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金融缓解中小医药企业融资约束研究——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医药企业2014—2021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供应链金融对中小医药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效果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最后对不同供应链合作稳定性进行分组检验。研究发现：（1）供应链金融可以缓解我国中小医药企业存在的融资约束，且对供应链合作稳定性高的企业的缓解作用更强；（2）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可以正向调节供应链金融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且对供应链合作稳定性低的企业起到更强的正向调节作用，其中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作用尤为明显。基于此提出，推动供应链金融进一步发展、中小企业应积极开展企业数字化转型任务、深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思路等政策建议。     

金融科技、供应链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以2014—2020年深交所中小板企业为样本，选取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研究发现中小企业面临融资约束难题，在此基础上构建扩展模型，发现供应链金融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且金融科技对供应链金融缓解融资约束具有促进调节作用。另外，通过将中小企业按照金融科技含量高低分组发现，供应链金融对金融科技含量高的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果更显著。因此，本文从中小企业、金融工作者以及政府三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既要关注供应链金融模式的融资效果，又要重视金融科技赋能供应链金融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了吗？——基于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以深沪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但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政策含义是：在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同时,应当注重金融市场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应用，为缓解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带来新契机。本文将2012-2021年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据作为样本，通过实证检验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其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且其缓解作用存在“衰退期>成长期>成熟期”的阶段异质性；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能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来纾解其融资约束。基于此，本文提出应从坚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借贷双方信息透明度和实施差异化支持政策三个方面来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数字普惠金融会影响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吗

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具有正向作用;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提升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呈现异质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管金融背景占比小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慈善捐赠水平的正向促进效果更强。     

金融科技、供应链金融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2—2021年深交所中小板企业数据，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验证得出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在此基础上建立OLS模型，验证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调节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此外，对中小企业按照信息披露程度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说明，供应链金融对信息披露度高的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果更显著。对此，政府方面应采取相关措施，如鼓励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优惠；推行企业试点政策，扶持金融科技以及供应链金融在行业中的发展；中小企业方面也需结合自身经营情况，制定合理的金融科技应用策略，并提高信息披露程度，最大程度发挥供应链金融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价值 ——基于中国2011—2018上市A股公司的经验数据

伴随着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成为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以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影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是促进企业价值提升的主要作用维度;企业融资约束发挥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拓宽了企业资金来源,提高了融资效率,缓解了融资约束,促进企业价值的长期提升;财务柔性和社会责任发挥调节效应,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农村金融：溢出效应抑或挤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对传统金融机构经营发展产生了技术溢出和市场挤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效应。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助于促进正规金融服务下沉,从而有效缓解传统农村金融约束,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本文从传统信贷支农的角度出发,使用2012—2019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农贷款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农村金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促进涉农贷款增长,从而缓解“三农”融资约束,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此种效果更为明显;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使用深度这一维度对传统农村金融产生影响,其次是覆盖广度;分主体看,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机构农户贷款之间无显著关系,与农村企业和各类组织贷款微相关,而对城市涉农贷款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说明当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明显的数字排斥问题,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下沉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会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传统农村金融的正向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生命周期与企业并购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广泛且精准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推动了经济发展，影响微观企业经济行为的理论阐述。本文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并购的作用机理及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增加主并方的并购溢价，但该影响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中有所差异，主要体现为数字普惠金融与并购溢价的正向影响在行业成长-企业成熟、行业成熟-企业成熟、行业衰退-企业成熟、行业衰退-企业衰退阶段的企业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并购方的并购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短期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在行业成熟-企业成熟组合中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长期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在行业成长-企业成熟、行业成熟-企业成熟、行业成熟-企业衰退、行业衰退-企业衰退阶段的企业中显著。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融资约束理论视角,采用A股非金融民营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融资约束在其中起着显著中介作用;地区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冲击对数字金融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数字金融对成长期、第三产业和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尤为显著。本文结论对优化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助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本质上是利用数字化方式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其兴起和发展为中小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可以促进创新活动,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271家中小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的发展均能够有效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且其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国有企业。这为我国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其创新活动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

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并以2016-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数字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融资约束及企业规模条件下数字金融对上市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企业创新能得到更多激励;数字金融推动企业创新的效果在非国有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及中小规模企业中表现更优;供应链金融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为有效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政府应稳步发展数字金融,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制定创新相关政策时应多关注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较高及资产规模较小的企业,以满足企业多元化的需求;企业应通过提升供应链关系质量、加强供应链管理等途径实现自身数字化、信息化升级。     

数字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

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并以2016-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数字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融资约束及企业规模条件下数字金融对上市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企业创新能得到更多激励;数字金融推动企业创新的效果在非国有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及中小规模企业中表现更优;供应链金融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为有效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政府应稳步发展数字金融,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制定创新相关政策时应多关注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较高及资产规模较小的企业,以满足企业多元化的需求;企业应通过提升供应链关系质量、加强供应链管理等途径实现自身数字化、信息化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数字普惠金融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理及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使用深度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科技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表现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资源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股价信息含量来共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性检验表明，金融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有效的金融监管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后果和企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分析师缓解了融资约束吗? ——基于数字金融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市级层面数据与微观企业数据相匹配,探讨分析师、数字金融与融资约束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和数字金融都显著缓解融资约束,且数字金融为分析师提供信息补充,有效加强分析师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进一步地,通过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成长期企业,数字金融对分析师的调节效应在成熟期及衰退期企业更明显.因此,通过规范我国分析师行业发展,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加强分析师与数字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数字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融资结构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1-2021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数据,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中介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增加。基于融资结构的调节效应表明,内源融资和股权融资在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则发挥负向调节作用。本文从融资结构角度为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与壮大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以我国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而且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小规模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缓解

在产业数字化大背景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以及如何缓解融资约束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以2013—2021年深证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1）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能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2）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重要路径。（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供应链金融缓解融资约束的路径主要出现在民营企业、供应链上下游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制造业企业、南方地区企业、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企业中。本文对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推动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进而缓解其融资约束具有一定启示。     

数字金融何以纾解中小企业融资之困?

在推动普惠金融创新实践进程中,数字技术与金融业态的深度融合能否有效缓解实体经济长期面临的融资困境亟待被进一步检验。基于中国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微观面板数据,本文对数字金融是否有助于纾解当前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约束难题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效应在民营企业、规模较小企业和金融欠发达地区企业中尤为突出。研究还发现,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高信贷可得性和降低融资成本两个渠道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重新测度融资约束指数和开展不同维度的纵深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为此,本文认为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应当注重发挥数字金融的普惠性特征和长尾效应。     

内部控制、供应链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政界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内部控制和供应链金融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难题的有效途径。本文利用创业板上市公司2012—2016年的数据,运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在研究供应链金融与融资约束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不同内部控制下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供应链金融均可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且供应链金融对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缓解程度更明显,即供应链金融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上具有替代效应。在此基础上,对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与中小企业自身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