通过计算最临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核密度计算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以资源要素价值、开发价值和社会效益组成评价层，下分14个指标，对江西省红色旅游资源进行评价研究。［结果］(1)江西省红色旅游区分布类型为集聚型，分布不均衡； (2)在评价准则层中，旅游资源要素价值权重最大，为0647 9，其次为社会效应，权重为0229 9，开发条件权重最低，为0122 2； (3)指标层权重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资源完整性、教育性和组织管理，权重值分别为0162 0,0116 5和0111 7。［结论］江西省乡村红色旅游区数量较多，但整体呈集聚型分布特点； 旅游资源要素价值权重最高，且整体资源禀赋较强，社会带动效应明显，具有极强的开发价值。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关联分析

［目的］通过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关联度进行分析，将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一、三产业融合，对加快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在构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两系统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加权法评价2010—2016年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状况，采用灰色关联模型定量分析系统内各指标之间的关联度和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度。［结果］（1）2010—2016年，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显著上升趋势。其中乡村振兴评价分值由2010年的0167提高到2016年0855，乡村旅游评价分值由2010年的0026提高到2016年的0994。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两系统由较强的耦合作用发展成为很强的耦合作用。（2）对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进行主要因素分析，发现乡村旅游总人次和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与乡村振兴子系统的关联度较高，分别为0834和0821，属于较高关联； 自来水受益村数和城镇化率与乡村旅游子系统的关联度较高，分别为0877和0866，属于高关联。［结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很强，但目前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需继续探索实现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高水平耦合协调发展路径。     

东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乡村聚落空间上的差异化，深刻影响着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开展及进程。截止目前，基于空间角度对整个东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的研究尚无，为推进东北地区区域新型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和乡村聚落的转型，文章对其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分析。［方法］该文采用最邻近距离指数、平均分布密度、核密度估计法，借助GIS101，对2016年东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进行测算与空间可视化表达。［结果］（1）东北地区乡村聚落呈随机分布类型； （2）其下辖的36个地级市乡村聚落分布密度均处于最低等级，且南部高于北部，极化现象非常明显； （3）东北地区乡村聚落在空间规模上表现出由边缘地区向中部逐渐降低的空间分异特征，规模较高的聚落集中在中部地区，包括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长春等市； 规模较低的集中在边缘地区，包括大兴安岭、鹤岗、延边、白山、盘锦等市。［结论］地理位置、城镇化率高、人口净流出大是引起东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的主要原因，且解决人口净流问题是核心关键所在。     

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建设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目的］文章旨在分析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方法］运用综合指数法建立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分析2000—2016年浙江省新型城镇化程度，进而利用数理统计模型分析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结果］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主要包括2000—2005年新型城镇化初始阶段，城镇化发展水平受基础设施等条件限制呈波动上升趋势，以及2006—2016年，属于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政府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度重视使城镇化指数由0436上升至0869，年均增长率高达0093。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3个方面：（1）在人均家庭经营农家乐收入比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 （2）在森林覆盖率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应为正，直接效应系数为0098，间接效应指数为0074，影响相对较大； （3）果园面积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不大，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正。［结论］乡村旅游的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影响，且正向影响远大于负向影响。     

全域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确立为旅游业增添了新的旅游吸引模式，成为新时期我国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方法］文章利用ArcGIS102，运用最邻近距离法、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标记在地图上的500个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探究其空间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1）示范区空间分布不均衡，呈典型的聚集型分布，从区域角度来看，西部地区示范区数量多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相对较少，与传统认知上的示范区分布格局存在一定错位； （2）示范区空间分布密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江浙皖、湘赣交界、晋豫交界、陕渝交界等地区示范区聚集最多，形成显著的高密度区； （3）示范区规模度差距较大，上海、北京、江苏、天津等省市规模度较大，其他省市规模度较小； （4）示范区空间分布受到资源禀赋、区位交通、社会经济、政策环境等因素影响较大，呈现“傍景”“环路”的分布格局。［结论］全域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不均衡，各省市既要挖掘自身核心竞争力，也要加强区域协调发展，突出示范区模范带头作用，达到辐射周边市县的效果，实现全域旅游资源优化配置。     

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性分析

［目的］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在构建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2010—2016年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1）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评价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新农村建设的评价值由0169增加到0751，增长了345倍，乡村旅游发展的评价值由0033 7增加到10，增长了2897倍，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2）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由低度耦合（2010年）向中等耦合过渡（2012—2016年），两系统之间的关联度较高。（3）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耦合协调度由0207提高到了0650，由低度协调耦合逐步演变为高度协调耦合。［结论］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整体效应和协同效应保持平稳增长，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持续发展仍然是今后要重视的问题。     

桂林市乡村旅游产业智慧化发展评价及指数研究

［目的］智慧化旅游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未来趋势，越来越受乡村旅游的关注，乡村旅游智慧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区域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也有利于实现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方法］文章以桂林市乡村旅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产业智慧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进一步计算发展指数并对其分析。［结果］桂林市乡村旅游智慧化发展要素层中的智慧应用的权重（0353 9）较大，指标层中智慧基础设施中通讯网络的权重（0263 8）较大，智慧应用中自助导游系统的权重（0326 1）较大，智慧管理中车载自动景点导航系统的权重（0295 1）较大，智慧服务中无障碍通道服务的权重（0274 6）较大。而桂林市乡村旅游智慧指数为0371，整体上看发展效果一般，指标层中通讯网络的发展指数（0624）最大，而其他指标作为乡村旅游智慧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目前的发展指数较低，有待提高。［结论］桂林市乡村旅游产业智慧化发展仍有待完善，通过加强配套设施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发展智慧化发展相对缓慢的乡村，以期能够全面拓展乡村旅游产业智慧化的健康持续发展。     

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

［目的］通过以丘陵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关联指标体系，评价四川省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方法］运用熵权综合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分析、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方法，分析2007—2016 年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运用GeoDa软件计算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特征。［结果］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呈“高耦合，低协调”状态； 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偏低、发展缓慢；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不一致，呈“反向”分布态势； 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较弱，各县域单元临近区域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差异性，没有显著的空间关联。［结论］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水平低，发展慢，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关联性弱。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应充分发挥丘陵地形优势，提升乡村品质发展丘陵沟谷乡村游； 发展河谷江滩乡村游构建养生养老体系； 延续丘陵文脉，优化乡村空间发展格局。     

河南省乡村内核系统与外缘系统发展协调度及空间格局*——基于18个省辖市数据分析

［目的］目前基于乡村发展视角，对乡村内核与外缘系统间的发展协调性的研究较少，研究乡村内核与外缘系统发展协调性，对快速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在构建的河南省乡村内核与外缘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度模型对河南省18个省辖市乡村内核与外缘系统发展协调度进行计算，并利用ArcGIS101空间分析软件基于市域尺度对其协调度空间格局进行可视化表达。［结果］（1）河南省18个省辖市的乡村内核与外缘系统发展协调度等级均处于Ⅳ级（轻度失调）至Ⅶ级（初级协调）之间； 4706%的省辖市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 4118%的省辖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 1176%的省辖市处于濒临失调阶段； 只有郑州市处于轻度失调阶段； （2）目前河南省形成了以“安阳—新乡—濮阳”为中心的北部较高协调度核心区和以“洛阳—平顶山—许昌—漯河”为中心的中部较高协调度核心区，区划现象及极化带动效应比较明显。［结论］仅依靠区域的极化带动作用对于河南省市域乡村内核与外缘协调发展是不够的，提高两者协调度要从当地政府积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调控入手。地方政府要积极加快小城镇建设，走集约化可持续发展之路。     

江西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及评价

［目的］通过江西省乡村聚落发展及演变现状对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并从乡村聚落发展优化的角度提出具体建议，对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方法］运用GIS102操作平台对江西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情况以乡村聚落密度、乡村规模以及人口密度进行空间等级划分，通过计算最临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联系率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江西省市域和县域内的乡村聚落在乡村规模、人口密度以及聚落分布密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分布呈现不均衡的特点，且与经济发展和人口密度在空间上的均衡、配合程度较高。［结论］(1)江西省乡村聚落分布密度在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形成以南昌市为中心，包含宜春市、萍乡市和上饶市大部分县域的北部密集区，主要为北部赣江流域下游平原和鄱阳湖平原地区，抚州市南部和赣州市大部分区域乡村聚落分布密度较小； (2)江西省乡村聚落在空间上整体呈集聚型分布且分布不均衡的特点； (3)其乡村规模较大的聚落多分布在上饶、赣州、九江和宜春等地，反映出江西省丘陵区和山地区的乡村聚落规模较大。     

基于旅游扶贫的楚雄州乡村景观分布特征及质量评价

［目的］为推动楚雄州旅游扶贫工作进程，使楚雄州贫困人口顺利脱贫，文章研究了基于扶贫的乡村景观分布特征，并对其质量进行评价。［方法］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研究楚雄州基于旅游扶贫的乡村景观分布特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指标权重，采用打分法选取了一定数量的游客以及专家对楚雄州五大类型乡村景观的每个指标进行打分，并通过加权法计算各类型基于扶贫的乡村景观综合评价指数，对其进行评价。［结果］基于旅游扶贫的楚雄州乡村景观分布较均衡，接近于平均分布。5大类型中民俗文化型景观质量最优，其次是景区带动型、生态环境型和城镇依托型，产业融合型景观质量最差。［结论］发挥楚雄州特色，大力发挥民俗文化型乡村景观在旅游扶贫中的带动作用，鉴于景区带动型乡村景观是地区乡村旅游名片，政府应持续加大对其建设力度，提升景观综合质量。由于产业融合型乡村景观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楚雄州应继续保持对其开发、摸索和实践。     

湘西山地生态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特征研究

［目的］湘西属于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武陵山片区，同时生态旅游资源又极为丰富，是国内山地生态旅游的热点地区，为实现生态旅游健康发展，亟需对其资源的空间特征进行研究，以便为湘西山地生态旅游的发展定位、竞合策略提供科学指导。［方法］运用最邻近距离、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对生态旅游资源的空间类型、空间密度、空间均衡性行定量分析，最后结合市场区域分析，通过层次分析法，对生态旅游资源的质量进行评价。［结果］（1）湘西156个生态旅游资源的最邻近指数为079，并通过泰森多边形进行互相印证，其Cv值为84%； （2）30个县（市、区）的基尼系数为096，表示资源空间分布具有等级、类型和密度的不均衡性； （3）湘西北部的市场区位优势度最高，南部次之，中部最低，呈“瓶颈型”； （4）五级旅游资源集中在湘西南北两端，中部主要为三、四级旅游资源，二级旅游资源较少。［结论］湘西山地生态旅游资源的空间属性为空间聚集类型，但是分布不均，空间密度多聚集在湘西地区南北两端，且多集中于各县市的中心所在地，北部资源质量和市场区位优势都明显高于其他区域，据此提出北、中、南3个区域不同的发展定位，以及“一个龙头、两个中心、三个板块”的空间竞合策略。     

重庆市雷电灾害区划

［目的］进行雷电灾害区划，对加强雷电灾害管理、确保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有重要意义。［方法］综合利用闪电定位仪数据、灾情资料、地理信息资料、社会经济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指标体系，计算雷电灾害风险指数，进行重庆市雷电灾害风险等级划分。［结果］（1）重庆市雷电活动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特征，地闪密度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大娄山以北，大巴山以南，密度在2次/（km2·年）以上，局部密度大于4次/（km2·年）； （2）地闪强度大的区域主要位于重庆西部、中部以及西南部的綦江、南川等地。（3）极高风险区面积132万km2，占总面积的16%、高风险区面积478万km2，占总面积的58%、一般风险区面积214万km2，占总面积的26%； （4）大娄山以北，大巴山以南的地区以高风险和极高风险等级为主，其中主城、荣昌、永川、綦江、涪陵、垫江、梁平、万州等地大部地区风险等级达极高，大娄山区及渝东南地区以高风险等级为主，渝东北的城口、巫山、巫溪等县大部地区以一般风险等级为主。［结论］通过科学地划分雷电灾害风险等级，能为重庆市的雷电监测预警及风险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农户感知视角下乡村旅游效应及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研究*——以延安市为例

［目的］近年来，乡村振兴、旅游脱贫等政策背景下，中国乡村旅游开发如火如荼，在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乡村旅游地的人地情感关系得以重构。旅游效应是从侧面反映旅游发展状况的一种有效途径，农户感知的社区旅游效应更具有直观性与代表性； 社区归属感指社区内居民对社区地域和人群集体的心理认同、喜爱和依恋等感觉，能较好表征农户与社区的情感关系。［方法］因此，以延安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例，从旅游效应切入，反映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基于麦克米兰（McMillan）及查维斯（Chavis）提出的归属感内涵，分析该发展现状下的社区归属感，并利用有序多分类回归分析辨析乡村旅游效应对社区归属感的具体影响因子，以期从一定层面揭示乡村旅游发展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结果］（1）研究区旅游效应整体表现为正向，但社区收入分配不均、社会文化氛围变差效应较明显。（2）研究区的社区归属感值与同类研究对比较低，案例地间分异较大。（3）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各异，居住环境影响城市近郊型旅游地社区归属感，边远景区依托型受社会保障和邻里氛围影响更明显。［结论］总的来说，农户感知的旅游效应较好，乡村旅游通过影响农户对社区地域、社区内人群情感综合体的认同与喜爱决定社区归属感； 相较于经济效应，乡村旅游背景下环境效应与社会文化效应更主导农户的社区归属感。     

基于乡村旅游的阿坝州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评价

［目的］基于乡村旅游发展背景，对阿坝州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其发展水平及变化趋势，以期对阿坝州生态环境保护及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建议。［方法］基于阿坝州生态环境现状，以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利用以及乡村旅游发展4个系统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通过构建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计算2010—2016年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结果］阿坝州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综合得分在2010—2016年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从2010年的0133增长到2016年的0820，变化幅度明显，阿坝州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与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相互协调的良性发展水平。［结论］（1）社会发展可持续水平在4个系统中的权重值最大，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对平衡生态环境承载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协调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开发与乡村旅游开发的关系，是实现阿坝州生态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阿坝州乡村旅游发展在整体生态环境可持续系统中的贡献值逐渐增大，如何通过乡村旅游发展提升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是阿坝州实现乡村振兴和全面小康目标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