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源错配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

土地资源错配会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利用中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通过扭曲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土地资源错配主要降低了高技术绿色专利，且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仅在中西部地区和规模较小的城市中存在。我国应完善财税制度和地方官员绩效考核机制，减少土地资源错配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直接影响，同时加大对欠发达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能提高企业ESG表现吗

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提高了试点地区企业ESG表现,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试验区通过推动内部绿色创新、加强外部环境监督以及改善金融市场环境提高了企业ESG表现。进一步研究表明,试验区设立的政策效果在无政治背景、非成长期、非重污染企业以及东西部企业中更加显著;企业提高ESG表现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但ESG表现与试验区设立的协同效应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时滞性。     

数字金融、空间溢出与经济绿色增长

中国经济亟需转换增长动力，实现绿色增长。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绿色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发现：（1）2011—2019年，数字金融对城市绿色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数字金融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增长产生虹吸效应。这种虹吸效应在大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小城市则没有显著的虹吸效应。随着邻近城市人力资本的提高，数字金融的虹吸效应将显著减弱。（3）数字金融的虹吸效应主要来源于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的提高能够减弱这种虹吸效应，促进邻居城市绿色增长，但目前的金融数字化程度还未显著发挥作用。（4）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绿色增长，其中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了主要作用。本文为推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绿色增长提供政策启示。     

金融一体化促进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吗——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金融一体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金融一体化通过增加金融资源供给、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以及经济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本文基于长三角26个城市2012-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力模型计算金融一体化指数,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长三角金融一体化与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金融一体化和区域绿色技术创新都存在空间相关性,本地金融一体化水平能够激励本地绿色技术创新,同时也产生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中介机制检验则表明,金融服务效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增强了金融一体化的激励效应与溢出效应。     

数字金融与绿色发展——来自中国286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其中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相较于北方城市和中小城市，数字金融对南方城市和大城市绿色发展的赋能效应较强；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影响绿色发展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市场化水平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调节效应不明显；机制检验得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社会环境认知能力，促进城市绿色发展。     

绿色金融降低了中国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吗？——基于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

碳排放强度是连接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的桥梁,因而探究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中国2013—2021年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绿色金融对C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地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但在不同地区城市、不同资源类型城市、不同规模大小城市,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果存在异质性;并且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促进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三条间接渠道中,只有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能源结构清洁化升级显著,而绿色技术创新渠道还不显著,其中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是主渠道。最后提出了发展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改善环境质量？——基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

当前，社会各界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而数字金融发展为环境质量的有效改善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利用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是其重要的传导机制，即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降低绿色融资成本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改善环境质量；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基于绿色融资成本与绿色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当绿色融资成本越低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时，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越强。分区域和分维度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相比于数字化程度，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更好。     

绿色金融政策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绿色金融是引导资金向绿色产业集中进而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基于2004—2019年27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使用非参数方法测算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表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检验该政策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1）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看，该指标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97;(2)从政策效应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并不存在异质性；（3）从政策作用机制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提高等多个路径，促进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提高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4）从企业微观行为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地区中的高污染企业会通过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履行污染治理责任等路径提升自身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自身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结论完善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的效果评价框架，为优化当前绿色金融...     

环境规制能否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融资支持与技术支持的视角

在环境政策对生产率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实体企业部门的转型措施通过技术创新对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而转型决策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资金支持情况。本文聚焦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关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入实体经济融资获得情况即社会融资规模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水平的环境规制促进GTFP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对环境规制与GTFP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技术创新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强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金融和技术支持作用提供依据。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聚焦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绿色效应,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索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够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降低融资约束以及提高公众环境关注三个渠道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本研究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视角丰富了企业环境绩效理论研究,为企业改善环境绩效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字金融发展能降低城市碳排放吗?--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重点考察了制度环境在数字金融与城市碳排放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证实:(1)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并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源消耗强度是数字金融改善城市碳排放的有效机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进而降低碳排放。(3)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中,财政分权、对外开放程度在数字金融与城市碳排放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市场化水平未起到调节作用。(4)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碳减排效应仅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而西部地区不显著。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缓解了空气污染吗

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国161个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能够显著缓解空气污染,试点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比非试点城市低3.59%。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胡焕庸线以东城市、资源型城市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城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更能缓解胡焕庸线以西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城市的空气污染。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来缓解空气污染。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可借助空间溢出效应降低邻近地区的空气污染。     

“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机制模型探讨及其实证检验

“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笔者依据产业创新理论和信息资源理论,在构建“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机制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6—2020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新基建”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在“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过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中介作用;“新基建”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时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通过尝试性地构建“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机制模型并予以实证检验,揭示了当下“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在一定范围内拓展了产业创新理论和信息资源理论的应用边界,研究结论可以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企业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税收激励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来自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经验证据

有效激励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是提升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本文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实证考察了税收激励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不仅提升了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数量,还提高了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质量。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激励企业加大对数字固定资产和数字人才的投资力度,进而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此外,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基础研究投入力度越大,对数字创新战略的重视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发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府利用税收政策激励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化转型能否赋能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兼论内部控制质量与政府补助的影响机制

本文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A股66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检验法,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驱动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获取政府政策扶持两种途径赋能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非高新技术以及处于成熟期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赋能绿色创新的效果更加突出。研究结论为制造企业更好地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提供了思路与启示。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政策效应分化的视角

本文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重污染企业和节能环保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同效应。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两类企业之间存在分化:政策能更有效提升节能环保企业的绿色创新,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从银行信贷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信贷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政策使重污染企业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提升的同时,促进了节能环保企业融资规模的增加。从企业绿色行为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重污染企业采用“低成本策略”,节能环保企业则采用“竞争优势策略”。绿色信贷政策的效应还受企业所有权性质、现金持有以及企业规模的影响,而竞争性的银行业结构和政府补助有助于发挥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对评估绿色信贷政策的经济效果,推动政策进一步精准发力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生态法治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基于我国环保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实现经济增长和“双碳”生态目标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既需要在全面绿色转型中充分发挥金融市场重要的资源配置导向作用,也离不开强有力的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本文基于我国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三重差分方法检验生态法治建设对我国信用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法庭设立后,当地高污染行业企业面临环境政策转型风险,其债券融资成本相对低污染行业企业显著增加。本文提出并验证了中级环保法庭设立的诉讼风险效应、维权监督效应、经营成本效应和决策制约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法庭设立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在法律环境更好、政府环境治理激励更强的样本中更大。在考虑环保法庭设立内生性等稳健性检验后,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本文补充了地区环境司法能力提升促进资本市场绿色导向功能的经验证据,拓宽了“法与金融”的研究视角,为生态法治建设和市场主导下的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     

绿色信贷发展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20年商业银行财务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从规模效应、风险结构效应、成本收入效应分析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并检验绿色信贷对银行财务绩效的异质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存在直接负向影响与间接正向影响,且综合影响具有异质性,对国有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具有负的政策效应,对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具备显著的政策效应;绿色信贷业务对银行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中规模效应、成本收入效应为主要影响路径。     

科技和金融结合与城市绿色创新——基于“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评估

本文基于2006-2020年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聚焦于人才集聚这一视角,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分位数回归法,研究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效应在人口密度较高以及城市群城市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试点政策通过人才集聚效应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而空间视角研究发现,试点政策虽然对本地区的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地理距离相邻、经济水平相近地区,则存在负向的溢出效应;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城市自身绿色创新水平越高,科技金融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越强,即科技金融政策对于较低绿色创新水平的城市具有雪中送炭之效,同时,对于较高绿色创新水平的城市具有锦上添花之果。     

绿色债券与企业金融化

利用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会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且影响效应具有产权和行业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更易受到绿色债券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债券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是资金效应而非监督效应,绿色债券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三方认证措施和“双碳”目标政策可以强化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