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出口竞争力:一般规律与中国特征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竞争力不仅体现在出口规模，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出口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增值能力。利用修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衡量出口竞争力水平阐明中国出口竞争力水平与贸易强国存在的差距，波动效应分解显示中国出口竞争力不强主要源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不高。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因素包括资本密集度、技术进步、国内配套能力和制度质量等，中国在这些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都还存在明显不足，这些方面的改进有利于提升中国出口增加值率，从而加快实现中国建设贸易强国的目标。     

产品内分工、制度质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从分工演进视角,提出了制度质量、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及其二者交互作用,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机制的理论假说。借鉴Hausmann et al.(2005)的方法,利用1996—2010年HS92六位数分类贸易统计数据,本文测算了62个国家(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并分别运用OLS法和系统GMM法进行了实证研究。计量结果表明,制度质量的完善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与此同时,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及其与制度质量的交互作用,同样也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理论假说通过了较好的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据此,伴随中国人口红利等传统低成本国际竞争优势逐步丧失,新一轮开放应注重释放制度红利,从而在进一步深度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谋求全球分工新地位。     

论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及对策

1．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备较强的竞争力。随着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充分发挥其劳动力成本低且素质较高的比较优势，货物出口持续增加。按照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原则，中国主要对海外原材料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较大，但一些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本国企业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设备施加种种限制，这自然会加大我国国际贸易的不平衡。我国经常账户中服务收支逆差的原因在于我国电信、金融、保险、运输等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尚处于低水平，我国第三产业的服务范围限于国内，对外服务能力弱。随着我国工业化的高速推进以及大量外资企业进入后对服务业需求的增加，服务业的跨境提供成为必然。     

中美经贸摩擦下的台资企业: 影响、机遇与应对

中美经贸摩擦破坏了供应链中"大陆生产―出口美国"的通道。短期来看,这直接加重了大陆台企出口美国的贸易成本和美国进口商的成本,进而影响台资企业产品的竞争力;长期来看,将改变台资企业生产网络布局。基于福建台资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美经贸摩擦通过直接和间接传导渠道对近半数台资企业实际经营产生影响;台资企业产能外迁意愿有所提升,并与中美经贸摩擦影响存在显著相关性;议价能力较强、存在明显技术优势的台资企业受影响较小,而产品可替代性较高、生产代工的台资企业受影响较大。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冲击,要着力改善台资企业营商环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引导台资企业开拓内外部市场,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加强两岸科技与产业合作,合力打造全球优势价值链。     

参与生产国际分工如何提升了企业竞争力?

中国企业参与生产国际分工显著提高了其竞争力,参与不同国家的生产国际分工和参与不同阶段的生产国际分工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参与高收入国家的生产国际分工对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较为明显,参与零配件、资本品阶段的生产国际分工对企业竞争力提升影响更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参与生产国际分工使得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生产效率得到了提升,生产国际分工带来的溢出效应促使企业竞争力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企业增加了研发投入。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 ——以泰州市为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出,通过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产业链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提升产业链水平、强化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能力、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升级的过程.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两头在外"转向"内循环"阶段,经济发展的重点将是以国内大循环建设为主,而迈向产业链中高端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手段.泰州作为制造业大市,需在新一轮产业分工格局中再定位,将优势环节嵌入全球生产网格,在危机中抢占先机,坚持补短板与锻长板相结合、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并重,聚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打造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链,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研究

本文突破现有研究多是从产业或产品层面评价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传统思路,采用兼顾出口与进口的净贸易指数,比较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进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在价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竞争力.结果显示,传统的出口总量统计法高估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出口与实际竞争力相背离的“统计假象”.在价值链环节,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零部件等高端环节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度,呈现出明显的竞争劣势.     

产品内分工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国际技术溢出、产业内资源再配置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产品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并就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发现产品内分工对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且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更为显著.     

我国出口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总体而言,我国出口企业目前仍缺乏国际竞争优势,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出口所占比重很低.加强对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理论探讨,从出口企业优势和出口产品市场占有率层面分析我国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现状,并加大出口产业结构调整力度,自主开发和研制新技术,以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减少对外的依赖程度,对于提升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水产品出口竞争力分析及提升策略——基于扩展的钻石模型

我国是世界上水产品生产和出口的第一大国,但并不意味着我国水产品在出口国际竞争力上也具有同等的优势。本文拟以扩展的＂国家钻石＂模型为基础,对我国水产品的出口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和评价,并提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策略措施。     

中美技术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贸易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国际贸易发展模式从量向质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IMS)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ES)对中美两国技术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并从技术贸易总体和细分行业,技术贸易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对中美两国技术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测算分析。研究显示:我国软技术贸易远落后于美国发展水平,尤其是细分行业中知识产权发展水平较低;硬技术贸易和美国相比发展较快,在全球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细分行业中的计算机、电子通讯行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而航空航天技术、医药品等行业弱势明显。     

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及其成因 ——基于增加值市场渗透率的分析

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背景下,如何评估中国的实际出口竞争力,以及如何观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演化方向和路径?这需要我们综合考虑贸易的"质"和"量".文章将TiVA方法与衡量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市场渗透率(MPI)指标相结合,构造出基于最终品进口市场的增加值市场渗透率(MPIVA)指标,进而测度与分析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及其成因.研究表明:(1)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一直呈上升态势,但其增速已放缓.中国在行业市场上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在提升,上升速度最快的是制造业,且服务业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也在上升.(2)出口的行业内增加值上升和出口向国内增加值高的行业转移,共同构成了中国增加值出口竞争力上升的原因,但主要是来自出口的行业内效应,而非出口的行业间效应.(3)中国行业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主要不是来自出口行业本身的直接增加值效应,而是来自上游行业的间接增加值效应;中国制造业出口本身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仍有着很大的上升空间.文章为提升中国出口行业本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贸易地位以及优化中国出口行业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全球网络生产、外商投资深化与出口篮子成熟度

参与全球网络化生产对提升出口篮子成熟度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结合中国实际,考察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和加工贸易两种全球网络生产模式,在外商投资不断深化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溢出效应影响下,对35个工业行业出口产品篮子结构及成熟度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提升出口篮子成熟度的效果比加工贸易网络模式更为显著;在垂直专业化分工模式下,应重视外商投资深化对出口篮子结构优化的间接溢出调节影响;鼓励外商在资本或技术密集行业、劳动密集行业持续深化投资,发挥其直接效用和间接溢出效应。     

产品生命周期与中小企业切入国际产业链的战略模式——襄樊博亚与天宇朗通模式的比较分析

通过出口具有更高技术水平的产品来提升出口产品结构、实现从"制造基地"到"创造基地"的国际分工,是改善中国国际贸易格局、提升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能否成功切入国际产业技术合作链,则是实现技术产品出口的前提条件。选取襄樊博亚与天宇朗通这两个典型企业,通过对其在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切入国际产业链的战略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根据产业技术与市场发展的趋势、节奏,通过对处于产品生命周期中、前段产品的进口替代,发起率先性的技术追随与功能赶超行动,可以构造国内市场的先动优势;而在产品生命周期中、后段以低成本来发挥和塑造后发优势,有可能会因需求差异导致产品不被纳入国际产业链。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我国出口竞争力变化与出口增速下滑

加入WTO后,中国货物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由2000年的3.9%增加到2011年的10.5%,但增长幅度趋于下降。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出口竞争力的变化。本研究利用恒定贸易份额分析法和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过去十年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并对未来趋势进行了推演,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中国出口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日益上升,在国际市场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当前难以判断中国出口竞争力效应已经处于由正转负的拐点,但未来如果不能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中国出口将难以维持之前20%以上的高速增长;从模型结果来看,中国出口与中国和全球的经济规模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未来十年中国出口名义增长速度将保持在10%～15%的水平。     

GVC下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升级的影响

首先,构建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绿色技术进步影响中国制造升级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产业高度及出口部门碳生产率3个层面建立中国制造升级水平测算指标体系;然后,采用我国内地30个省级样本数据实证检验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升级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制造业以碎片化生产与一体化贸易模式逐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这一趋势,将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实背景纳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即同时考虑来自国外中间品和出口中间品中的隐含能因素,采用基于非径向、非导向的松弛测度方向距离函数测算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①2002-2015年,中国制造升级水平呈现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烟斗曲线"态势,并按照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依次递减,产业高度指数水平与出口部门碳生产率较低是造成中部地区中国制造升级指数整体不高的主要原因;②从整体看,绿色技术进步促进了中国制造升级水平提升,但其在不同的能源强度地区、经济地带、时段中的影响存在差异,绿色技术进步在能源强度高的地区、东部地区及2009-2015年对中国制造升级的正向效应更为显著;③资本密集度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对中国制造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与预期相反,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制造升级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再评估?--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国内增加值双重视角的分析

合理地评估当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判断中国的出口优势与劣势以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依据。文章将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国内增加值率结合起来,构建了同时具有产品属性和增加值属性的国际分工地位新指标,并基于投入产出框架构建了理解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理论模型,进而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结果表明：(1)考虑服务业出口后,目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处于最为落后的经济体行列,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普遍不高,发达经济体和资源丰富的经济体拥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2)1995-2009年中国与美国、印度和巴西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有所扩大,与德国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比较稳定,而与日本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则有所缩小。(3)结构分解的分析显示,中国国际分工地位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结构问题,即服务业出口比重过低,而国内增加值率的降低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4)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指数的变动主要源于产业属性效应和国内增加值效应,而出口结构效应的影响则较低。因此,调整出口结构和提升国内增加值率是中国未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两种重要方式。     

中德照明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中国和德国同为灯具和照明装置的生产和出口大国。本文通过对两国的灯具及照明装置的贸易竞争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和进出口价格比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在中低端的灯具及照明装置的生产和出口量方面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德国则在其高端产品的附加值方面更具国际竞争力。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提升战略

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是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关键因素,全球跨国公司都在不断加强研发和技术创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阶段的重要缺陷是缺乏核心技术优势.在我国日益增长的国家竞争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推动下,充分利用"走出去"进行技术提升,应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