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及其成因 ——基于增加值市场渗透率的分析

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背景下,如何评估中国的实际出口竞争力,以及如何观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演化方向和路径?这需要我们综合考虑贸易的"质"和"量".文章将TiVA方法与衡量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市场渗透率(MPI)指标相结合,构造出基于最终品进口市场的增加值市场渗透率(MPIVA)指标,进而测度与分析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及其成因.研究表明:(1)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一直呈上升态势,但其增速已放缓.中国在行业市场上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在提升,上升速度最快的是制造业,且服务业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也在上升.(2)出口的行业内增加值上升和出口向国内增加值高的行业转移,共同构成了中国增加值出口竞争力上升的原因,但主要是来自出口的行业内效应,而非出口的行业间效应.(3)中国行业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主要不是来自出口行业本身的直接增加值效应,而是来自上游行业的间接增加值效应;中国制造业出口本身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仍有着很大的上升空间.文章为提升中国出口行业本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贸易地位以及优化中国出口行业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提高出口依存度与其经济风险的防范研究

在全球价值链下,中国需要提高以增加值贸易统计的出口依存度,享有其利好的一面。问题在于,提高的出口依存度是否具有较好的抗跌性。目前,中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更多是处于被动参与和适应阶段;在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方面仍有较大差距;服务贸易仍是对外贸易的"短板",其国际竞争力相对不足。这些诱致性因素,使得中国的出口依存度难以表现出较好的抗跌性,易引发经济风险。因此,中国在提高出口依存度的同时,要从抗跌性的角度考虑其背后存在经济风险的防范问题。     

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改善了吗?——基于改进后出口上游度的再评估

本文综合考虑分工环节和附加值创造双重影响,基于增加值替代总出口的改进版出口上游度测算方法,利用WIOD数据测算了行业上游度和出口上游度,并结合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对中国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确实处于中低端,但与单纯考虑生产环节所发现的分工地位进一步恶化趋势不同,综合考虑附加值创造后的测算表明,中国分工地位有改善趋势,但这一变化主要来自于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服务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仍趋于恶化。要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不利分工地位,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应注重"双管齐下",不仅要依托制造业转型升级,更应以服务贸易为抓手,努力促进服务出口大发展。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绿色出口竞争力的变化

针对单一的出口竞争力指数难以充分反映一国出口竞争力的真正面貌这一问题,本文在传统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前向关联增加值出口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产业的后向联系、出口中隐含的碳排放等特征,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提出了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多维分析方法。利用WIOD数据库,通过综合对比分析中国制造业在传统RCA指数、前向和后向产业关联增加值出口RCA指数、前向和后向产业关联的隐含碳出口RCA指数五个维度的典型事实,可以发现:不同类型制造业部门具有差异化的出口竞争力特征,体现为部门之间的整体竞争力差异,部门内部出口竞争力偏向差异,以及出口竞争力偏向的演化差异等。整体而言,国内增加值率和单位产出碳排放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出口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中国制造业在前者的全球排名相对靠后,后者的全球排名相对靠前,亟需通过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实现中国制造业迈向价值链的中高端。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政治互信能否促进务实合作：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国家间的政治互信与两国各领域的合作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政治互信能否增进出口国的真实贸易利得、促进价值链生产合作尚未受到足够关注。文章采用WIOD 2000-2014年国家-行业数据,对政治互信如何影响增加值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生产合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加强政治互信能显著促进国家间的总出口和增加值出口贸易,其中对本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要大于对外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说明友好互信的双边关系能有效增加出口国的真实贸易利得。第二,政治互信对中间品贸易的影响要比对最终品贸易的影响更大,对制造业贸易的影响要比对服务业贸易的影响更大,展现出提高政治互信推动全球价值链合作的积极作用。第三,政治互信显著提高了出口国自身的增加值率,说明提升政治互信增加出口国真实贸易利得的主要途径,是支持在出口产品生产中采用更多的本国增加值投入。上述结论表明,政治互信对当代国际贸易具有重大影响,加强政治互信能够有效增加出口国的真实贸易利得,促进国家间的GVC务实合作。     

中国制造业的中间品依赖与出口贸易——基于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的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格局中,贸易摩擦所导致的单边技术管制不仅会对一国出口贸易利益形成冲击,还会对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国际经济格局重塑产生重要影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强调推动产业链与供应链多元化.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法测算框架,分析在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中间品进口依赖度,评估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利益及国内产业链的冲击程度.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出口增加值中源自国外增加值部分比例在大幅下降,但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电气设备等行业仍十分依赖国外中间品投入;欧洲、美国和日本是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度最高的地区,且中国出口中来源于这些地区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低于流出占比.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出口的冲击,通过全球价值链体系在国内各行业及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形成差异化的"放大效应"和"吸收效应".     

高技术产业国家价值链网络结构与省域增加值分解——来自电子信息产业的证据

为破解我国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的低端锁定困境,需要构建并完善国家价值链分工体系。构建中国高技术产业国家价值链内生增值传导网络结构分析框架,并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对省域国内增加值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上游技术研发能力较弱,整体增值能力不强;下游间接关联产业部门数量及关联系数值仍待提高;除中游外,上下游出口国内增加值偏低,国际竞争力较弱;东、中部省域国内完全增加值占据优势,内生增值能力方面各有所长,东北、西部省域国内完全增加值及其内生增值能力均较弱。同时,中国省域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未表现出显著地理地区特征,即使同一地域的省域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差异。     

目的地收入与中国出口企业国际分工地位——论“低端锁定”效应

中国与发达国家建立密切贸易关系的同时存在被“低端锁定”的风险。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BACI数据库与全球价值链指标数据,探讨了目的地收入与中国出口企业国际分工地位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随着目的地收入提高,出口企业国际分工地位先升后降,呈倒U形关系,存在“低端锁定”效应。影响渠道分析显示“低端锁定”效应与贸易模式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以及出口结构变动有关。异质性分析显示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与高研发密集企业的倒U形趋势最为明显。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研究

本文突破现有研究多是从产业或产品层面评价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传统思路,采用兼顾出口与进口的净贸易指数,比较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进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在价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竞争力.结果显示,传统的出口总量统计法高估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出口与实际竞争力相背离的“统计假象”.在价值链环节,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零部件等高端环节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度,呈现出明显的竞争劣势.     

中国省级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及其应用

本文在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考虑国内价值链,首次构建一国内部地区出口增加值的分解框架,并据此框架进行中国省级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及应用研究。结果表明:(1)各省出口价值来源中,本地增加值份额最高,回流增加值份额最低,国内垂直专业化份额和国际垂直专业化份额居中;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和本地增加值份额及国际垂直专业化份额分别呈很强的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2)以增加值出口衡量的各省出口差距明显缩小;具有比较优势的省份-产业往往也更有优势为其他省份提供出口增加值;中国出口的低本地增加值率主要源于沿海省份制造业的增加值出口和总值出口之比较低。(3)以增加值出口和以总值出口衡量的显性比较优势呈现差异,对于许多省份-产业而言,比较优势甚至发生了逆转;对于大部分省份而言,以增加值出口衡量的出口专业化程度要低于以总值出口衡量的出口专业化程度。     

中国是否抢占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机会?——来自制造业的证据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市场,中国是否因"贸易竞争效应"挤出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机会,还是通过"全球价值链效应"促进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机会呢?本文基于2000~2014年10个发展中国家在HS两分位水平上对世界各国的出口数据,考察各国出口供给能力的变化。研究发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出口供给能力同步提高,相关性强;各国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供给能力有所下降,但中国出口供给能力的波动较小;反事实研究显示,在中国出口供给能力保持在2000年不变的情况下,其他发展中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平均下降1%,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平均下降0.7%,但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增加0.02%,这表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出口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中美增加值贸易与双边贸易利益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文章利用增加值贸易体系重新测度了1995-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并通过对双边总值贸易进行价值增值分解刻画了贸易利益在中美之间的分配格局。结果表明,传统的贸易统计极大地高估了中美贸易失衡,两国的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之间存在严重错配,分工地位的差距导致贸易利益在两国间的分配正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在机电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转变单纯追求出口规模的贸易发展方式和改善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提高中国对美出口获利能力的关键。     

贸易自由化与增加值贸易*——WTO对中国出口的真实影响

国际贸易的中间品贸易的兴起,使传统关境贸易统计无法准确衡量全球价值链下一国的实际贸易利得。本文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重新评估加入WTO对于中国出口的真实影响,以及关境统计下WTO贸易促进作用与真实状况的偏离。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1）总体上,中国加入WTO显著促进其增加值出口,但关境统计明显高估了WTO贸易促进作用。（2）分行业看,WTO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贸易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加入WTO显著地促进了中国非制造业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却抑制了中国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出口。（3）进一步研究发现,关境统计数据对于WTO贸易促进作用的高估问题仅存在于制造业,对于农林牧渔业等其他三个行业反而存在低估问题。     

嵌入全球价值链方式的跨国比较——基于国家、双边和产业三个层面

增加值出口率是判断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重要指标,但在产业和双边层面该指标会失效。本文将增加值出口率核算拓展至国家、产业和双边层面,并分析了代表国家在这三层面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不同方式,研究发现:(1)一国出口产业结构显著影响该国增加值出口率,由于经济全球化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增加值出口率持续下降,而发达国家增加值出口率较为稳定。(2)产业增加值出口率可判断不同国家相同产业参与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方式,美、德等发达国家农业处于国家价值链下游直接参与全球价值链,服务业处于国家价值链上游并支持下游制造业、间接参与全球价值链。我国农业处于国家价值链上游但没有直接参与全球价值链,我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强于嵌入国家价值链的深度,与本国上下游产业关联较弱。(3)出口国增加值出口方式、双边地理区位和距离是影响双边增加值出口率的重要因素,嵌入全球价值链上游国家的双边增加值出口易被低估,地理毗邻的双边增加值出口率则易被高估。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如何影响服务贸易流量?——基于增加值贸易的研究视角

本文从增加值贸易的角度,基于WWZ(2013)方法测算了全球40个经济体的服务增加值贸易水平,利用WTO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数据库构造了衡量协定开放度的服务行业覆盖率指标,运用Anderson&van Wincoop(2003)引力模型分析框架和泊松拟极大似然(PPML)估计技术,研究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出口的差异化促进效应。结果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总值和增加值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于开放水平越高的协定,这种正面促进效应越强;但协定对外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程度大于国内增加值出口。进一步地,本文还对各国服务出口的结构特征做了分组分析,并考察了缔约环境异质性对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服务出口促进效应的不同影响机制。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推进区域服务自由化,提升在服务贸易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中日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及地位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通过构建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较全面地分析了中日两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模式和地位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占比低于同期日本,其获益能力相对较低。（2）中日两国制造业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均呈上升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不断加深。（3）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主要是以后向模式,而日本制造业主要是以前向模式。（4）中国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最终产品为主,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生产环节,而日本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中间产品为主,专业化于关键零部件生产环节。（5）中日两国制造业主要是通过间接增加值出口实现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且其国内的生产分工程度均在不断加深。（6）中国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下游位置,且有一定的攀升趋势,而日本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但有一定的下滑趋势。     

全球价值链嵌入、制度质量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根据融入增加值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及显示性竞争优势两个指标,对各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算,并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制度质量对其的影响,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制度质量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国际竞争力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越深的国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越高;制度质量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也存在显著正影响,较高的制度质量有利于一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制度质量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制度质量越过门槛值之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下降,这说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度质量较低国家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也更为重要。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出口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本文利用亚洲开发银行（ADB)提供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数据构建出口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模型，实证检验各经济体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对各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促进了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以及垂直专业化深度。贸易双方之间的技术差距、制度质量差距等因素会影响物流质量、双边联通变量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边际影响。技术差距、制度质量差距的增加会降低物流质量对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的促进作用，但会提高双边联通对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前向垂直专业化参与率的促进作用。而技术差距、制度质量差距的变化对物流质量、双边联通对出口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垂直专业化深度的促进作用没有影响。     

生产分工视角的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竞争力验证

考虑生产分工对中美间经贸联系程度、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影响,基于生产分工下价值链视角,构建出口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验证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竞争力。结果显示:2016年及之前,中国仅在杂项制品大类上,对美国显示出较强出口竞争力,机械和运输设备、动物和植物油、油脂和蜡我国具有比较优势,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双方竞争性较强,其余大类上,中国对美国出口竞争力不具优势。引入其他国家作对比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对比国家均无显著出口竞争力,而且对美国出口具有单价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对这些国家出口多缺乏单价优势,而2017年以来对美国和对比国家的贸易变化,进一步勾画出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竞争力不足。在生产分工主导全球产业发展背景下,提升我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参与地位,宜强化自主技术研发、提升外资质量和技术外溢、加快"走出去"学习先进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