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和公司绩效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普遍具有积极的治理功能,第一大股东的治理动力随着其持股的增加而增大。无论控股股东的性质如何,大股东持股都能够强化控股股东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但是,激励效应的强度受其性质的显著影响:流通股股东控股比例的解释力最强,法人股股东其次,国家股股东最弱。流通股股东随着其对公司管理控制权的增大,其激励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消极的激励功能转化为积极的治理功能。作为控股股东的流通股股东所发挥的积极治理功能还表明,流通股比例的消极治理影响根本源于流通股股东的非控股地位及其所产生的权利弱化。股权越集中,大股东参与管理改善的动机和能力就越强。对于中国现行的市场环境和法律制度而言,较高程度的集中控股是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另外,控股股东性质的改变也会导致治理激励强度的显著改变。     

收购兼并、异质企业与技术创新

本文在创新知识基础理论已有的“并购一吸收能力”分析框架内,引入了“吸收动力”因素,藉此研究了收购兼并、异质企业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基于2004-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倾向性得分法和倍差估计量”技术就理论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并购可以扩展收购公司的知识基础,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在并购后的四年时间窗口内,收购企业的专利授权和创新效率显著高于未收购企业;(2)知识吸收动力而非吸收能力是企业并购创新效应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股权结构适度集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以及外部产业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在知识吸收动力方面较其它企业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购的创新效应更高,而吸收能力不同的企业其并购的创新效应并无显著不同;(3)国有企业在知识吸收能力方面的优势所引致的并购创新差距缩小效应不能抵补其在知识吸收动力方面的劣势所引致的扩大效应,国有企业并购的专利授权和创新效率显著低于民营企业.本文还根据研究结论就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并购创新效应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资产锁定与企业产能过剩--来自2008~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证据

通过构建体制扭曲与资产专用性交互作用的资产锁定概念模型,采集2008~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SFA)和多元回归方法对资产锁定理论及其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体制扭曲和资产专用性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消极影响;体制扭曲与资产专用性增强型交互作用的资产锁定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消极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存在着更为强烈的资产锁定效应,资产锁定是企业产能过剩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     

专用性人力资产准租金的消散与保护——相互持股起源的一个比较制度分析视角

由于缺乏外部经理市场,日本经理专用性人力资产准租金中的可占用性部分大大增加。破产和敌意接管使得经理专用性人力资产准租金面临消散的风险。于是,相互持股制度、主银行制、稳定股东制度等就被用于减轻破产和敌意接管的威胁。当这些制度实施,从而股东与经理的地位发生根本性转变,股东受到经理道德风险的威胁时,相互持股作为一种间接人力资产纵向一体化的形式出现了。     

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基于资产专用性的分析视角

供应链的资产专用性特征是否有利于企业进行商业信用融资？文章利用手工收集的独特供应链数据,从产品性质的维度构建供应链资产专用性指标,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供应链资产专用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供应链的其他特征后,供应链资产专用性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公司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财务风险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显著,而且能够显著促进其提升资产周转效率,并实现更好的绩效。经过稳健性检验,并以自然灾害冲击作为工具变量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供应链的治理特征提供了新的证据,对决策层进一步完善供应链金融政策,增强实体抵抗风险冲击的能力具有参考价值。     

并购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及持续性研究

基于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创新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两个方面出发,通过比较研究和回归分析,探讨并购行为和并购类型分别与创新投入间的关系,以及主并企业性质和行业性质对并购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并购行为有助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提高,且这种积极作用具有持续性。其中,横向并购与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而纵向并购和多元化并购与创新投入的关系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主并企业性质和行业性质对并购创新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非国有企业横向并购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而国有企业并购创新效应不显著;高新技术企业横向并购能够显著提高创新投入水平,而非高新技术企业并购创新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并购创新效应相关研究,可为国内企业并购行为提供实践依据。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资产专用性的区域特征及其财务后果差异性实证研究

对我国三大区域的农业上市公司资产专用性的区域特征及其财务后果的差异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虽然整体上我国农业企业资产专用性难以改进企业效率,但农业企业资产专用性与其绩效的正相关性由经济发达的东部和南部区域向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区域减弱.表明我国农业企业特别是中、西部农业企业,由于内部冲突或代理问题较为严重导致农业企业资产包含的关系型专用性投资不高,从而不具有相应的财务后果.也由于这个原因.应当谨慎对待资产专用性与融资契约安排显著相关的实证结论.     

公司治理结构与创业导向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3年中国中小板和创业板的456家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对公司治理结构与创业导向的相关关系以及制度环境和企业所有制对该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层级多元回归结果表明:高管结构越年轻化,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研发积极型创业导向;高管持股比例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资产增值型创业导向。分组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对创业型企业的治理结构与创业导向的关系起差异性调节效应,并且该调节效应在相对落后制度环境下的表现强于在相对发达制度环境下的表现;企业所有制对创业型企业治理结构与创业导向的关系起差异性调节效应,且该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的表现强于在国有企业中的表现。     

并购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及持续性研究——并购类型与主并企业特征视角

基于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创新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两个方面出发,通过比较研究和回归分析,探讨并购行为和并购类型分别与创新投入间的关系,以及主并企业性质和行业性质对并购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并购行为有助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提高,且这种积极作用具有持续性。其中,横向并购与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而纵向并购和多元化并购与创新投入的关系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主并企业性质和行业性质对并购创新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非国有企业横向并购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而国有企业并购创新效应不显著;高新技术企业横向并购能够显著提高创新投入水平,而非高新技术企业并购创新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并购创新效应相关研究,可为国内企业并购行为提供实践依据。     

纵向并购的理论解释及效应分析

纵向并购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文章首先对纵向并购的起因作出理论上的解释 ,企业理论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角度解释了纵向并购的原因 ;产权经济学着重从资产专用性方面解释纵向并购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纵向并购是为了绕开各种壁垒。随后对纵向并购的效应进行了分析。纵向并购的正效应主要体现在交易成本的降低 ,而负效应主要体现在管理成本的上升。     

企业合作与纵向一体化:文献回顾与综述

纵向一体化的分解与企业合作是当前经济活动中最为显著的现象。企业归核化过程中不断要求增加专用性投资,这与传统理论认为的因关系专用性投资带来事后准租的攫取而被迫进行一体化的说法背道而驰。自从科斯开创性地引入交易成本分析范式研究企业制度演变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企业间合作问题,包括资产专用性与纵向一体化的关系;反纵向一体化力量与跨组织合作;以及企业间的协调机制与治理模式。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回顾,有助于解释企业不断增加专用性投资进行跨组织资源合作与纵向一体化解构并存的现象,有助于在实践中指导建立合适的企业间合作协调和治理机制。     

公司股权特征对其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股权特征是公司治理和控制权配置的基础,会计系统是公司治理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股权特征会对其会计政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文章选择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为代表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探讨。选取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高管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以及实际控制人五个维度考察了股权特征对资产减值计提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产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呈N型;大股东之间制衡程度越高,资产减值的计提比例越高,中小股东对大股东制衡程度与资产减值计提同样呈正相关;高管持股与资产减值计提呈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资产减值计提比例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当实际控制人为国企时,公司倾向于计提较高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这些结论为研究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等会计政策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经验证据。     

大股东控制、机构投资者治理与公司绩效——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我国上市公司国家控股与控股集中的特殊制度背景是引发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代理冲突的导火索,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本文基于上述治理环境,以控制权结构为研究载体,利用2005—2008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1)无论在国有和非国有公司,机构制衡均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但这种制衡效应在非国有公司更为突出;(2)在国有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业绩之间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但在非国有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线性关系;(3)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持股对国有公司的倒U绩效影响受制于公司控股集中度,随着控股股东控股比例提高,机构持股的边际效应增大。本文证实了机构投资者对于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公司控制权结构对于机构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加强公司内在环境的治理是促进机构投资者发挥新兴作用的关键所在。     

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来自绿色并购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2—2020年中国A股工业企业的并购数据,从绿色并购的视角研究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并购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寻租依赖程度较大的企业中和环境治理压力较大的地区更加明显,这凸显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的“亲而有度”和“清而有为”分别通过优化企业环保注意力配置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了企业开展绿色并购的动机和能力。此外,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实施本地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强,而且与非绿色并购相比,绿色并购事件公告得到了更加积极的短期市场反应。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亲清政商关系驱动下的绿色并购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绿色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具有长期的绿色并购协同效应。文章还发现,亲清政商关系有助于抑制企业绿色并购的脱耦行为。文章从绿色并购视角厘清了新时代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为我国“十四五”时期持续提高亲清政商关系水平、加快实现企业绿色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控制权转移的财富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事件研究法,考察了控制权转移对股东财富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是短窗口还是长窗口,控制权转移之后股东财富都有显著地增加;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控制权转移之后股东财富的增加明显高于持股比较低的公司。这些结果意味着,控制权转移之后并未损害股东财富,但公司治理水平会影响控制权转移前后股东财富变化的大小。这说明在控制权转移进程中,还需要注意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控制权转移对股东财富的积极作用。本研究有助于资本市场参与者认识控制权转移带来的经济后果问题,有助于其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     

市场势力、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卖方与买方双维度考量的实证研究

在纵向关联市场中,市场势力和资产专用性是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2012-2016年我国121家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买方与卖方双重视角探究市场势力、资产专用性与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买方势力、卖方势力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均呈现“倒U型”关系,即当买卖双方市场势力较小时,市场势力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激励效应”占主导地位;在市场势力超过一定水平后,市场势力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挤出效应”占主导地位,且相比于专用性资产投资强度较低的医药企业而言,卖方势力与买方势力对具有高资产专用性强度的医药企业研发投入所产生的“倒U型”影响更为显著。     

专用性资产投资、 企业竞争优势与风险治理——兼论国有企业分类改革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都处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没有考虑专用性资产投资,所以企业没有竞争优势,只要依靠价格信号就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然而,专用性资产投资不仅导致生产要素无法充分流动,而且还造成企业的成本不对称和形成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为企业获取超额利润或者效率租金提供一种理论框架.因此,本文基于专用性资产投资,借助不完全产品市场结构研究企业竞争优势,这并不意味着低效率.在此基础上,根据垄断租金和效率租金的来源,较为全面地认识国有企业效率及其分类改革问题,同时也为企业风险治理提供了指导原则.在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加强专用性资产投资管理和风险治理,对于经济新常态下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中小股东网络监督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中小股东网络监督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网络监督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发挥了治理效应，并且这一治理效应通过提高媒体关注度、增加监管问询以及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负面网络舆论较多、散户投资者较多、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时，中小股东网络监督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本研究丰富了中小股东网络监督的经济后果研究，并为完善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机制，实现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长期贸易关系下劳动力成本对出口价格的影响——兼论专用性资产的调节效应

面对劳动力成本冲击,出口价格调整的幅度反映了长期贸易关系中双方对风险的承担、分担与转化程度.专用性资产既是连接贸易双方利益的纽带,又是平衡风险的杠杆.利用重复博弈的价格调整模型,采用2000-2015年上市公司出口微观层面数据,分析劳动力成本变动对剔除质量因素的出口价格的影响,并对出口企业投入的专用性资产的调节效应进行探究.研究发现:长期贸易关系中,劳动力成本变动导致出口产品价格同方向调整,但调整的幅度小于成本的变动,这表明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是由双方共同承担的.专用性资产对出口价格变动幅度有正向调节效应.通过分样本研究发现,如果出口产品的契约依赖度相对较高、目的 国法治体系相对健全和采用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当劳动力成本发生变动时,出口价格调整幅度更大,专用性资产的调节效应更显著.因此,发展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科学运用并发挥专用性资产的优势,是企业转化成本压力的重要途径.     

公司治理、经验学习与企业连续并购——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决策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4-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的1 480起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事件历史分析方法研究了公司治理和经验学习对企业连续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并购管理程序熟练程度和以往并购绩效反馈都会增加连续并购决策的发生概率;(2)国有股权、管理层持股比率的增加、CEO和董事长两职合一会促进企业连续并购的发生,而具有较高独立性的董事会则可能会降低企业并购的发生概率;(3)国有股权、管理层持股比率、董事会领导结构和董事会独立性会强化经验学习对并购决策的影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