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特征与地方国企募资变更

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的研究只见政府不见官员,但政府行为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官员行为,官员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主体。本文以2001-2009年期间A股发生募资变更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官员年龄、学历、任期等特征对地方国企募资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年龄越小、学历越低,地方国企募资变更几率越大;随着任期的增加,募资变更几率呈现倒U型变化;官员年龄越小或学历越低的官员任期接近4年时,募资变更几率更大。并且官员特征对募资变更的影响因不同来源、任职地区以及国企产权对应的行政级别而异。本文从募资变更视角将政府"掠夺之手"研究拓展到官员个人层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官员个体差异在企业微观行为中的影响,也对近年的干部人事改革提供参考。     

我国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研究

本文以 2 0 0 0年度发行股票融资的 3 2 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首次将募股资金投向变更区分为隐性变更和显性变更 ,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1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且较大程度地变更募集资金投向 ;(2 )IPO公司的变更面和变更程度比配股公司和增发公司更突出 ;(3 )隐性变更比显性变更更严重 ,上市公司资金闲置问题突出 ;(4)上市公司资产规模与资金投向变更呈显著负相关 ;(5)四重约束缺失是导致上市公司变更募资投向的主要原因 ;(6)从短期看 ,变更募资投向对上市公司业绩有较明显的影响。论文最后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对我国上市公司变更募资投向决策的思考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市场募集资金的方式可分为IPO和增发新股两种，但无论哪种形式，都需要在招股说明书中明确说明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上市公司变更募资投向就是公司没有把募资用于招股说明书中的项目，而是部分或全部用于其他项目。上市公司变更募资投向必须由董事会提出决议，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且在公布的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     

地方政府换届与企业募资投向变更的有效性

文章以1996-2010年募集资金投向发生变更的观测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换届对企业募集资金后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地方政府换届年度,面对可能出现的政策调整,并基于与政府建立新关系的需要,企业更有可能变更其所募集资金的投向。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其他年度的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相比,发生这种变更后企业获得更加宽松的信贷融资和相对正面的经济后果:虽然收益下降,但资本市场反应和企业会计业绩较好,投资效率较高,这一结果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     

融资约束下政府补贴对中小企业研发的激励效应——基于政府补贴相关性分类计量的视角

利用2012—2016年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从政府补贴相关性分类计量的视角,探索了打开融资约束下政府补贴激励中小企业研发投资的"黑箱"。结果表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虽然能够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但是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具有激励效应;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贴同时具有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的"正U形"拐点效应,这在东部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审计师选择、市场化程度与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近年来,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已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选择2001年至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审计师选择对募资投向变更的影响,并比较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之间这种影响的差异,以检验审计师的治理作用。结果发现,审计师选择与募资投向变更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关系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强。结论表明,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审计师对募资投向变更的治理作用有限,政府部门应该加强管理与监督。     

政府干预、终极控制人变更与并购价值效应评价

转轨时期政府干预是并购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不够。本文从政府干预的行政层次、国有控制权转移及终极控制人变更等多维角度,深入剖析政府干预对并购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并购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稳步上升,但政府干预对公司并购产生负面影响,各级政府对公司并购的干预程度有差异导致并购效率有差异。随着政府干预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强化,其并购效率依次递减。国有控制权转移市场受政府干预影响其并购效率不高,终极控制人变更下的国有控制权转移绩效相对较高。     

政府干预和治理结构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

本文以2004—2010年沪深两市上市的国有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政府干预和公司治理结构对于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干预程度对于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有公司过度投资呈U型关系,说明有大股东的股权制衡结构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较高独立性董事会的公司过度投资较低,说明国有公司独立董事对于制约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显著的作用;董事薪酬和公司过度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薪酬激励对于减少公司非效率投资的重要性。此外,本文也发现负债对于公司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财政激励、投资战略与公司价值

基于政府规制理论、投资战略理论和价值创造理论,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财政激励、投资战略与公司价值之间的路径关系,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高管薪酬激励在“财政激励→投资战略→公司价值”路径中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①财政激励能够同时促进企业创新投资和规模投资,创新投资对公司价值具有创造作用,而规模投资对公司价值具有毁损作用;②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能够增强财政激励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进而增强对企业价值的“创造效应”;高管股权薪酬激励能够遏制财政激励对规模投资的促进作用,进而削弱对企业价值的毁损效应.     

溢出效应、价格规制与企业投资激励——以电信产业“共建共享”政策为视角

电信运营商不愿参与"共建共享"缘于这项政策可能会降低产品差异化程度,加剧竞争。文章基于三阶段轮辐模型,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考察无规制和存在接入价格规制情形下的最优投资水平发现,如果企业为争夺老用户竞争,溢出效应不仅会降低投资厂商与接入厂商之间的差异化,而且会导致厂商投资更加偏离社会最优投资水平;如果企业定位于拓展新用户,溢出效应反而可以提高全行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使得更多消费者享受到电信服务。但是,为消除市场失灵带来的投资偏离而采取价格规制政策会进一步扭曲厂商投资的激励。基于此,文章认为在电信用户迅速增长的今天,政府应出台更多"共建共享"的配套政策促进企业投资。     

募资投向变更的监管失效研究

上市公司大面积、强幅度、高频率地变更募资投向,是股票市场上一个由来已久的监管难题.本文创新地从监管制度的订立根基破题,来分析监管失效的原因.文章发现,监管失效的根源在于管理规定与<公司法>、<征券法>相抵触,由此导致了监管边界过于扩张,又进一步使监管制度缺乏较强的执行机制和好的执行效果.可行的监管重点于是放在了透过管理上市公司募资变更来打击委托理财和大股东资金占用等违规行为上,但原有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     

税收分成、财政激励与企业异地投资——基于增值税五五分成的准自然实验

财政激励作为调节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重要手段,深刻影响着地方政府决策行为。税收分成改革呈现不同的财政激励效果,引发地方税收竞争并传导至企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将2016年增值税五五分成改革作为财政激励的外生冲击变量,通过构建强度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税收分成改革带来的激励效应如何影响企业异地投资。研究表明：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会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扶持本地企业留住税源,并抑制企业异地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无论是对高财政自给率地区还是低财政自给率地区,增值税分成比例变化均表现了强烈的抑制效应,且在低组别的抑制效应更大;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对直接控股的地方国有企业和异地投资比例较高的企业进行管控;改革带来的激励变化会促进企业信贷的获得和政府补助的提高。因此,建议提升流动税基的中央集中度,弱化地方政府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干预动机;建立“赋权—控权”的财政激励机制,抑制地区间过度税收竞争及市场分割现象;推进地方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减少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干预和控制。     

过度投资研究评述

文章从公司治理、行为财务和政府干预三个层面回顾了过度投资研究文献,发现绝大多数文献仍基于公司层面,尚未有专门文献研究企业过度投资在政府干预下形成机理及其约束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任务的实施如何影响该机制的运作也鲜有涉及,最后结合中国企业的具体生存环境,提出了企业过度投资行为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     

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效应再检验

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活动的政府补贴金额巨大,但在激励企业研发投入方面是否能"如其所愿"还未形成一致结论.文章基于陕西省2014-2018年1万多个高新技术企业的观测值,联合采用PSM与渐进DID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引起的内生性后,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激励了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从研发投入来源的角度细分后发现,政府补贴"挤出"了自身研发投入.整体而言,政府补贴激励了高新技术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总额,但在自身研发投入上并未有效发挥其应有的积极效应.由此,提出政策的制定者需要更多关注政策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尝试将事前激励转化为研发投入后补贴或奖励;并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与企业信息披露机制,积极发挥政府补贴的杠杆效应.     

公司治理与高管政治联系的“双刃剑”效应

高管政治联系具有"双刃剑"效应——"政府干预"作用与"关系"作用。本文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出发,考察公司治理对高管政治联系"双刃剑"效应的激励与约束作用。研究表明,公司治理质量越高,高管政治联系的"政府干预"作用越弱,"关系"作用越强。本文揭示了高管政治联系在政企关系中的"桥梁"角色,并提供了公司治理缓解高管与企业代理冲突的增量证据,有助于企业扬长避短、最优化政治联系的"双刃剑"效应。     

政府干预与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降低粮食风险的途径除了稳定国内农业生产外,充分利用海外资源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因此,农业企业国际化经营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本文基于农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政府干预对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量和投资绩效均具有负效应;层级越低的政府对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抑制性作用越大。     

政府干预是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 ?——基于制度理论视角的研究

政府干预经常被视为推动和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力量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政府是否会有所选择地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呢?文章从制度理论的视角 ,基于2003-2013年沪深 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 ,考察了政府干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干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和数量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即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企业 ,越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具有较低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量;(2)政府会支持那些具有较高"营销资源"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增加投资额,即在营销资源丰富的企业中 ,政府干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关系更强 ;(3)政府干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政府主要是通过控制企业决策层和审批企业投资申请两个渠道来影响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文章为政府制定相应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以及企业如何响应政府的"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启示.     

政策性负担与民营企业行为——基于三一重工变更注册地的案例研究

文章基于三一重工变更注册地的事件,以政策性负担为切入点,探讨了其对民营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财政分权制度和政治锦标赛激励下,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地方政府干预地方企业的动机增强,会通过政策性负担干预当地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对于政策性负担的反应受自身发展规模影响.当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民营企业倾向于主动规避地方政府的干预,寻求公平的市场环境.已有文献主要发现部分民营企业会通过主动承担政策性负担来建立政企联系,或者对于政策性负担持被动接受的态度.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方法,考察了民营企业对于政策性负担可能存在的另一种反应,并从政策性负担的角度解释了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     

政治关联、并购绩效与高管变更——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考察了CEO的政治关联是否影响其并购败绩后被变更概率,以及政治关联CEO被变更时的市场反应。实证结果显示:(1)CEO并购绩效越差越容易被变更,但是政治关联CEO即使并购绩效差也不易被变更,这一现象在政府干预较少的省份较不明显;(2)政治关联CEO被变更时的市场反应好于其他CEO,而且其所实施的并购绩效越差,其公司所在地政府干预越严重,其被变更时市场反应越好。本研究率先揭示了政治关联CEO通过并购影响公司价值的作用机理和经济后果,从而为监管层规范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地方政府转变干预经济的方式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多代理人情形下的授权结构与激励

现有关于授权与激励的文献侧重于考察"是否授权"的问题。本文研究不同授权结构之间激励效果的比较。沿袭Aghion and Tirole(1997),本文在"一个委托人-两个代理人"的框架下,区分了"平行授权"、"优先授权"和"次第授权"三种授权结构。我们发现,项目带给代理人的净私人收益越大、代理人之间异质性越强、代理人之间的正外部性越弱(或负外部性越强),次第授权和优先授权越可能好过平行授权;反之,则平行授权越可能占优。当项目必须完成的时间越紧急,平行授权或优先授权越可能好过次第授权;反之,则次第授权越可能占优。我们的发现从激励和授权角度对组织(比如,董事会、公司、议会、政府机构)内部授权结构的一些现象提供了一些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