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结构变化

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关系到企业的治理能力和绩效,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质量乃至国际地位。本文从增加值视角重新阐述了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和结构分解方法,并改进了Chor et al.(2014)的企业位置测度方法,进而实证测算分析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结构变化。研究发现：(1)2000—2014年中国整体上游度和生产复杂度显著提高,产业链向上游延伸。(2)一般贸易企业的综合进出口位置、出口上游度高于加工贸易企业,但进口下游度低于加工贸易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出口产品更多地用于中间投入品,离最终需求的距离相对较远,进口相对上游产品进行生产,而加工贸易一般进口相对下游的产品进行简单组装加工形成最终消费品再出口。(3)东部地区企业的综合进出口位置、出口上游度相对较低,偏向于最终消费品出口,而进口下游度较大,偏向于进口基本成型的中间品,体现了东部地区的加工组装特点。(4)相对于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国有企业各类出口上游度相对较高但进口下游度相对较低,进而导致国有企业的综合进出口位置最高。此外,企业全要素生产、人均工资水平和资本密集度对企业出口上游度具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的影响为负。     

国际分散化生产工序上游度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来自35个经济体1997～2011年投入产出表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测度35个经济体1997~2011年制造业上游度指数的基础上,分析了制造业在国际分散化生产工序中位置变迁的机制。研究发现:首先,上游度大小并不代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高低;其次,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复杂度提升对一国制造业国际分散化生产工序上游度的作用力呈现倒U型,契约型贸易地理优势和沿海优势会推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上游度攀升,"资源诅咒"现象显著存在于国际分散化生产模式中;最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不仅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过程中也缺乏强有力的"话语权"。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与出口隐含碳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低端环节,由此引致日益严峻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地位的基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的高含碳化,与此同时,低端地位对影响出口隐含碳总量变化的规模、结构、技术因素均产生较强的负面作用,强化了高碳化趋势,并制约了隐含碳总量的降低。由此可见,外贸出口低碳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世界工厂"的定位,转变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     

行业上游度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投入产出表,借鉴Antràs等提出的行业上游度,测度分析了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结果显示：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上游度指数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低、中、高技术制造业行业上游度指数变化趋势与全球金融危机关系密切;低技术制造业行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削弱,中、高技术制造业行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本文围绕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行业上游度与国际竞争力呈现反向关系,行业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平均工资水平提升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内涵服务与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升：出口增加值视角*

作为重要的中间品，服务投入已经成为影响制造业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基于出口增加值视角，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并考察了内涵服务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1）尽管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中内涵服务总额处于增长态势，但占比在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下降，且大大低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要素投入服务化趋势还没有充分显现；（2）内涵服务占比上升在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高，且主要是通过内涵本国服务发挥作用；（3）进一步细分研究发现，中间产品内涵服务和来源于OECD国家的内涵服务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内涵服务占比较低是“中国制造”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重要原因。未来需要加快国内服务业改革开放和高端服务“引进来”，为制造业向中高端攀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中日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衡量与比较

随着我国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和参与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新常态下出口贸易的中心开始由“量”向“质”的转变,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的优化升级已经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部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出口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出口仍位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尽管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不断提升,但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本文对比分析了基于国内增加值的我国与日本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的差异。并且探讨了战后日本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迅速提高的原因,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研究进展及评述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国际分工地位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本文在总结现有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首先梳理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算方法,然后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总结了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驱动因素,接着概括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路径。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一是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方法仍有待探索;二是从主动构建GVC的视角研究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驱动因素;三是对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地位升级的路径仍需要结合不同国家的实践,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和检验。     

全球价值链分工、服务贸易限制与我国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

本文选取2014—2018年我国对47个国家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数据,检验GVC分工地位、IT信息服务业贸易限制、数字贸易限制以及美国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受到分工地位的抑制和进口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IT信息服务业贸易限制和数字贸易限制都构成IT信息服务附加值贸易的壁垒;美国贸易份额的挤出效应仅存在于IT信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中美之间IT信息服务业规则差异和数字贸易规则差异则更为明显地抑制了我国对其他国家的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我国IT信息服务业较少受分工地位和服务贸易限制措施的抑制作用,并更多地获得进口溢出效应和美国贸易份额的促进作用。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研究

本文突破现有研究多是从产业或产品层面评价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传统思路,采用兼顾出口与进口的净贸易指数,比较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进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在价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竞争力.结果显示,传统的出口总量统计法高估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出口与实际竞争力相背离的“统计假象”.在价值链环节,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零部件等高端环节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度,呈现出明显的竞争劣势.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

本文以Koopman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指数为基础,测算中国制造业总体和具体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动态变化,并与发达国家和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研究表明,用制造业总体的GVC地位指数很难准确反映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分行业测算效果更佳;中国制造业正受到发达国家从高端和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从低端的双重挤压,因而应加快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和制造业由大到强的战略转变.     

中日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及地位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通过构建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较全面地分析了中日两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模式和地位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占比低于同期日本,其获益能力相对较低。（2）中日两国制造业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均呈上升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不断加深。（3）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主要是以后向模式,而日本制造业主要是以前向模式。（4）中国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最终产品为主,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生产环节,而日本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中间产品为主,专业化于关键零部件生产环节。（5）中日两国制造业主要是通过间接增加值出口实现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且其国内的生产分工程度均在不断加深。（6）中国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下游位置,且有一定的攀升趋势,而日本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但有一定的下滑趋势。     

中国出口贸易利益究竟有多大——基于附加值贸易的估算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以贸易附加值来刻画出口品内含的新增价值,从而更本质地揭示一国出口的真实贸易利益。本文利用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从出口贸易内含国内附加值视角,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出口贸易利益,结果表明:(1)伴随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出口贸易内含的国内附加值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虽有下降趋势,但总量却呈稳步上升态势,且数量巨大可观,出口贸易的总量经济效应十分显著;(2)从分行业层面来看,资本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对贸易利益的贡献较大且呈上升趋势,表明出口贸易利益来源结构进而所反映出的产业结构有所优化;(3)服务出口对贸易利益的贡献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资本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所做贡献极其有限。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以此推动附加值贸易高速增长,进而实现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都有着极为关键的意义。     

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中心性、联系强度和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60个国家和地区7年的数据,以Koopman等提出的价值链位置指数和制造业增加值率作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测度指标,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网络异质性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显著正相关,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联系强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无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贸易来源多元化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进口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一结论主要存在于高收入经济体样本中,发展中经济体在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中获得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能力很弱.     

数字经济与国内价值链分工

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提升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对于挖掘国内市场潜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30个省份(市、自治区)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国内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及前向、后向参与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促进前向和后向分工协调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技术促进、规模经济和消费升级效应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上游分工环节以及制造业行业价值链分工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善区域发展失调、价值链分工上游垄断下游过度竞争以及制造业技术水平不足等情况提供了经验借鉴。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自主创新视角下的民族品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及时抓住经济令球化机遇,主动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工厂”,近半数卞要工业产品产量和货物出口额跃居世界首位。同时也要看到,长期以来,中国产业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非核心部件加工制造和劳动密集型装配环肖,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十处于中低端。     

外贸结构、技术复杂度与中国附加值出口竞争力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低附加值出口已经难以为继,如何通过提升附加值增强出口竞争力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WTO-OECD于2013年推出的TiVA数据为基础,分析中国附加值出口行业结构及构成来源,并构建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出口技术结构,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附加值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技术复杂度是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和附加值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开放程度的提高也有利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融入.中国应该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通过政策引导增强研发能力,从技术层面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并坚持对外开放战略.     

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投入服务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入服务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区分投入服务来源后发现，投入的国内外服务质量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但国外服务质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区分投入服务结构后发现，不同类型服务质量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正向效应，但信息通讯和金融保险服务质量的效应更显著；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后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知识密集型则表现出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是投入服务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渠道。     

OFDI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深化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3个方面阐释了OFDI对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机理,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出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产业出口优化度EO指数、GVC地位指数并分别表征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应用改进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3个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开展OFDI可以促进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实现价值链攀升。     

OFDI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深化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3个方面阐释了OFDI对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机理,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出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产业出口优化度EO指数、GVC地位指数并分别表征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应用改进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3个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开展OFDI可以促进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实现价值链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