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博弈与中国因应——基于制度型开放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制度规则因素则成为影响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美西方国家凭借在数字服务贸易方面的领先优势,推行以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为核心的数字贸易规则,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得。我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与发达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制度规则博弈加剧,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因数字贸易水平差异形成的制度规则障碍,我国数字企业数据合规与跨境治理能力弱,“南方国家”规则自主性不高的反作用,以及数字贸易壁垒抑制效应凸显等。要在制度型开放引领下,增强我国数字贸易规则融合与引领能力,提升数字贸易企业数据合规与治理能力,推进国内数字贸易规则完善升级,推动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构建中国数字贸易的新质技术,加强我国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建设,为国际数字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数字贸易赋能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建设研究——以贵州为例

近年来,我国数字贸易迅速发展,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和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目前,我国数字贸易已经形成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模式、新业态,必须紧紧抓住机会,从而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贵州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兼具经济发展较差、开放程度较低等典型特征,通过调查贵州开放型经济的现状,重点分析数字贸易赋能贵州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建设的影响,提出贵州开放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的5条措施。一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三是优化政策环境;四是加强数字贸易平台建设;五是推动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深度融合。总结开放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风险与对策为贵州数字贸易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建议。     

服务业开放、数字化赋能与国际循环质量提升

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及数字赋能,是我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抓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开放已历经45年,但服务贸易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特征依旧明显。从生产成本,贸易成本,贸易方式、贸易对象和贸易主体等层面,对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进行数字化赋能,现阶段仍存在政策性壁垒较高等问题。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看,继续逐步降低服务要素流动的政策性成本,能够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以及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等方面,提升我国的国际循环质量。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同样能够以独立或者与服务业开放互动的形式促进我国国际循环质量的提升。     

以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促进贸易发展

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内生是贸易发展的主线。服务业目前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主力军,也是贸易增加值的重要来源。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是国际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服务业尤其是各类专业服务业同时也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支撑。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不足、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开放相互带动能力不强、外资来源地单一,是制约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坚持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发展理念,以其互动共生、协同发展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依托制造业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生态内生力;鼓励制造业“走出去”带动服务业出口,持续增强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服务附加值;打造国际化高端复合人才培养和数字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为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提供良好的要素保障;扩大制度型开放,消减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发展障碍。     

数字贸易规则“日本模式”:构建路径与发展趋向

日本近年来基于“多层”战略思维打造数字贸易规则“日本模式”。数字贸易规则“日本模式”是以DFFT理念为最终实现目标，在紧紧围绕WTO框架主动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同时，利用其他国际组织大力传播数字贸易理念以扩大影响，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具体参与并实践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发展模式。该模式在借鉴“美国模式”强调数字自由流通的基础上，部分糅合了“欧洲模式”注重个人隐私和数据传输监管的特点。今后数字贸易规则“日本模式”会在打造核心理念、提升规则话语权、融合经济安保理念以及强化价值观属性这几方面继续得到强化。     

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影响及对策

数字贸易依托互联网技术,贸易对象多为知识产权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其形式不断增加。数字贸易的发展,源于经济全球化,全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技术、新需求,以及全球贸易治理新规则的推动。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也给基于传统贸易构建的国际贸易体制机制、规则制度、监管执法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中国应加强统筹规划,积极鼓励支持数字贸易科学发展;加快推进规制体系建设,提升数字贸易科学发展水平和能力;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谈判,构建包容普惠的数字贸易国际规则。     

全球数字治理:分歧、挑战及中国对策

数字化发展离不开数字治理,大国数字治理博弈是科技之争、规则之争,也是主导权之争.目前,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和各国相互协调的数字治理体系,各国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选择不同的数字治理模式,使得全球数字治理呈现碎片化、分裂化特点.各国数字治理的立场分歧主要体现在数据自由开放与保护、数字安全、价值理念、执法方式等方面.美欧各自主导了全球两大数字治理体系,并力图推动其成为全球范本,给我国数字治理带来了全新挑战.要明确我国数字治理的总体思路、发展方向与指导原则,大力提升国家数字治理能力水平,推动数字领域高水平开放,积极参与双/多边数字治理规则谈判与国际合作,形成适合我国当前发展并引领未来的数字治理体系与政策框架.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进展及中国的对策

数字贸易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全球贸易方式,而且对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产生重大冲击。目前,数字贸易规则已经严重滞后于数字经济的发展,甚至其内涵和分类都未正式做出规定。主要经济体对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立场各不相同,美国和欧洲在跨境数字自由流动和个人隐私保护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当然, WTO框架内、CPTTP、TTIP、TISA等谈判使电子商务基本规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核心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我国应当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从理论研究、顶层设计、国内立法和国际谈判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以把握制定符合中国利益诉求的规则的主动权。     

中日跨境数字贸易规模测度分析

日本作为数字贸易发展大国和发展强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权和相关领域话语权方面与中国存在一定的竞争。分析中日跨境数字贸易规模,有利于理解日本数字贸易发展情况,明确日本在数字贸易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从具体构成来看,中日跨境数字订购贸易和跨境数字交付贸易规模均不断扩大,2015年开始前者占据中日跨境数字贸易主体地位,后者比重呈下降趋势。两种贸易模式下日本均处于顺差地位且顺差呈扩大趋势,说明与中国相比日本在数字贸易领域拥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整体看来,中日跨境数字贸易呈持续增长态势,在中日进出口贸易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契合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发展规律。     

中日数字贸易监管规制规则及其影响差异研究北大核心

中日两国都是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经济体,但是两国的数字贸易在内容、规模、监管规制规则等方面存在差异。日本方面,由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较强、企业数据的本地化特征显著等因素阻碍了数字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其数字贸易监管规制表现出较宽松的特征,其开放水平也相对较高。中国的数字贸易规模发展迅速,增长强劲。但出于数据安全考虑,数字贸易监管规制相对较严,服务贸易总体的数字化交付能力也依然有待提升。今后,中国面临加快提高数字核心技术水平和加强数字技术核心领域产品开发的考验,同时需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并加快构建既适合中国数字经济与贸易发展又能够适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式模板”,以保障数字经济与贸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作用.数字经济不断释放新的市场潜力,成为自主创新、贸易创新、就业创造的重要引领者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是打通堵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突破口.但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经济综合实力不强等短板,成为其发展制约因素.要以突破关键技术瓶颈为重点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发挥我国大市场优势扩大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发挥跨境电商平台在数字化新外贸中的作用,探索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促进政策和监管方式,加强数字经济治理国际合作,全面统筹数字经济开放发展与安全,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趋势、特征与策略

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是立足中国实际,建立健全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通过持续深化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当前,我国以梯度开放为特征的跨境服务贸易自主开放实践,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预期的制度供给。然而,服务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规制需求、市场准入模式的国际差异以及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对我国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构成诸多挑战。需强化风险意识,结合改革经验和地方需求,顺应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趋势,聚焦新一代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关键议题,关注服务贸易数字化趋势,持续加大现代服务业开放压力测试,提高国内监管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不断优化服务贸易开放谈判模式,有序推进跨境服务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善用国际舆论与法律工具,营造跨境服务贸易发展的良性制度环境。     

我国服务贸易产业安全与管理研究

产业安全已经成为了一国经济安全的基础,也是国家对外贸易政策、实施调控的落脚点。伴随着我国服务贸易产业开放力度的提升,其产业安全与管理问题日益凸显。在服务贸易开放的同时,技术安全、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为此,我国服务贸易产业需要加强安全管理,拓展发展空间。     

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通向贸易强国的必然选择

国际经验和历史发展规律表明,在贸易强国中,服务贸易都占据较高的比例。当前,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必须把发展服务贸易作为提升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层次的重要抓手,确立服务贸易在新一轮开放中的战略地位。     

我国发展数字贸易的经济效益分析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数字贸易逐步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潮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数字经济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不但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增长,还可以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增强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等。但是,由于我国数字贸易起步较晚,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积极从数字贸易的人才因素、国际规则、基础设施、法律制度等几大因素出发,加强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提高数字贸易在我国的地位;积极参与国际相关制度的制定与完善,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完善法律法规及相应的监管制度,为我国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加大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为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动力。     

数字贸易发展的经济效应与推进方略

作为数字化时代的新型贸易模式,数字贸易将对未来的贸易方式、贸易产品、贸易参与者、贸易规则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经济学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从微观市场主体、市场效率以及全球贸易发展新动力等角度来看,数字贸易都能衍生出积极的经济效应,有望进一步提高贸易参与者的福利。但也正因为其全新的生产和交换属性,数字贸易的发展面临诸多制约因素,特别是数字贸易国际规则体系还未有效构建,各国数字贸易监管规则和重点也不同。鉴于此,我国需要从国家层面提高数字贸易战略地位,探索形成数字贸易发展新理念,并着力推动在WTO框架下完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在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中加强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同时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探索数字贸易背景下新的产品分类体系。     

数字贸易发展新动力:RTA数字贸易规则方兴未艾——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分析报告(2020)

国际贸易正从上一轮"全球价值链贸易"进入到"数字促进贸易"阶段,文章从市场准入、基础设施、法律政策环境和商业环境四个层面构建了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并进行了测算,通过高斯混合模型聚类将全球74个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发展分为领先阶段、成熟阶段和发展阶段三种类型。文章指出,促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需要从加快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多边和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以及加快数字贸易国内规则建设三个方面推动落实。     

RCEP视角下数字贸易税收规则与中国对策

随着大数据、区块链、5G、人工智能等技术促使生产力变革和产业数字化升级，数字贸易尤其跨境数字贸易对传统税收制度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电子商务税收规则的补充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数字经济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OECD“双支柱”国际税改方案中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国内外数字贸易税收现状，应当积极应对数字贸易税收规则的不足，充分发挥国际税收规则在税收治理的职能作用，从而促进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     

数字服务贸易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数字技术加速了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服务贸易打破了传统贸易时空上的限制，有助于调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较高，不同类型的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程度也有差异；从影响机制看，数字服务贸易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去加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此，我国应当助推现代产业体系，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化，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抓住后疫情“窗口期” 加紧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

疫情期间,数字化技术大幅提升外贸效率,数字贸易引发广泛关注。浙江应利用数字经济优势,创新贸易开展方式,加紧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近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呈加速蔓延趋势,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转入"爆发期"。反观国内,新增病例数持续下降,国际和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态势产生时间差,对防止疫情从境外反向输入构成新挑战。同时也要看到,受疫情影响,在全球经济发展态势急转直下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