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集聚视角的安徽省FDI区位选择分析

基于2001-2010年安徽省1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成本和城市开放桓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影响;商业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区位优势理论为基础,选择劳动力工资水平、市场容量和消费水平、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政策变量、贸易量和FDI集聚程度等关键变量,利用福建省的数据对这些变量与FDI的流入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简要推断FDI的类型,得出了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结论。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新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在区位选择上出现向东部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集中投资，并逐步扩大对其他地区投资的趋势，而在东、中、西部地区省际间的分布上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变量，一是由自然禀赋区位变量和经济发展区位变量所构成的硬环境，二是由人文区位变量和政府区位变量所构成的软环境。本文通过选择其区位因素变量，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这一趋势产生的原因，并从政府的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地区产业多样化发展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意义 产业多样化发展有利于分散外部冲击,保持经济稳定性,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和区域协调发展。方法/过程 采用熵值法将地区整体多样化分解为相关多样化与无关多样化,并运用地区宏观面板数据分析地区三种产业多样化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经济、政策、区位三类因素的异质性影响。结果/结论 研究发现:我国地区产业多样化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分散化区域特征,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呈相反趋势;部分经济因素明显表现出沿海省份“倾向性”影响,其中产业外部性、人力资本、相对城市化水平、信息化、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技术水平、开放程度对东部地区产业多样化的影响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因素与政策因素对相关多样化、无关多样化存在相反的影响,政府干预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多样化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却更能促进沿海省份产业多样化发展,直辖市具有产业多样化发展的区位优势。     

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其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基于中国地级市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表明：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进入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该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相对于其他地区和产业,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地区、沿海地区和交通网络中心地区,对交通依赖度较高的“交通密集型产业”、缴税较少和效率较低的“非期望产业”,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更强的吸引企业进入效应;此外,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开放均能促进企业进入,且两者的吸引企业进入效应是相互强化的。地方政府应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差异性影响,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联动协同;在积极推进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协同改善影响营商环境的其他各种因素;积极对接国家交通网络布局,合理布局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制造业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探讨——以中国大陆、美国及东盟五国为例

本文根据海外直接投资理论,利用经济部统计处2002年所编制“制造业对外投资实况调查”之原始问卷资料,分别对台商主要投资三大区域——中国大陆、东盟五国以及美国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以探索影响厂商对外直接投资不同区位的决定因素。概括地,为了规避台湾高昂的要素成本,厂商会选择赴中国大陆及东南亚投资;为了寻找更大的海外市场,厂商会前往美国及中国大陆投资;想要追求技术提升的厂商,美国是最佳的选择之地。     

我国东、西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比较分析

本文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分析,并以东、西部地区各11个省、市、自治区为对象,采用近十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比较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FD I、人均GDP、职工人均工资、市场开放度、劳动力素质五个因素为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重要的影响因素;滞后一期的FD I、滞后一期的GDP和政策因素是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决定因素。本文的分析结果为东部地区保持自身优势、西部地区逐渐缩小差距的政策导向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依据。     

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区域异质性——基于产业结构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路径和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实践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存在非线性影响;从整体来看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由负转正;从区域比较来看,目前大多数沿海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已经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大多数内陆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尚未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会对当地劳动力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发展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环境规制,防范和减少环境规制的就业风险;根据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精准施政,合理引导环境规制下的劳动力再配置;积极施政引导劳动力技能提升和劳动力空间流动,实现环境规制在环保和就业方面的“双重红利”。     

区际产业转移中企业区位决策实证分析——以食品制造业为例

本文运用1998年到2007年中西部地区20个省（市）食品制造业的微观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区际产业转移中企业的区位决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丰裕度是区际产业转移中企业区位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市场规模总体来说无显著影响;集聚的溢出效应在2002年之前小于竞争效应,之后趋于增强并超过竞争效应;劳动力素质的影响仅在长期显著;政策因素仅对向中部地区迁移的企业有显著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了各级、各地区政府更好推进产业转移的政策建议。     

西部民族地区工业结构的逆向调整与政策干预研究

文章通过分析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发现其产业结构呈现出逆向调整（去工业化）和结构低级化的态势,产业发展层次低,采掘和原料工业比重大,产业链条短,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程度低。然后,基于Rikard Forslid（2004）的一个简单模型,分析了随着贸易成本下降,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西部民族地区去工业化发生的机制和必然性。文章认为,＂十二五＂及以后时期,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将继续得到改进,贸易成本将继续下降,与东中部地区的经济联系将更加密切,全国经济一体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有可能会进一步低端化,去工业化趋势会继续下去。为此,文章提出,为促进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央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支持,政策支持的中心在于在民族地区保持住制造业份额,可供选择的政策包括：鼓励国有资源型企业把企业总部迁移到西部民族地区;大力加强西部民族地区内部基础设施的建设;对西部民族地区企业实施投资补贴。     

海峡两岸制造业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分析

大陆制造企业基本税率远高于台湾制造企业;大陆未开征消费税的电器、饮料以及水泥等所涉及的制造行业的台湾投资已占到累计总投资的40%多,表明大陆对台湾特定制造行业的投资吸引发挥了明显作用;大陆给予台商的潜在税收优惠政策要远远多于台湾,而且优惠强度也高于台湾;税收优惠是吸收台商大批投资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VAR模型与脉冲响应的分析

根据中国1981-201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建立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和长期内均能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但其促进作用不大显著,且长期影响较短期影响更显著。并依据实证结果,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从国家政策、产业选择及人才战略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使对外直接投资在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两岸贸易与投资关系的政策分析

实证研究显示两岸贸易与投资呈互补关系,两岸经贸政策,特别是台湾对大陆的经贸政策影响着“互补关系”的形成,影响的机制有4个：投资带动机制、投资返销机制、投资衍生机制、诱发机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

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2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有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劳动力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经济增长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现阶段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台商投资大陆的新趋势及前景展望

台湾投资大陆20多年的持续发展是台湾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趋势.加入WTO后,台湾在大陆投资的地域、形式、领域、金额等都呈现了一系列新特点,把握这些新特点,必将促进两岸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促进大中华经济圈的早日形成.     

台湾地区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及其启示

台湾地区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方兴末艾,充满活力。为了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台湾地区积极推行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完善市场机制,成功引入风险投资;建设高效率的科技工业园区,发挥科技园区的示范作用;注重培养和吸引高科技人才。这为大陆发展高科技产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江西工业化进程三十年——战略思路的演进与发展对策的探索

改革开放30年来江西的工业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效益逐步提高。新时期承接产业转移策略效果明显,环保意识明显增强。但指导工业发展的战略思路与江西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同时,江西工业规模相对沿海发达地区尚有较大差距,且产业层次低下,研发投入不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跟不上工业发展的需求。展望未来,江西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改革,抓住产业转移与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机会,配之以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江西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发展。     

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来自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

运用中国2001—2012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产业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第二产业结构的升级作用明显,但不利于我国的第三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要利用有利时机,加大FDI进入第三产业的倾斜性政策导向力度;加强改革,加大第三产业对FDI的开放力度,发挥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论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特点及其经验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重化学工业成为日本生产结构的主体,其发展推动了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也是日本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通过对日本产业政策、贸易立国战略、技术革新和设备投资、大批量生产与专业化分工、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条件等经验的分析,以探求中国世界工厂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