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中心性、联系强度和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60个国家和地区7年的数据,以Koopman等提出的价值链位置指数和制造业增加值率作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测度指标,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网络异质性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显著正相关,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联系强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无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贸易来源多元化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进口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一结论主要存在于高收入经济体样本中,发展中经济体在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中获得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能力很弱.     

全球价值链分工、服务贸易限制与我国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

本文选取2014—2018年我国对47个国家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数据,检验GVC分工地位、IT信息服务业贸易限制、数字贸易限制以及美国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受到分工地位的抑制和进口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IT信息服务业贸易限制和数字贸易限制都构成IT信息服务附加值贸易的壁垒;美国贸易份额的挤出效应仅存在于IT信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中美之间IT信息服务业规则差异和数字贸易规则差异则更为明显地抑制了我国对其他国家的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我国IT信息服务业较少受分工地位和服务贸易限制措施的抑制作用,并更多地获得进口溢出效应和美国贸易份额的促进作用。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

本文以Koopman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指数为基础,测算中国制造业总体和具体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动态变化,并与发达国家和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研究表明,用制造业总体的GVC地位指数很难准确反映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分行业测算效果更佳;中国制造业正受到发达国家从高端和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从低端的双重挤压,因而应加快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和制造业由大到强的战略转变.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双向FDI协调发展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的重要动力,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基于2007—2019年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双向FDI协调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第二,双向FDI协调发展在促进本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同时,还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同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也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受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第四,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传导,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取跨国资本和扩大贸易流量,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嵌入全球知识生产网络、获取更多国际知识溢出的机会。我国在吸收利用国际知识溢出的多种渠道和途径中,进口贸易渠道水平国际知识溢出能够促进产业实现流程升级,垂直国际知识溢出的后向关联效应对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形成了倒逼机制,但前向关联效应抑制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前向参与程度,导致制造业价值链升级陷入进口贸易的"需求锁定"中。FDI渠道的水平和垂直国际知识溢出均阻碍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虽然后向关联效应能够加深前向参与程度,但其他途径均使制造业后向参与程度加深,并由于过度嵌入而陷入低端锁定的危险中。我国制造业国际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提高能够正向调节国际知识溢出效应,但仍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因此,应对我国制造业产生不同影响的进口产品给予不同的政策;积极应对外商投资的结构变化,调整引资政策。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研究

为考察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宏观经济效应,本文基于2000—2014年全球102个经济体相关数据,探究了全球价值链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贸易深化了国际垂直型分工,显著提升了国际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价值链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侧面反映出服务业也在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价值链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效应主要体现于发展中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受其影响并不明显。     

中国制造业双向FDI是否提升了其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以制造业跨境资本流动产生的正负效应为切入点,考察行业技术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双向FDI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调节效应。以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15个细分行业为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虽然从整体上看,行业技术水平对单向FDI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并且双向FDI良性互动显著加强了这一作用,但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仅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能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并且现有行业技术水平仅能扩大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内向FDI的正向效应;由于外向FDI、双向FDI互动仍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暂时无法有效通过行业技术水平来扩大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正向作用;国内生产配套能力的加强有助于同一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体现出国家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支持效应。     

OFDI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深化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3个方面阐释了OFDI对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机理,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出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产业出口优化度EO指数、GVC地位指数并分别表征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应用改进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3个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开展OFDI可以促进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实现价值链攀升。     

研发双循环溢出、价值链攀升与制造业技术跃迁——来自2008—2020年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新发展格局下的制造业技术跃迁不仅取决于研发双循环溢出,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利用2008—2020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估计研发双循环溢出与价值链攀升对制造业技术跃迁的效应,结果表明,随着智能资本全面介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领域,新需求持续迭代导致的供需低适配性使得研发双循环溢出对制造业技术跃迁的正向效应不显著。进一步纳入价值链攀升后发现,以“锯齿型引领”为特征的研发双循环溢出能够降低中国制造业断链、断供风险,并通过溢出赋能推动制造业附加值和竞争力提升,促进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对制造业技术跃迁具有显著正向效应。     

数字经济对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分析

发展数字经济是中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的重要战略选择,加快数字化技术同产业深度融合,赋能中国各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关键环节竞争力提升,将对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竞争优势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梳理中国地区全球价值链(GVC)嵌入的空间依赖性与空间外溢性形成机理,理顺数字经济影响地区GVC嵌入的数理逻辑的基础上,以中国31个省份为研究样本,利用海关数据库与工业企业匹配数据,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杜宾模型回归估计、空间效应分解及异质性分析等,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在地区GVC空间外溢效应发挥中的关键作用.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参与GVC的程度严重失衡,削弱了整体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优势;同时,中国地区GVC的嵌入模式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特征,而且各地区在嵌入GVC过程中会产生空间外溢效应,影响相邻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利于地区GVC嵌入在地区内和地区间空间外溢效应发挥,对东部地区GVC嵌入空间溢出的正向作用力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GVC嵌入空间溢出的促进效果虽高于非"一带一路"沿线省份,但仍存在进一步发挥的空间.     

OFDI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深化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3个方面阐释了OFDI对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机理,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出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产业出口优化度EO指数、GVC地位指数并分别表征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应用改进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3个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开展OFDI可以促进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实现价值链攀升。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常态化使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给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全新挑战，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低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抑制性更强。对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进口中间品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介变量，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弱化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抑制作用。此外，随着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效应呈现出反向变化趋势。为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抑制效应，需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施差异化激励政策，提高企业增值能力。     

中欧制造业产品内贸易对中国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为分析贸易对绿色技术的传递作用，基于中间品贸易的技术溢出机制，选取2000—2019年中欧15个细分制造业数据，使用OECD环境技术专利数据库计算欧盟和中国绿色技术知识存量，从产品内贸易视角研究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产品内贸易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且通过垂直专业化分工调节，绿色技术的行业溢出效应进一步放大；第二，相较于进口，产品内出口通过产业规模集聚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出口学习效应，非物化型前沿环保技术更容易通过产品内出口向中国转移；第三，专业化分工对制造业内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推动作用存在行业异质性。因此，中国应加强与环保技术领先国的产品内贸易，通过模仿学习不断吸收物化于产品中的环保工艺，从而推动本国绿色技术迭代和更新。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能源消耗的协调发展研究——基于中美15个制造行业的对比

以中美两国15个制造行业为研究对象,使用GVC地位、参与度指数测算了各行业参与GVC分工情况,使用能耗强度测算了能耗情况,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指数对比分析了中美制造业在GVC地位、参与度和能耗强度协调性上的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在GVC分工地位和参与度上的提升速度快于美国,但大部分制造业的GVC分工地位仍偏低;2002—2014年,绝大多数中国制造业能耗强度上升,绝大多数美国制造业能耗强度下降,但在越靠近的年份,中国有更多的制造行业能耗强度增速放缓;中国制造业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不及美国,但近年来耦合协调度的提升速度略优于美国。最后从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主导区域价值链和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三方面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基于STIRPAT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WIOD提供的投入产出数据,文章计算得到了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同时通过改进的STIRPAT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碳排放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可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另外,行业外资和能源结构阻碍了中国制造业的低碳发展,人口规模、科研强度等因素对制造业的碳排放作用并不显著。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应从加强环境管制、优化能源结构、改进生产技术等多方面有效降低碳排放。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不同投入来源制造业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系统分析制造业数字化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9年全球42个经济体制造业面板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源自国内的制造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源自国外的制造业数字化会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国内数字化投入可以通过效率提升效应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因此,建议全方位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大研发力度、突破技术瓶颈和障碍,加强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重视产业数字化来源的影响,充分发挥源自国内的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逐步降低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对国际数字产业资源的依赖,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效率。研究结论对中国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制造强国目标具有借鉴意义。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产业集聚——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机制,估计影响产业集聚的各个效应边际效益.通过理论分析,使用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全球价值分工程度通过要素禀赋效应、金融外部性效应、技术外部性效应和贸易成本效应影响制造业产业集聚机制.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劳动力和资本的竞争优势,随着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加深,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对于产业集聚有明显正向影响,但贸易成本效应会阻碍产业集聚进程.     

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投入服务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入服务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区分投入服务来源后发现，投入的国内外服务质量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但国外服务质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区分投入服务结构后发现，不同类型服务质量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正向效应，但信息通讯和金融保险服务质量的效应更显著；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后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知识密集型则表现出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是投入服务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