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研究

［目的］新型城镇化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美丽乡村建设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探讨两者的协调发展有利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方法］以河南省为例，在评价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指标的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其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结果］（1）2008—2017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6之间，从中度失调衰退发展到勉强协调发展，其中2008—2010年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衰退， 2011—2012年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衰退， 2013—2016年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发展， 2017年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发展； （2）不同市区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6之间，其中郑州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周口市、驻马店市和南阳市等3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发展阶段，开封市、洛阳市、安阳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许昌市、商丘市、信阳市和济源市等10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衰退阶段，平顶山市、鹤壁市、漯河市和三门峡市等4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衰退阶段。［结论］目前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各市区发展不平衡，要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发展。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3~0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 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及优化路径研究

［目的］为了科学考察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水平及各方面的协调推进程度，构建了多元化的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江西省11个地市城镇化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差异及整体协调情况，以期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提供一定参考。［方法］运用综合分析法、熵权法对江西省各地市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各子系统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测度，并采用协调系数法、发展协调度函数和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各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偏低，整体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城镇化各子系统的发展存在强烈的空间异质性。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其中，南昌、新余处于优质协调区； 景德镇、鹰潭、萍乡、九江处于良性协调区； 吉安、抚州、宜春、赣州处于中度协调区； 上饶处于轻度失调区。［结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城镇化的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不一且呈现出较严重的区际不平衡，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分析

［目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乡村治理的有效实施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有助于不断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方法］通过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该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诊断，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结果］（1）2007—2016年河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211提高到2016年的0788。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亿元GDP专利授权量和城镇人口密度是该省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2）2007—2009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444提高到2009年的0482。2010—2013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下降趋势，由2010年的0441降低到2013年的0397。2014年乡村治理评分开始上升，2016年相比2014年提高223%。农药投入、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化肥投入是制约该省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3）2007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为0377，处于低度协调耦合等级。2008—2016年耦合协调度整体上由0403提高到0575，处于中度协调耦合等级。［结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乡村治理较为落后，今后城镇化建设应以乡村治理为基础，努力实现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向更高水平发展。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性分析

［目的］基于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现状，从两者的耦合发展角度对其耦合性进行研究，旨在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的协调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以乡村旅游发展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上体现的价值与精准扶贫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生活环境改善上的成果组成耦合系统，通过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度在03~07之间，处于中等耦合阶段，其中2010—2011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2—2014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5—2016年为高度耦合协调水平，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结论］合理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使其与精准扶贫在全面小康建设中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全面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实现旅游扶贫最佳效果，达到高度耦合阶段的关键；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未达到成熟阶段，应重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农村文化开发等影响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性分析

［目的］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在构建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2010—2016年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1）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评价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新农村建设的评价值由0169增加到0751，增长了345倍，乡村旅游发展的评价值由0033 7增加到10，增长了2897倍，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2）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由低度耦合（2010年）向中等耦合过渡（2012—2016年），两系统之间的关联度较高。（3）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耦合协调度由0207提高到了0650，由低度协调耦合逐步演变为高度协调耦合。［结论］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整体效应和协同效应保持平稳增长，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持续发展仍然是今后要重视的问题。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关联分析

［目的］通过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关联度进行分析，将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一、三产业融合，对加快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在构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两系统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加权法评价2010—2016年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状况，采用灰色关联模型定量分析系统内各指标之间的关联度和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度。［结果］（1）2010—2016年，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显著上升趋势。其中乡村振兴评价分值由2010年的0167提高到2016年0855，乡村旅游评价分值由2010年的0026提高到2016年的0994。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两系统由较强的耦合作用发展成为很强的耦合作用。（2）对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进行主要因素分析，发现乡村旅游总人次和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与乡村振兴子系统的关联度较高，分别为0834和0821，属于较高关联； 自来水受益村数和城镇化率与乡村旅游子系统的关联度较高，分别为0877和0866，属于高关联。［结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很强，但目前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需继续探索实现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高水平耦合协调发展路径。     

我国粮食主产区生态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分析*——基于1995—2015年面板数据

［目的］分析我国粮食主产区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两者间的耦合协调状况的时空特征，探讨空间差异成因，为实现两者协同发展提供借鉴。［方法］文章运用耦合协调模型，选取13个粮食主产省（区）1995—2015的面板数据，测算生态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度，最后基于空间基尼系数模型对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距进行分析。［结果］（1）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存在周期性偏离，不少年份处于濒临失调或初级协调阶段； （2）粮食主产区省域农业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的耦合协调性差异显著，空间基尼系数呈双“W”型波动走势，未来空间不协同性有加剧的风险。［结论］粮食主产区必须明确粮食生产活动的生态底线，特别是在农业生态脆弱性较突出的产区，加强对农业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协同发展情况的动态监管； 粮食主产区之间要建立有效的联动与反馈机制来解决区域耦合协调不平衡性，修复农业生态环境并充分挖掘自然潜力。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定量评估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该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选择2012—2021年陕西省的相关指标数据,采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ArcGIS软件和GeoDa软件对两者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时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 （1）2012—2021年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趋向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空间差异变化不大;（2）各区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发展不均衡性得到改善,在空间上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3）随着各地区水平提升的不同,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距加大,个别城市存在明显的单系统发展滞后问题,陕南地区受区域高水平城市带动效应不强。结论 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正处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阶段,两者发展趋势呈正相关,未来需加强区域间合作,突破区位限制,推动陕西省向多元化驱动的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高质量发展。     

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建设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目的］文章旨在分析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方法］运用综合指数法建立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分析2000—2016年浙江省新型城镇化程度，进而利用数理统计模型分析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结果］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主要包括2000—2005年新型城镇化初始阶段，城镇化发展水平受基础设施等条件限制呈波动上升趋势，以及2006—2016年，属于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政府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度重视使城镇化指数由0436上升至0869，年均增长率高达0093。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3个方面：（1）在人均家庭经营农家乐收入比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 （2）在森林覆盖率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应为正，直接效应系数为0098，间接效应指数为0074，影响相对较大； （3）果园面积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不大，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正。［结论］乡村旅游的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影响，且正向影响远大于负向影响。     

城乡融合中的耦合协调：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目的 测算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性，为促进城乡融合、识别城乡发展战略的薄弱点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方法 文章基于城乡融合视角，构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结果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其中，菏泽、聊城等地为城乡发展的“低洼地带”；在样本期间内，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度轻微下降，城乡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之间具有较好的融合发展态势；菏泽、聊城等边缘地市存在明显的“低耦合度—低协调度”特征，城乡发展关系需进一步优化。结论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摒弃粗放型发展模式，结合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制定具有地域特色的发展规划。     

广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厘清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对于加快城乡融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文章以广西为研究案例,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误差修正模型、VAR模型等分析方法,量化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均衡变动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动态发展关系。研究发现:广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但耦合阶段依旧处于低水平的磨合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显著正相关,两大战略经过多年磨合形成了长期均衡变动关系;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Granger的因;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显著,而乡村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果不理想。鉴于此,协调城乡发展关系,必须遵循制度作用规律,加快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机制。     

中原城市群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时空耦合协调性研究

［目的］研判中原城市群城市化发展中产业非农化、人口与城市化土地非农化等多要素之间的耦合协调性与时空演变特征，为中原城市群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和依据。［方法］文章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ArcGis空间分析，基于2006—2016年研究时段，评价中原城市群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沟壑协调性。［结果］（1）从时序特征看，中原城市群人口、产业和土地非农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总体下降、过程波动的变化趋势，其中2006年、2011年和2016年的耦合协调度分别为057、053和055，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2）从空间特征看，中原城市群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耦合协调性空间格局经历了由环形到“T”字型再逐渐形成“三点”式的分布特征，空间差异明显。［结论］中原城市群健康发展应强化城市协同发展，增强引领示范作用； 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优化产业空间格局，推动城市全面发展是未来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启示。     

西北5省区“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及预测分析

［目的］探讨“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城镇化”三维系统（以下简称“EEU”系统）协调发展关系，以期为推动三者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西北5省区为例，在构建EEU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GIS工具和灰色预测模型对西北各省区EEU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分析。［结果］2003—2017年西北5省区EEU系统评价值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系统评价值呈波动上升态势，明显高于生态环境系统评价值； 耦合度水平较高，协调度整体由过度发展大类向协调发展大类演变； 各省区协调度上升等级不同且未能达到优质协调等级，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有经济发展滞后型和生态环境滞后型两大类； 未来5年各省区协调度将稳步提升，但演进差异明显。［结论］提出要遵循科学方法，补齐生态环境短板；突破薄弱环节，推进系统协调发展；重点关注甘肃，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甘肃为例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具有互动联动、相互促进的紧密联系,研究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0-2017年甘肃省时间序列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Tobit模型对两者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且新型城镇化水平一直高于乡村振兴水平;耦合度值处于0.48～0.50之间波动,属于低度耦合阶段;耦合协调水平一直呈显著上升趋势,大致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勉强协调"发展阶段,但目前发展尚未成熟,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产业结构、科技创新能力、政府能力、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发展对耦合协调度起到了显著的阻碍作用。基于分析评价结果,提出了大力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等一系列政策启示。     

宁波健康城市建设与城市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评价*——基于健康中国视角下

［目的］科学测度和评价健康城市建设与城市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美丽、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方法］通过均方差决策法和线性加权法测度两者的综合得分，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1）2006—2016年宁波市城市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不断提升阶段，而健康城市发展水平在经历初期的波动后也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 （2）宁波城市化发展与健康城市建设经历了从不协调期向转型期发展过渡的演化过程，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D值从2006年的0217增加到2016年的0722，并呈现由严重不协调期→基本不协调期拮抗阶段→基本协调磨合阶段，但还没有迎来高级协调的发展。［结论］未来，随着宁波新型城镇化和健康城市试点的持续推进，需不断提升城市健康环境水平、丰富健康城市建设内涵、注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切实保障城市化发展与健康城市的协调发展。     

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性分析

[目的]探究近年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将为今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统筹发展相关政策的提出提供理论参考,将有利于不断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法]通过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基于熵值法对2007—2016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格局演变分析,并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1)2007—2016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递增趋势,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总体快于乡村振兴,且区域差异较为显著。其中2016年郑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为0.862,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南阳市和商丘市的评价分值较低,分别为0.230和0.223。鹤壁市和郑州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高于其他地区,分别为0.566和0.517。平顶山市的评价分值最低,仅为0.346。(2)2007—2016年各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明显的递增趋势,其中郑州市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其他各市不断向更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过渡。[结论]河南省大部分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上落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今后应针对地区优势,不断优化乡村建设规划,加快乡村振兴发展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更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过渡。     

河南省农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从时空角度探讨农旅协调发展程度，为河南省农业旅游业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方法］从农业发展规模、农业发展保障、农业集约化水平、旅游经济、旅游保障和旅游市场等几个方面构建了农旅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构成的组合法对指标赋权，用改进的TOPSIS法计算协调度，用标准差椭圆法分析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1995—2015年河南省农旅协调度从勉强协调向良好协调发展； 2007、2010和2015年各地协调度差异不大，郑州、洛阳和南阳3市的农旅协调度为中度协调，中度协调区域大致呈C字形分布，其余城市为勉强协调； 协调度重心靠近郑州、许昌交界处，分布方向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分布的方向性和集聚性不是很明显。［结论］根据各地旅游业、农业及农旅协调度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差异性的农旅协调发展对策：以旅促农、以农带旅和旅农共进。     

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耦合关系及时序特征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目的]新型城镇化引致都市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都市农业发展倒逼新型城镇化协同高效推进;探究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的耦合互动关系,对加快推动两系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06—2017年武汉市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测度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的耦合关系。[结果](1)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总体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耦合关系显著;(2)两者耦合度C值在0.490左右变化浮动,2008年和2013年耦合度出现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为0.475和0.500;(3)耦合协调度D值处在0.290～0.627,耦合协调等级从中度失调转变为初级协调阶段,且时序演变呈现出小幅波动性、差异性和阶段性特征。[结论]武汉市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程度处于不断完善中,时序特征变化明显。为此,武汉市应坚持贯彻实施"以人为本"及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以打造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升级版,强化政策扶持的支持力度以保障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耦合协调发展。     

青海省城镇发展与差别化土地政策协调度研究

［目的］旨在研究青海省城市化过程中，城镇发展与差别化土地政策的关系。［方法］采用Logistic模型预测了青海省城镇化水平； 运用系统相对状态发展模型对城镇建设用地增量变化率与城市化速率进行耦合分析，分析重点区域及典型城镇其城镇发展与差别化土地政策的协调度。［结果］（1）青海省东部地区和柴达木盆地地区发展最好，城镇化水平最高； （2）青海省东部地区和柴达木盆地地区的差别化土地政策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东西部城市化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需尽快完善未利用地开发激励机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别化的土地管理政策，引导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结论］差别化土地政策是城镇协调发展的关键，青海省应在分析政策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土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