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行为的实证研究

关于股权结构与控制权收益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控制权收益越高;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有利于限制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减少控制权收益。因此,降低股权集中度、充分发挥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作用是规范控股股东行为的关键所在。     

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来自中国非流通股转让市场的研究

现有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文献表明,公司的控股股东一般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从中获取种种隐性收益。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交易中,控股股份与非控股股份在转让价格上的差异,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水平约为流通股市价的4％,相当于非控股股东的非流通股转让价格的28％。研究还表明,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越强,则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便越高;而公司流通股规模越大,则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便越低。同时,公司负债并不能成为约束大股东掠夺行为的有效工具。     

控制权转移、股权制衡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来自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经验证据

股份制改组中片面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以及股票发行制度的行政审批和额度控制，造成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问题严重。特别是上市公司在控制权转移后，控股股东控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本文研究了控制权转移后股权制衡与大股东利益侵占之间的关系，这将为我国今后的产权改革和投资者保护研究提供很好的经验证据。本文研究发现：（1）控制权转移后的董事变更比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比例和控股股东在目标公司董事会中所占的席位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转移后的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呈明显的U型关系；（3）在股权制衡中，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负相关。     

房地产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赫芬达尔指数和EVA的实证分析

以60家在沪深两市上市的房地产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对其绩效的影响。通过对样本企业2008年度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中国房地产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房地产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房地产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性质与其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白酒行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股权结构决定着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配,对经营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通过四个线性回归模型,以净资产收益率为经营绩效的衡量指标,选取17家白酒行业上市公司2008年—2011年股权结构和经营绩效的数据,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前十大流通股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没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有限售条件股份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无限售条件股份与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     

大股东减持、股权转让溢价与控制权私利

本文以中国 A 股市场的数据,对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减持的股权转让溢价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观察与测度.研究发现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均通过减持获取股权转让溢价,但控股股东的减持获利水平显著高于非控股股东,减持成为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一种新途径.实证研究显示,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受控制权程度、股权制衡度、股权性质和公司资产管理效率的影响.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程度与股权转让溢价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经营绩效与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本文建议加强对非国有控股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转让行为的监管,并积极推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     

控制权收益悖论与超控制权收益——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现有文献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这一定性扭曲了大股东侵害的实质,导致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对现有研究中关于控制权收益和大股东侵害的理论作出了修正,指出并论证了控制权收益是控制权成本的补偿,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它的实现载体是控制权作用于公司治理绩效改进所产生的增量收益,它与大股东侵害无关。本文进一步提出超控制权收益这一新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及其与控制权收益的本质差异作出了界定和分析,解构了大股东的利益结构,指出大股东侵害的实质是攫取超控制权收益。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作出了新的理论解释。     

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和公司绩效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普遍具有积极的治理功能,第一大股东的治理动力随着其持股的增加而增大。无论控股股东的性质如何,大股东持股都能够强化控股股东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但是,激励效应的强度受其性质的显著影响:流通股股东控股比例的解释力最强,法人股股东其次,国家股股东最弱。流通股股东随着其对公司管理控制权的增大,其激励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消极的激励功能转化为积极的治理功能。作为控股股东的流通股股东所发挥的积极治理功能还表明,流通股比例的消极治理影响根本源于流通股股东的非控股地位及其所产生的权利弱化。股权越集中,大股东参与管理改善的动机和能力就越强。对于中国现行的市场环境和法律制度而言,较高程度的集中控股是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另外,控股股东性质的改变也会导致治理激励强度的显著改变。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实证分析

公司控制权的私有收益实际是控股股东对其他股东利益的侵占。文章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控制权私有收益,并且其平均水平为45．76％。研究结果还表明,股权转让规模与控制权收益负相关,资产管理效率与控制权收益负相关。抑制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于公司治理及资本市场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而抑制控制权收益可以从法律和公司治理两方面入手。     

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与股权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显示：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国家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与公司多元化经营程度均呈显著性倒U型相关;流通股比例与公司多元化经营程度正相关。还发现国有控股型公司比法人控股型公司更倾向于采用多元化经营战略,法人控股型公司与不具有控股股东公司多元化经营程度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董事会激励对公司效率影响的随机前沿分析

本文将激励形式分为两种内部激励——显性激励、隐性激励和两种外部激励——产品市场压力、资本市场压力,并以2005—2008年度中国纺织服装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实证分析了董事会激励对公司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显性激励方面,董事会薪酬激励优于权益激励;隐性激励方面,董事长更替对公司效率有积极显著的影响,而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合一对公司效率有负面的影响。外部激励方面,产品市场的竞争压力比资本市场的收购风险对公司董事会更有约束力。     

国有上市公司并购中的高管代理问题

公司并购是资本市场的永恒焦点.本文以2007-2010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上市公司并购中的高管代理问题.实证结果发现并购频率与并购规模对高管薪酬的不同部分其影响具有差异化:并购频率对高管显性薪酬总额有显著正影响,分别与货币薪酬正相关、与持股薪酬负相关;并购频率对高管隐性薪酬没有显著影响.说明虽然资本市场对公司频繁并购给予负面回应,高管持股薪酬下降,但高管货币薪酬的上升会抵消这部分下降的幅度,高管依然可通过实施更多的并购来提升显性薪酬总额;并购规模对高管显性薪酬、显性薪酬的两个组成部分(货币薪酬和持股薪酬)、隐性薪酬皆有正影响.国有上市公司高管通过操控并购频率与并购规模进行权利寻租.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managerial discretion,and the R&D investment in China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factors on firm R&D investment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like China. By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this article statistically tests the hypothes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rporate R&D intensity and managerial discretion of CEOs, independent outside directors, degree of share concentration, share held by the state, and share held by a manager.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managerial discretion of CEOs has a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firm R&D investment. The number of the independent outside directors in the board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R&D investment. And as the shares held by a manager increase, the firm R&D intensity will decrease at first, and then increase along an inverted parabolic curve. All thes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tock incentive pla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ctive and long-term stock investors, may finally lead to the upgrade of corporat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最终控制人特征、政府控制与公司价值

本文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属性、控制权比例、控制权与所有权背离程度、控制链长度等因素对上市公司价值进行了研究。回归结果表明最终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公司价值之间呈非线性的正U型关系，而所有权与控制权背离程度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并不显著。政府目标多元化导致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目标并不一定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政府附加的社会责任给上市公司的价值带来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于下级政府部门。政府对上市公司控制链越长，企业受到政府的干预就越少，公司的价值就会越高；而控制链对于非国家最终控制的公司的价值影响并不显著。本文还发现不同非政府实体最终控制的上市公司之间价值不存在显著差异。     

市场竞争、经理人激励与上市公司舞弊行为——来自中国证监会处罚公告的经验证据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和经理人激励对舞弊行为影响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权市场竞争中只有第二大股东的制衡力量对舞弊行为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经理人市场的竞争程度与公司舞弊行为显著负相关,不成熟的经理人市场使得经理人的声誉机制和报酬激励机制都难以发挥抑制舞弊行为的作用。治理上市公司舞弊行为的更好路径是优化经理人的选任机制和竞争机制,而不是仅仅强化其激励。     

外部知识获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

从外部知识需要通过企业内部实践才能加以利用这一思路出发,基于中国489家大中型企业的调查数据,运用SPSS21.0软件实证探讨了内部沟通和创新激励对外部知识向创新绩效转化的影响机理。层级回归结果显示:外部知识获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内部沟通和创新激励在上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IT投资对我国机械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的影响分析

将IT投资作为投入要素和企业特征变量,基于SFA模型和DEA-Tobit模型分别构造了6个模型,以2004—2008年我国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就IT投资对我国机械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SFA和DEA在测算技术效率方面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生产率悖论"仍然存在;两种视角下测得的技术效率具有显著差异,且在SFA中,作为企业特征变量的IT投资的影响大于其作为生产要素的影响,这在DEA中情况正好相反;企业规模与技术效率正相关,企业资产负债率和企业年限与技术效率负相关,股权集中度与技术效率的关系不显著。     

Employee types and endogenous organizational design: An experiment

When managers are sufficiently guided by social preferences, incentive provision through an organizational mode based on informal implicit contracts may provide a cost-effective alternative to a more formal mode based on explicit contracts and active monitoring. This paper reports the results from a stylized laboratory experiment designed to test whether subjects in the role of firm owner rely on the social preferences of other (‘employee’) subjects with whom they are matched when choosing which payoff version of a simple trust game these employee subjects should play (‘the organizational mode’). Our main finding is that they do so, albeit in a different way than theory predic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first mover's social preferences for trusting behavior is recognized by the owner subjects, but the significant (first order) impact second movers’ social preferences have on trusting behavior of first movers seems to be overlooked.     

经营者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来考察公司治理特征、经营者股权激励与公司经营业绩提高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1 )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 ,在实行股权激励前业绩普遍较高 ,存在选择性偏见。 (2 )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与由第一大股东选派的董事比例显著正相关。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人兼任的公司 ,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显著高于两职分离的公司。 (3 )成长性较高的公司 ,公司经营业绩的提高与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显著正相关。 (4)强制经营者持股、用年薪购买流通股以及混合模式的激励效果较好。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 ,对于那些内部治理机制弱化的公司 ,经营者存在利用股权激励机制为自己谋利掠夺股东利益的行为 ;成立相对独立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类似机构作为股权激励的实施主体是重要的。     

监督力与业绩共存于高管效用替代的机理分析

国企高管能够获得过度的控制权收益,这是我国特有的现象。通过构造包含业绩与监督力的高管效用函数,对包含监督力与业绩的高管效用替代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在企业持续经营过程中,高管显性报酬对控制权收益具有替代的作用,并且该替代程度不同,激励的效果也有差异,较强的替代程度能导致较好的会计业绩;在替代过程中,对高管监督力的变化差异会导致替代程度的差异进而影响激励效果的差异,适度增强的监督力度将通过替代机理作用于激励效果,产生良好的会计业绩。建议我国国有企业在设计高管激励机制、以显性报酬替代控制权收益时,应充分重视和设计好监督力的变化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