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用能技术还是管理技术？——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环节和类型的抉择

为厘清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本文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的环节和类型的视角切入,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分为用能技术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两大类及其下设的七小类,并将之在生产链环节（源头、过程和末端）上加以归类,通过匹配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获取了关于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研究了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技术绿色创新的抉择。结果发现：第一,环境规制整体上未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创新补偿”效应难以成立;第二,其内驱因素是,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率和收益率;第三,其外部原因是,与低污染行业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体现在用能技术创新、管理技术创新两方面,并分布在生产链的源头、过程及末端三个环节;第四,其外部原因还包括环境规制作用的阶段性,环境规制对个别绿色技术创新指标造成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也影响了“创新补偿”效应的成立。据此,本文对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和选择提供一定启示。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1)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2)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3)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4)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波特假说、工具选择与地区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提出后,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开展技术创新,取得先发优势.本文应用地区竞争模型,比较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和环境税之间的绩效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命令控制型工具,环境税更加有利于促进地区技术进步.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采用2000-2009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发现存在滞后期的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我国应尽快开征环境税,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     

绿色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兼论环境政策的选择效应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不平衡问题成为新发展理念下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境。基于绿色创新视角,深入探讨了绿色技术创新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及其环境政策选择,并运用199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2012—2016年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低GDP增速地区明显增多,地区经济发展开始从过度追求“量”向注重“质”的方向转变。绿色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通过释放节能减排效应、促进产业结构清洁化以及引领市场需求来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政策选择进行检验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而“利用市场”和“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能有效推动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且“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强。因此,要进一步突出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不断强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效实施“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等,以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     

环保创新补贴和环境税约束下的企业自主创新行为

进行环境技术创新、实施清洁生产,是企业突破环境限制、应对环境规制、履行社会责任、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基于环境税和环保技术创新补贴相结合的环境规制制度,建立了环境规制约束下的企业三阶段自主创新模型,运用逆向归纳法,分析了企业自主创新行为。结果发现：以技术创新为手段化解环境规制,可以提高企业市场份额,在两企业都进行环保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最优环境税总是小于排污对环境的边际损害;对环保技术创新既可以进行补贴,也可以进行征税,这主要依赖于污染对环境边际损害的大小。因此,谁率先实施环保技术创新,谁就可以优先于竞争者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货币投票”,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加强环境规制来刺激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下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长江沿岸中心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长江沿岸中心城市2006-2018年面板数据,在综合测算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和具体作用路径,并运用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影响.结果 显示:技术创新能够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并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存在U形曲线关系;在不同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门槛区间内,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逐步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为技术引进、模仿创新提供了可能性,进而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应,而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则需要适度提高环境标准,同时应促使企业强化自主创新以提升产业竞争力并打破产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工业企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经验

环境税为一项重要的强制性环境规制，是政府利用财税政策调控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有效抓手，会对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产生重大影响。以沪深两市主板A股工业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剖析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并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考察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进行企业异质性分析。主要结论有：第一，环境税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环境税对异质性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效果具有一定差异性，环境税对国有工业企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税对东部地区工业企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西部地区工业企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部地区工业企业影响不显著；环境税对采矿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表明，针对目前环境税实施状况，政府应当适当提高环境税税率，精细化税收相关规定，进一步发挥税收优惠的长效激励作用。     

规制研发与绿色创新

随着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绿色创新成为企业技术发展和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文章从现有研究不足入手,以环境规制为外生变量,构建了包含生产部门和研发部分的两部门模型,随后利用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系统GMM回归,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主要分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使用绿色创新技术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明显低于非绿色创新技术时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时,生产部门选择绿色创新技术,此时生产部门、研发部门获得帕累托最优;中国费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小,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正向作用,"波特假说"在中国成立;研发投入能够有效促进绿色创新.     

试论"全金融"

本文探讨了全金融的基本概念，指出了全金融运作模式和全金融产品的基本特征。作者认为，全金融具有目前任何金融混业经营运作模式或单个金融机构所不具备的强大金融功能，是世界金融未来的新形态；全金融运作模式是世界金融未来的主导运作模式；全金融产品是全金融运作模式生存和发展的微观基础，是世界金融未来的主导产品形式。     

论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内在关系

以赛亚·伯林的自由思想起源于对西方传统思想的批判,正确理解伯林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概念的内涵、特征及差别,把握两种自由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本清源,无疑具有理论的探讨意义和现实的启迪意义。     

"要素所有权"与"要素贡献"--论"按要素分配"问题的实质与衡量标准

我国实行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根据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关系，以及这些不同生产要素在财富的生产中所作的贡献产生的一种分配形式。“要素所有权”是生产方式的前提和起点，它决定生产资料和社会成员在各生产部门间的分配，是“按要素分配”原则存在的依据，“要素贡献”是按要素分配原则的最终决定因素。在按要素分配理论中，正确认识“要素所有权”与“要素贡献”两者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是理解按生产要素分配问题的关键所在。     

广义虚拟经济之"元""极"探究

分析和解释中去,这可以看做是广义虚拟经济之"元" "极"思路的一个应用.     

从"增长"到"对穷人友善的增长"

本文回顾了国外学术界和国际机构从强调"增长"到重视"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思想演变,介绍了"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不同定义,以及如何在这种视角下重新讨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总结了国外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这方面的思想演变和理论发展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从"国企"改制透析"国银"改制的途径

明晰的金融产权结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基本要求；而资本充中率则涉及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我国银行与证券业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回归既是国际潮流，也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制度变迁的最终选择。我国银行业与证券业混业经营应选择选择的混业经营模式，即这种混业经营模式巳不再是单纯地追逐利润，而更多的是竞争所迫或业务开拓所需，具有战略意义。     

徘徊在"人民"和"人口"两个不同的概念中——最低生活保障的实地调查研究

地方上贫困居民反对政府将贫困问题作为技术问题来处理的做法,但对政府做法的抵制却又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本文旨在通过调查探究个中原因.文章以哈尔滨附近某一工人村为例,通过街道办事处及社区工作人员与当地贫困居民之间的日常交流,揭示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运作方式.低保作为党和政府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使得贫困问题变成了既可量化又可灵活界定的概念.下岗工人声言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抵制政府这样的做法.本文发现,工人的这种抵制行为,造成了政府的基层干部在实施低保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劳动能力"这一传统的社会主义标准,而非政府明文规定的"收入"水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地方制定的新的低保标准使得本应成为低保主要对象的城市下岗工人的大多数不但没有从中受益,反而被排除在了低保之外.     

超越"公"与"私":论所有权的社会化变革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传统的偏私或偏公的观念,已难以对所有权社会化的趋势作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所有权本身的逐渐衰落和约束的逐渐弱化,使得所有权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超越"公"与"私",实现公与私观念的更新,建立现代社会化的产权制度就成为所有权变革的价值取向.这对于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