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债券信用评级付费模式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行的信用评级发行人付费模式由于存在利益冲突,其客观性、独立性和评级水平饱受市场质疑。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发展时间不长,评级市场声誉机制还未形成,评级机构之间过度竞争,这些因素加重了发行人付费模式导致的评级虚高、信用评级质量的下降等问题。本文考察了2014年至2016年的公司债发债样本,构建量化指标对比投资者付费模式与发行人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实证表明: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信用评级分布过于集中,投资者付费模式下的评级分布形态更为合理;在发行人付费模式下,同一信用评级发债主体的实际信用状况差别很大,表明评级的区分能力不够;在信用评级为AA的情况下,两种付费模式下的差别最大。为此,我们对未来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和改革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投资人付费”vs.“发行人付费”:谁的信用评级质量更高？

本文选择2011-2015年被中债资信覆盖的发债A股上市公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比较了“投资人付费”与“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评级质量高低。研究发现:(1)与“发行人付费”评级相比,采用“投资人付费”模式的中债资信所作评级显著更低。(2)与“发行人付费”评级相比,当采用“投资人付费”模式的中债资信所作评级越低时,发行人未来盈利能力越差、预期违约风险越高,投资者要求的风险补偿也越高,这表明“投资人付费”模式下的信用评级质量更高。(3)“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的内部私有信息,但由于同时存在独立性缺失问题,“发行人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质量仍然不如“投资人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质量,这说明独立性对于评级机构尤其重要。     

信用评级机构付费模式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介绍信用评级机构付费模式的种类,主要为“投资人付费”模式和“发行人付费”模式,指出本轮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发行人付费”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通过分析美国在这次改革中的主要文件及其内容,研究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付费模式.最后提出应借鉴国外经验,应该着重关注信用评级机构付费模式产生的利益冲突,根据我国发展状况采取多元化的付费模式.     

评级功能视角下的利益冲突和付费模式

信用评级作为风险评估机制和信息披露的手段,功能在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和提高资本市场效率。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利益冲突给信用评级行业带来的发展困境。探索多种形式的付费模式,有效平衡和协调信用评级机构盈利性质与其享有公共管理职权之间的矛盾将是评级监管改革主要内容。探讨当前评级监管和评级收费模式改革趋势,有助于为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的中国评级行业提供有益的启示。     

信用评级付费模式的国际演变

<正>信用评级公信力和很多因素有关，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评级付费模式。如果在一种付费模式下，评级机构容易受到评级付费的影响而不能提供公正的评级，那么评级公信力将被严重削弱，对市场风险揭示和防范的作用下降。因此，设计好付费模式，对于提升评级公信力具有重要作用。国际上评级付费主要模式的演变评级付费至少有两种常见模式：发行人付费和投资者付费。     

投资人付费评级对发行人付费评级的双重影响

近年来,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事前预警功能弱等评级行业问题备受市场关注.以2012-2019年中国公司债和企业债评级数据为样本,运用两阶段回归法,分析了投资人付费评级对发行人付费评级的双重影响.研究发现:投资人付费评级助推了发行人付费评级虚高,降低了评级市场效率;发行人付费评级的市场公信力进一步下降.建议加强评级信息公开,扩大半公共产品型投资人付费评级范围,不断提高评级市场效率与公信力.     

我国信用评级收费模式的再思考

发行者付费模式导致的评级采购、利益冲突等问题是现行信用评级模式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也是历次危机的潜在根源,投资者付费模式在现实条件下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可操作性,应该成为我国评级收费模式的发展方向     

关于近期信用风险下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的思考

近期部分高评级企业违约引发债券市场巨幅震动,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评级质量和公信力再次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分析了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现状,比较不同信评模式下的问题和不足,建议信用评级机构应主动打破“发行人”和“投资者”付费模式的观念对立,发挥专长,做强品牌,构建良好的市场互动,实现信用评级业务发展的良性循环。     

金融中介机构竞争的市场反应--来自信用评级机构的证据北大核心

目前已有研究认为金融中介机构竞争会带来市场效率的提高,本文利用2012-2017年债券市场的微观数据研究“发行人付费”模式评级机构之间的竞争对评级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评级机构竞争会导致评级结果膨胀与评级质量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评级竞争加剧时,“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机构会对有较多业务联系的企业放松评级标准,给予更高信用评级。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评级机构的外资背景、承销商的良好声誉和媒体关注均有助于减小“发行人付费”模式下评级机构竞争的负面影响。同时,债券市场评级竞争还存在对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评级竞争导致的评级质量下降也降低了股票市场的信息效率。这说明,“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评级机构竞争会降低资本市场的信息效率,“投资者付费”模式的推广和评级行业的对外开放有助于改善国内评级行业的评级质量。本文的研究也为国内债券市场进一步发挥双评级、多评级以及不同模式评级的交叉验证作用提供了一定证据支持。     

证券发行人付费模式监管改革研究——基于不同付费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

发行人付费模式是域外监管看门人的逻辑起点,但国内法学界对该模式的改革鲜有问津;金融领域的文献虽对此问题多有涉及,但对规则设计的讨论十分有限。理论分析与实证证据表明,全面转型为投资者付费模式以及付费与聘用权分离这两种颠覆性改革方案的成本过高。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监管应该选择的路径是：一方面,允许发行人付费与投资人付费这两种模式自由发展,让投资者可在两种具有不同程度的利冲风险服务中进行选择;另一方面,可以采用成本相对较低的方式对发行人付费模式进行干预。具体有以下三种可行的方案：特定情形下的“监管机构指定看门人”,是将有限的监管资源集中应用于利冲风险最高的情形;执业质量评分机制,是对检查结果的进一步“可视化”,以通过助力声誉机制来激励看门人注重服务质量而不是迎合发行人;关键人员的强制轮换,是从时间维度上减少发行人付费模式带来的发行人与看门人之间的利益勾连。     

利益冲突视角下的评级付费模式分析

评级机构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的行为令人失望,使人们对评级行业产生了信任危机.在分析评级行业行为背后的原因时,人们认为评级业现行的发行方付费模式是产生利益冲突的祸根,因而提出多种收费改革方案,包括回归投资方付费模式、加入中间平台结算的发行方竹费模式以及多方付费模式等.分析这些方案的仇缺点,认为每一种付费模式都有其自身的问题,...     

多重信用评级与债券融资成本——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揭示了多重信用评级的信息生产机制和信用认证机制,排除了“信用评级购买”假说对于多重评级动机的解释,研究发现:多重信用评级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相对于不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在多重信用评级中,相对于评级机构均为“发行人付费”模式,兼有“投资者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此外,当多重信用评级的评级意见不一致时,平均评级的信息含量最高,即综合不同信用评级所包含的多种信息比任何单一信用评级更加具有信息含量。本研究为我国债券市场双评级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的支持,有助于完善多元化信用评级制度和债券市场监管制度,并提示发债企业可以通过多重信用评级向市场传递更多和更具效度的评级信息,以弥补单一信用评级的信息不足和评级结果失准,减少投资者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债券融资成本。     

后金融危机时代信用评级机构的改革出路

美国次贷危机再次暴露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监管困境,即现行信用评级机构发行人付费收入模式存在根深蒂固的利益冲突问题。信用评级机构以声誉机制辩解,但存在重大理论缺陷和失败的经验事实证据。现行评级机构法律监管体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模式利益冲突的矛盾。信用评级机构未来的改革出路亟需解决利益冲突之困,可能的方案包括设立公共评级机构、恢复订购人付费模式、评级机构承担法律责任、政府付费购买评级服务等。     

国际信用评级监管改革对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启示

信用评级机构虚高评级以及频繁下调主权评级等行为造成并加剧了金融市场动荡,各国政府以及实务界要求加强信用评级监管。美国明确了SEC对信用评级的监管责任,要求促进信用评级业的竞争,并认为评级机构应当适用于与审计师类似的法律责任和公共监管。欧盟对信用评级的监管也由"遵守或解释"模式转向行政监督。我国需要优化配置政府监管与评级机构对金融市场风险的监管权力界限,发挥各自监管优势,利用信用评级降低信用违约发生的概率,防止金融网络传播或放大信用风险;避免法规对信用评级的援引,激励大型金融机构发挥其在风险管理中的判断能力;加强对结构性金融产品基础资产信用风险和具体契约特征相关风险评级监管;探索利用"双评级"、投资者付费等模式以及评级机构声誉机制等提高信用评级的准确性,促进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     

中国的信用评级真的影响发债成本吗?

信用评级制度旨在通过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而改善市场效率,但在发行人付费模式和评级选购机制下,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有待检验。由此,本文基于中国债券数据研究了信用评级对企业发债成本的影响。与既有文献一样,OLS分析表明良好的信用评级显著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但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此结果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基于理论分析和计量判据,我们以各地区评级机构的竞争程度作为债券评级的工具变量重新进行了回归,发现信用评级对发债成本的经济效应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统计上也不再显著。这表明,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并没有获得市场认可的公信力,而评级膨胀也不会真正降低企业的发债成本。     

信用评级收费模式:机制与选择

本文对资信评级机构的收费模式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认为由于声誉机制的作用和信息交易中搭便车因素的影响,中小型评级机构只能够对投资者收费,大型评级机构才可能采取向证券发行人收费的模式。中国的资信评级机构从历史信誉和公司规模都是中小型机构,采取对证券发行人免费评级、向投资者收费的模式是当前我国评级机构的必然选择。     

城投债的担保可信吗？——来自债券评级和发行定价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券市场的评级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对城投债“双重担保”(债券的“名义担保”与地方政府的 “隐性担保”)所做反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有担保的债券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收入的增加均有利于提高债券评级,但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却无显著影响。这种现象的产生,其原因可能在于债券评级市场“发行人付费”的商业模式下,评级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合谋导致了债券的发行评级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债券违约风险,从而机构投资者只能依赖其内部评级体系对此进行纠正。这种现象的存在让中国债券市场上的评级机构普遍面临信任危机,同时也对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阻碍。     

债券评级分析师任期、债项评级和信用利差

基于2008-2019年长期信用债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评级分析师任期越长,信用评级越低;较长的分析师任期能够影响评级准确性,降低"未能预测违约"的第Ⅰ类错误,增加"错误违约预警"的第Ⅱ类错误;相比于短分析师任期,长分析师任期能够增强信用评级对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本文还发现,相比于未被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评级的债券,投...     

取消强制评级政策、评级机构声誉与信用评级质量——基于中国债券市场的实证研究

如何完善对债券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从而提升信用评级质量、促进评级行业高质量发展,是国内监管机构迫切关注的问题。2021年开始我国调整了债券发行强制评级要求,在保留对主体评级强制选择的同时,将债项评级的选择由强制调整为自愿,这一政策的实施,将长期影响评级市场的竞争格局以及评级机构的迎合行为。针对强制评级政策的调整,本文研究发现：取消债项强制评级后,保留债项评级的发行人数量与债项评级质量均下降;而当评级机构声誉较高时,信用评级质量下降程度较低。异质性分析显示,上述关系主要存在于评级机构竞争程度高、客户重要程度高及首次发行的情形。本文还发现,取消债项强制评级后,保留债项评级的发行人评级膨胀,会降低债券融资成本,表明债券市场并未充分意识到信用评级存在膨胀问题,促使发行人寻求虚高信用评级。本文的结论表明,取消债项强制评级政策一方面会增强评级机构之间的竞争程度及评级机构的迎合动机,短期降低了信用评级质量,但另一方面债项评级的选择由强制调整为自愿之后,评级市场的声誉机制能够发挥作用,长期而言有利于“市场驱动”的信用评级质量提升。     

对借款企业信用评级由金融机构委托并付费有关问题的思考——江苏射阳农商行与江苏安博尔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信用评级合作模式剖析

如何推进金融机构与评级机构合作,提高金融机构信贷风险识别能力,一直是基层工作中的难点.通过对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安博尔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在借款企业评级合作模式进行剖析,总结双方合作的内容和特点,在此基础上对由贷款银行委托并付费的借款企业第三方信用评级模式进行了思考,提出完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