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突破要素制约和市场局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十四五"时期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对文化产业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双向驱动研究,并从经济地理学角度对全国分地区文化产业基于供给和需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文化产业供给侧存在结构不均衡、有效供给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市场主体空间集聚效应弱等困境,应从政府、市场、社会和行业四个层面优化改革路径.据此文章建议从调整供给结构、创新供给、提高文化供给结构与需求变化相适应的调配性、优化文化发展生态环境等方面入手,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推进,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文化产业的关联性研究

文化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进程.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着力提高文化产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使文化供给体系更加适应文化发展需求结构的变化,通过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合理互动,增强文化产业发展动力.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出路,必将重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相互作用.     

推进文化产业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发展研究

文化产业发屈是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并实现“合理化”和“高度化”的过程.以解决文化产业供需侧结构性矛盾为出发点,着力从要素端与生产端解决供给侧问题,加强从投资端、出口端和消费端解决需求侧问题,是推进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演化,提高文化产业发展动力的重要路径.     

供给侧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与政策选择

该文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实际应用,从理论层面和政策分析角度作了多方面的论述。现实中国由于有效供给不足而导致大量需求处于闲置,供给侧改革核心在于扩大有效供给,而扩大有效供给的关键在于优化供给结构,优化供给结构的前提又在于完善生产要素供给。虽然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两者不可偏废,但改革近期重点是在供给一端;在厘清供给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不同边界的同时,也要善于保持一个更加开放的心怀,积极吸收国外相关学说理论的合理成分以及政策实施的成功经验。文章还从不同的角度对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实施应用作了相应的分析和阐述,重点强调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减税的作用。     

北京国际文化贸易政策的分析与调整建议——基于深化有效制度供给视角

本文主要探讨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北京市现有的国际文化贸易政策在政策体系建设、政策改革、管理机制、税收政策、投融资政策、人才政策等方面的短板与不足,并且以解决目前首都对外文化贸易供需错位、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等结构性问题,加快发展北京市对外文化贸易为目的,为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出了包括建立和完善国家层面的法律和政策体系、精兵简政各级政府文化管理机构、积极推动和深化文化产业和国际文化贸易改革、制订扩大吸纳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等六条建议.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纵深发展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在多元政策体系的支持下,在供给能力、供给结构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效,但与我国农村地区金融需求总量和结构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存在涉农普惠金融有效供给不足、拓展内生动力不足、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需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入,采取增加供给主体、完善供给结构、优化政策体系、利用现代技术不断满足多样化的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及健全农村信用监管体系等措施,推动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     

以PPP模式推动河南省养老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种寻求经济增长的新思路,主要强调从供给层面实现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结构的急速变化等因素使得我国社会化养老的问题日益突出.河南作为人口大省、老龄化大省,其老服务产业的发展迫在眉睫.单靠政府财政力量很难满足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需求,通过PPP模式引入私人资本,不仅能够解决养老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的困境,也符合公共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过剩阶段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取向

中国文化产业已经进入了过剩阶段,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过于求已成为文化生产的常态。当前我国文化生产的过剩是低水平的过剩,是需求约束与大量无效供给并存的过剩。根治这种低水平的过剩,需要对现行的文化产业政策做适当调整:一方面要优化供给结构,提升有效供给;另一方面要推进更加积极的消费政策,提升有效需求。在政策重点上以完善市场环境为主要取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国企转型创新的思考

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过去的需求侧改革难以为继,供给侧结构存在低端无效供给过剩、中高端有效供给不足的局面.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发力,成为促进国企转型创新的新引擎.本文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出发,层层论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化国企改革、促进国企转型创新的有效路径.     

基于共享经济下的中小型城市的供给侧改革对策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人口结构也开始迈向老龄化,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中小型城市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但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现象并依然存在的新常态.共享经济成为供给侧改革的新经济方案,通过“互联网”使中小型城市的农业、工业、服务业、人才、文化、科技、教育等垂直细分产业的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未来,共享经济如何灵活应用将成为中小型城市的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从"国企"改制透析"国银"改制的途径

明晰的金融产权结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基本要求；而资本充中率则涉及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我国银行与证券业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回归既是国际潮流，也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制度变迁的最终选择。我国银行业与证券业混业经营应选择选择的混业经营模式，即这种混业经营模式巳不再是单纯地追逐利润，而更多的是竞争所迫或业务开拓所需，具有战略意义。     

"要素所有权"与"要素贡献"--论"按要素分配"问题的实质与衡量标准

我国实行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根据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关系，以及这些不同生产要素在财富的生产中所作的贡献产生的一种分配形式。“要素所有权”是生产方式的前提和起点，它决定生产资料和社会成员在各生产部门间的分配，是“按要素分配”原则存在的依据，“要素贡献”是按要素分配原则的最终决定因素。在按要素分配理论中，正确认识“要素所有权”与“要素贡献”两者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是理解按生产要素分配问题的关键所在。     

重审儒家的“家—国”观——从乔治·莱考夫的道德政治论说起

"家国论"可谓儒家政治学说最根本的部分,它往往也被认为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最大障碍。本文由乔治·莱考夫的道德政治论出发,借由其关于基于家庭的两种道德模式——"严父模式"与"慈爱父母模式",考察儒家(孔孟)的"家—国"观。作者试图指出,儒家的家国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民之父母"观念更接近莱考夫理论中反权威的"慈爱父母模式"而非"严父模式"。由此,作者尝试从权利和道德两个面向重审"国之本在家"的意义,及其可能启示的民主政治。     

政府的“全能”与城市化的“失灵”——我国政府推动型城市化道路的历史考察

为了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传统的政府推动型城市化呈现出两种特征,即政府的“全能”与城市化的“失灵”。政府的“全能”表现为行政干预因素在对城市规模确定、城乡要素流动和城市化道路选择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城市化的“失灵”即表现为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曲折、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的要求和低于世界同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论“新经济”之新

"新经济"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与"知识产业"和"知识经济"息息相关,它们一脉相承,有着继承和演进的历史关系。"新经济"之新主要呈现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四个方面。新技术是"新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新产业是"新经济"的主要载体,新业态是"新经济"的经营状态,新模式是"新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产业联合、业态融合等方式形成的新的商业模式。     

超越"公"与"私":论所有权的社会化变革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传统的偏私或偏公的观念,已难以对所有权社会化的趋势作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所有权本身的逐渐衰落和约束的逐渐弱化,使得所有权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超越"公"与"私",实现公与私观念的更新,建立现代社会化的产权制度就成为所有权变革的价值取向.这对于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个代表"的复杂性思维

从复杂性科学角度出发，阐述“三个代表”在探索中国社会系统演化中的复杂性思维，指出“三个代表”为中国社会系统自组织进货指明了方向。     

试论"全金融"

本文探讨了全金融的基本概念，指出了全金融运作模式和全金融产品的基本特征。作者认为，全金融具有目前任何金融混业经营运作模式或单个金融机构所不具备的强大金融功能，是世界金融未来的新形态；全金融运作模式是世界金融未来的主导运作模式；全金融产品是全金融运作模式生存和发展的微观基础，是世界金融未来的主导产品形式。     

对“价值”和“剥削”范畴内涵的探讨

价值理论研究的前提是对价值范畴进行定义。经济学说史上的四大价值理论对价值范畴内涵的解释是不同的。深化价值理论研究应该重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价值是从一种比较中或关系中得出来的”思想的研究。而允许并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则需要对剥削范畴的词义性质进行界定,无论从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是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出发点来看,剥削都是非正当的和值得谴责的。     

关于“价值”和“剥削”范畴的再探讨——对许成安《对“价值”和“剥削”范畴内涵的探讨》一文的商榷

本文对许成安同志《对“价值”和“剥削”范畴内涵的探讨》一文的主要观点提出了质疑:一是许文在“价值”的内涵方面要人们“温习”所谓的马恩的两段话,一段根本不是马克思的话,而是被马克思批判的阿·瓦格纳的话,一段虽是恩格斯的话,但其本人后来已多次作了自我否定。许文提出这两段话表现出了调和不同价值概念的倾向,显然无助于“深化价值理论研究”。二是许文对“剥削”范畴的理解偏于文化、道德、法律乃至“词性”,而未作为经济学范畴来认识,同时对剥削在今天的历史正当性缺乏应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