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 ——基于东盟国家的经验证据

东盟作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一直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关注对象。评估东盟各国的政府治理水平,可以更好的判断投资环境、识别风险,助力双方互惠共赢。本文通过构建东盟国家的政府治理指数,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盟国家政府治理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东盟国家的政府治理对其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却抑制了中国直接投资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未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应更注重长期效应,重视营商环境以及国家吸收外国投资的能力,根据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差异,实行“一国一策”的投资策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逐步扩大的前提下，厘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是当前亟需量化评估的重要议题。为此，本文基于全球68个国家2003～2021年的面板样本数据，采用空间计量回归方法，从空间溢出视角深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及其强度的潜在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各个国家碳排放与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加剧东道国温室效应，但会有效降低东道国的碳排放强度；(3)从机制分析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的正向作用主要源于经济规模的增长和二产占比的提升，能源效率能够有效缓解温室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路径分析——基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面板数据

“一带一路” 的发展导向特征使其不同于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关系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从 “两缺口模型” 和经济增长核算方程入手, 在测算分析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存在资金缺口的基础上, 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聚类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 但是促进作用会随沿线国家人均GDP 水平的提高而减弱; （2） 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阶段, 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随着东道国人均GDP 水平的提高, 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替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3） 资本和劳动投入是 “一带一路” 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我国商业银行在东盟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2008年次贷危机为我国商业银行对外投资提供了历史机遇，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进一步推进了我国银行业的对外投资进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对外投资， 为我国商业银行进入东盟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机会。 本文通过选取 “一带一路” 沿线东盟国为研究对象， 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影响中农工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研究。 实证结果表明： 双边贸易额、 对外直接投资额、 东道国市场潜力、 集聚经济效应及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均显著正向影响四大银行海外机构数量， 而地理距离、 金融开放程度与海外机构数量呈现负相关。 基于此， 本文立足 “一带一路” 倡议， 为稳步推进四大商业银行对东盟地区的投资区位布局以及完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网络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制度因素、资源寻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3 ～ 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面板数据,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研究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寻求动因.本文在模型中加入政治风险与自然资源、技术禀赋的交互项,发现中国OFDI流向较高政治风险且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以及较低政治风险且技术禀赋丰富的国家,体现了东道国政治风险对资源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影响.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

本文采用2009~2020年254个企业OFDI及所处城市空气污染数据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OFDI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地区空气质量;(2)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存在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OFDI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等方式改善空气质量存在最优区间;(3)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环境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就东道国而言,对高度开放且环境规制程度良好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能有效降低母国的空气污染水平;就母国而言,处于严重空气污染地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使空气质量得到更显著的改善。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纺织工业出口的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增长和出口结构的影响,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效果。本文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纺织工业出口贸易进行实证分析,来评估纺织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纺织工业出口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作用。本文认为,纺织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纺织工业出口增长有推动作用,对出口结构改善作用不大,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量化与评估

为了更好的防范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本文在考量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文化风险的基础上,结合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加入技术风险指标,对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进行量化与评估。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量化风险;然后,通过聚类分析法评估风险等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1年期间,20个样本国家中,低风险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中等风险国家有4个,其中只有1个是发展中国家;高风险国家全都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和俄罗斯;2008年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在不断改善,但很多发达国家的风险却逐渐上升。因此,中国企业应针对不同东道国的风险变化特点,采取措施规避风险。     

跨国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分析:理论与效应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了世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使跨国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凸显;从理论上看,金融机构跨国投资也符合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这一直接投资主流理论。文章分析总结了跨国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货币金融效应、经济一体化效应、东道国经济自主权与安全效应等多重效应,并给出了几点启示。     

企业技术创新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拓展企业异质性的分析框架,考虑技术创新对生产率的影响,构建了一个企业技术创新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8~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水平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可能性越高。此外,技术创新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地区和产业差异,技术创新对东部地区、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与企业积极“走出去”是协调统一的,技术创新水平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恰当的支持和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不仅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还能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中国东部地区的实证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外资出逃、贸易萎缩等问题引起广泛担忧,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及二者对东道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问题再次受到重视.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分析了中国东部地区FDI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东部地区FDI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中国东部地区对外贸易是FDI的格兰杰成因,对外贸易与FDI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研究还表明,对外贸易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FDI虽然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起着负面影响,但作用力度很小,聊与对外贸易的交互项则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起到正向推动作用.     

中国对“一带一路”亚非欧重点国家直接投资效率评价研究——基于动态DEA方法

对外直接投资效率问题关系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201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21988.8亿美元。为促进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机制进一步走深走实,本文基于动态DEA模型,选取亚非欧60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2013~2019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对亚非欧60个国家的OFDI总效率整体处于中低水平,国别差异较大,国家间差距呈现出亚洲>欧洲>非洲的情况;各项指标效率表现为欧洲>亚洲>非洲;三大区域IDI、ET、FR效率值呈现出差异化特征。为此提出加强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合作,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双边贸易关系等对策建议,从而促进“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深入开展,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投资和国际合作。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对外贸易有效性评价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的影响问题一直是国际贸易和投资等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争论主题.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对外贸易相对有效性为切入点,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价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对外贸易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将数据包络分析与预测技术相结合,预测了相对于对外贸易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最近这些年得到了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海外设立分公司或者专业国内生产。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对国内的就业产生影响?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以1991-201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并不显著。     

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的路径突破——基于乌普萨拉模型的改进

本文基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对乌普萨拉模型进行改进，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路径突破的影响。根据战略三脚架，从企业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视角切入，探讨高管过度自信、行业前景对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路径突破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基于中国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与母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越低，企业越倾向于突破传统渐进式路径，在初始对外直接投资中便选择较高投资速度；高管过度自信程度越高、投资行业前景越好，东道国与母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低的企业越倾向突破传统渐进式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承担社会责任水平高、冗余资源丰富的企业，上述结论更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生产力进步

近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有了显著增长。之前，研究者多把目光聚焦于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FDI）对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的积极影响，本文重点探讨了中国的ODI对其自身生产力进步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技术导入和效率提升。     

人民币汇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分析

本文选取2005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四季度数据对人民币汇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小显著性相关,人民币升值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人民币贬值则导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减少。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应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借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积极开拓世界市场,着力于构建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力求将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     

高管过度自信、 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 —基于中国A 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和传统的财务学理论, 选取 2012～2016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 研究高管过度自信、 内部控制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1） 高管过度自信对投资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投资不足无明显影响; （2） 内部控制对投资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内部控制对高管过度自信和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对高管过度自信和投资不足的关系并无显著调节作用。 上述结论从实证检验的角度为我国政府、 相关监管部门及上市公司制定相关政策或经营策略提供了经验参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Malmquist指数和我国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4～ 2011年我国行业的面板数据,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的方法测算中国八大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GMM方法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传导的国际研发存量和我国的研发存量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对这8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便了解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国内各相关行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途径传导的国外逆向技术有一定的溢出效应,但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只有在国内研发和其他方面的投入跨越一定的门槛值后,才能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测度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经济理论表明,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密切关系,政府投资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1)政府投资直接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来影响经济增长,(2)政府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还表现在间接增加私人产出的作用,作为其他(私人)经济投入的一部分.本文的实证研究了我国省级政府投资的这两种经济效应,研究的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不强,但通过对私人产出的促进作用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较强,因此,政府的大量投资更应集中于能够促进私人产出效率提高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