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测算并分析了中国省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绿色技术效率改善、绿色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对中国省区工业的经验分析表明,中国省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增长趋势,这主要由绿色技术进步推动。通过对工业增长源泉的分解发现,中国省区工业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5％。基于上述结论,并结合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计量结果,从增强创新能力、发展对外经济、壮大工业企业和加大治污力度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省区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低碳视角下中国省域电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路径研究

本文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到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分解框架中,测算了低碳视角下我国30个省份2003—2018年火电行业的环境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并与未考虑非期望产出时的GML指数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火电行业的环境无效率值为10.71%,劳动投入无效率以及二氧化碳过度排放是环境无效率的主要来源,其中东部地区各省份火电行业的环境效率最高。中国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1.99%,高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时的年增长率,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三大地区火电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为正增长,而中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最大。     

资源型产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两阶段系统广义矩方法,实证分 析了资源型产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结果表明：（１）资源型产业集聚对资源型产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动态的,当期资源型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但滞后一期的资源型产业集聚会抑制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资源型产业集聚的“集聚效 应”和“拥塞效应”会在不同时期达到不同均衡状态。（２）资源型产业集聚与人均GDP的 交叉相乘项阻碍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影 响的积极效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验证了资源型产业“威廉姆森假说”在中国的存在 性。（３）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资源型产业集聚对于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逐步显现, 而对于技术效率改进的积极意义则逐步减弱。总体而言,资源型产业集聚对于技术效率变化 的影响主导了对于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４）非资源型制造业集聚、物质资本投入促进 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的提升,政府干预程度对三者的影响显著 为负,人力资本投入对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改进的积极作用不明显,但 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产业的技术进步。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模型测算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建立P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MM系统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在长期内具有促进作用；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具有抑制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具有促进作用，长期内具有抑制作用，而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发展、绿色研发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绿色金融发展、绿色研发投入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效应对高技术企业比较明显。绿色金融发展有利于激发企业绿色研发投入的动力，且对高技术企业的激励作用更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绿色研发投入推进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绿色研发投入在促进高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传导作用相对更大。     

中国工业企业创新全要素生产率评价——基于双前沿面网络 DEA-Malmquist 指数模型

本文将工业企业创新活动划分为两个阶段--研发阶段和生产阶段，建立了基于双前沿面的网络 DEA-Malmquist 指数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模型，对 2013~2014 年，2014~2015 年中国 35 个工业细分行业的创新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表明：在两个期间内，研发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增长，生产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二者共同决定的。从系统整体来看，中国绝大部分工业细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呈现正增长趋势。     

要素投入、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基于江、浙、沪外资工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江、浙、沪外资工业企业2003～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基于DEA理论的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过程,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化和技术进步。研究表明：（1）2003-2007年,江、浙、沪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6．4％的速度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的增长支撑;（2）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不均衡,浙江省的变化相比其他两省较低。     

全要素生产率在电力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研究

本文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基本方程及电力企业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数学模型的研究，论述了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科技进步这三大因素，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要素，井进一步阐述了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来衡量技术进步在电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产业结构多样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产业结构多样化为主要视角，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结构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以中国2007～2019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结构多样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将产业结构多样化分解后发现，相关多样化对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无关多样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分区域来看，产业结构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为正，在中部地区为负，但不显著，间接效应只有在西部地区显著为正。相关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显著为正，在中部为正，但不显著，间接效应在三大地区均不显著。无关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只有在东部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只有在西部显著为正。本文的研究为分析产业结构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绿色生产率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20个子行业2005~2019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制造业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和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2005~2019年中国制造业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先下降后缓慢上升。同时,本文通过对不同渠道下的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对制造业总体及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具体表现为贸易溢出的影响不显著,FDI溢出抑制绿色生产率的提高,ODI溢出对绿色生产率有较强促进作用,但每种渠道技术溢出对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异。本文认为,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加大对外投资是提升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有效渠道。     

产业外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的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关于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与Porter外部性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以2004年为基期的2005~2015年中国省域制造业的产业外部性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将产业细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进行探讨研究 。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发现雅各布斯外部性与波特外部性对于制造业整体以及3个细分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非常显著，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针对生产率分解后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实证证明，产业多样化可以促进制造业技术效率改善而对技术进步具有抑制作用，市场竞争可以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与波特外部性不谋而合。提高产业专业化以及保持产业的区域垄断更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进步，支持了MAR外部性的观点。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效率的变动则主要是通过区域的竞争来影响；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只有波特外部性在发挥正向效应；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需要保持产业的专业化，而提高产业的多样化与有效的市场竞争更利于技术效率的改善。     

融资策略、 金融摩擦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国际金融危机后， 金融改革虽然提高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但是其对企业产出增长的负面影响一直没有完全消除， 仍在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力度及可持续性。 本文运用2006 ～2016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 以创新投入能给企业带来增长为出发点， 通过引入三种不同的企业融资方以及企业对创新研发的投入情况， 探讨金融摩擦是如何通过融资传递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中的。 研究发现： （1） 在中国， 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增长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影响， 而内源融资增长不显著； （2） 金融摩擦对生产率增长的传递方式主要是债权融资。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摩擦的增大导致生产率对债权融资的负效应更为敏感， 企业生产率更易受到重创， 生产率的下降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的再借贷， 企业很容易陷入持续低迷增长的困境之中。     

湖南省各市州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湖南省各市州1990～200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将湖南省划分为"3+5"城市群、湘南和湘西3个区块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湖南省3个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3+5"城市群增长最快,湘西地区增长最慢;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分解来看,技术进步是促进湖南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规模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其次,但技术效率的不断降低却给湖南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带来了明显的负效应.     

走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的制度支持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从经济增长机制看．中国25年来的GDP属于持续快速增长，平均大致在9．65％以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要素投入（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TFP）。上世纪60-80年代，经济呈增长趋势，但TFP贡献要相对弱一些；改革开放后，因为理顺了经济增长的机制，要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下降，而TFP贡献更大一些，80年代后超过50％。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中长期动力:要素结构变迁

本文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 1978～2017 年中国资本、 劳动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 增长率以及资本、 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 （TFP）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并与美国、 英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要素结构变迁规律进行对比。 研究表明： （1）1978～1992 年TFP 增长率起伏波动且波动较为剧烈频繁，1992～2008 年呈递减趋势， 2008～2017 年呈递增趋势， 这种变化既是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客观要求， 也是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源泉； （2）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中长期动力主要是提高TFP 增长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3） 提高TFP 增长率的主要方式是把握要素变迁阶段新的增长极逆势崛起、 人力资本优势长期存在、 创新基础越发夯实、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改革向纵深处推进的新优势， 注重知识的积累和科研人力资本的开发。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为契机，从要素配置视角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剖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其蕴含的理论内涵。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遏制环境污染的同时，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弱“U”型（近乎“L”型）影响；这体现在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对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随着规制力度增加，不利影响明显减弱、趋于消失。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为基准结论提供了良好的微观证据支持。这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较好地实现“鱼与熊掌兼得”。要素配置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自融资机制，进而对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弱“U”型影响。本文对于完善地方环境治理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省际OFDI、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地域辽阔,地区差异较大,研究省际OFDI、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需重视空间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2005～2014年我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OFDI和出口贸易这两个方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省际OFDI、出口贸易和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空间集聚特征;OFDI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呈负相关;出口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并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邻接省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我国需重视技术寻求型OFDI的建设,充分考虑OFDI对国内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影响,以期达到对外投资和出口贸易双实现技术溢出效应的效果。     

内生视角下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长江经济带城市为例

本文运用基于 SBM方向距离函数的 GML指数对 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08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 然后通过 PVAR模型对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之间是 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 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总体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变动幅度较大， 呈现波动上升的良好态势。GMM 模型估计结果与脉冲效应函数表明，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具有时变效应， 但作用方向正好相反。 方差分解结果表明，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是解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 然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的预测方差贡献度相对较小。 因此， 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应因地制宜， 设计合理的环境政策、 积极推进产业集聚， 同时要注重提高产业集聚质量。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按照污染排放强度,本文将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三大类,在测算1999—2009年三大产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研究结果表明: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效率可以更早地突破"U"型拐点;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的关系也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更早突破"U"型拐点。在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政府应推进环境规制政策从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集聚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 P.Haggett 建立的产业集聚区位熵长江经济带六类高耗能产业 2006～2017 年的集聚状态进行评估并分析其动态变化趋势， 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高耗能产业发展效率， 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探究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 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整体集聚程度均衡， 区位熵指数总体维持在 0.85； 六类细分行业集聚水平差异明显， 石油加工业在长江经济带集聚水平表现最弱， 化工业集聚水平最强； 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在长江区域间呈现下游向上游梯度转移， 下游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中游呈现上升趋势， 上游变化不明显； 高耗能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且主要依靠促进技术进步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从作用途径来看， 高耗能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水平和政府干预途径传递， 高耗能产业依赖起到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