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流入负效应的实证研究与资本逆转的防范

本文通过资本流入对我国实际汇率的影响、资本流入的易变性及资本流入对我国经贸结构的影响三方面的实证研究,对资本流入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负效应进行了检验。资本持续、大量的流入对一国经济发展并非都是有利的,在我国资本账户自由化和汇率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应当采取一些微观的资本管制措施防范资本逆转。     

中国资本流入负效应的实证研究与资本逆转的防范

本文通过资本流入对我国实际汇率的影响、资本流入的易变性及资本流入对我国经贸结构的影响三方面实证研究,对资本流入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负效应进行了检验。资本持续、大量的流入对一国经济发展并非都是有利的,在我国资本账户自由化和汇率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应当采取一些微观的资本管制措施防范资本逆转。     

从国际经验分析中国实施资本管制的目标演变

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及相应的资本流动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会提高不恰当的国内政策的潜在成本。一方面，大量的资本流入可能带来经济过热、实际汇率升值以及难以为继的经常项目赤字；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本流出可能导致投资下降和经济衰退。此外，大量的资本流动也可能使货币政策的实施复杂化资本流入可能带来货币和信贷扩张，与当局的通货膨胀目标相冲突；而资本流出则可能导致     

资本流入管制的国际经验借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迅速发展，资本跨境流动越来越对一国经济、金融运行产生重要影响，资本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也增加了经济运行的风险。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等都在20世纪90年代初，采用市场化或行政性手段进行过长期或暂时的资本流入管制措施。泰国也于2006年底试图部分恢复资本流入管制，在当时掀起了巨大波澜。     

全球金融冲击、网络关联性特征与银行跨境资本流入

为揭示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中的作用，本文构建了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分析网络关联性特征对全球金融冲击负向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网络关联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冲击对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中产生“倒U型”调节作用。全球金融冲击会加剧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网络的区域化特征，进而影响各经济体银行跨境资本流入水平。面对全球金融冲击，各经济体实施的资本管制政策能够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因此需要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政策的实施强度。各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的变化，及时采取适度的监管措施，以防范全球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     

资本流入外汇管制对资本流动效应的影响分析

本文探讨一国在面临大规模资本流入时,通过资本流入外汇管理,降低资本流入脆弱性的政策效应。通过介绍Frenkel等人的理论模型,论证了资本流入外汇管制政策对经济金融的双重效应:在降低大规模资本流入带来的脆弱性同时,也要付出投资下降、产出下降的代价。同时提出要正确全面把握资本流入外汇管理效应,通过准确确立管理定位、培育政策执行力及实施相关政策配套,充分发挥该类政策效用。     

亚太地区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与展望

1987年至1994年底,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净流入增长了34倍以上。在全部流入的资本中,包括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在内的非债务资本的比重,呈逐年递增趋势。各国的国际资本流入在结构上也存在着差异:南亚国家因其经济相对落后,主要以官方债务资本的形式流入;东南亚各国和中国则吸引了大量私人资本流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新兴工业化国家一方面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资本供给者,另一方面又通过证券市场吸收巨额外资。     

我国国际资本流入期限结构错配：现状、影响与对策

2003年以来,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内资产价格高涨的刺激下,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直接的结果就是我国国际资本流入的长短期期限结构发生了逆转。本文对我国短期资本流入的最优规模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国际资本流入过度“短期化”趋势的潜在凤险不容忽视;在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和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化的同时,我国应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真实性审核、实施差异化的国际融资政策,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托宾税”等短期资本流入管制措施。     

我国国际资本流入期限结构错配:现状、影响与对策

2003年以来,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内资产价格高涨的刺激下,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直接的结果就是我国国际资本流入的长短期期限结构发生了逆转。本文对我国短期资本流入的最优规模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国际资本流入过度"短期化"趋势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在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和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化的同时,我国应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真实性审核、实施差异化的国际融资政策.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托宾税"等短期资本流入管制措施。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入——兼论宏观审慎跨部门溢出效应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衡量的是市场主体对美联储政策利率路径或政策行动的不确定性感知，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跨境资本流入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使用72个经济体1995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三季度跨境资本流入数据，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跨境资本总流入、证券投资资本流入和其他投资资本流入；第二，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分别通过加剧全球金融周期和提高风险溢价降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入；第三，总体和部分子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跨部门国际溢出效应依赖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强度，整体呈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该非对称性特征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对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有效识别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资本流动和宏观调控效果的负向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短期资本总流入量的测算与分析

本文分析了短期资本流入中国的四种隐性和非法渠道,分别估算了每种渠道流入中国的短期资本数量,测算了2001-2009年流入中国的短期资本总量;借助最优短期资本流入规模模型,对比分析了2001-2009年实际短期资本总流入量和最优短期资本总流入量。通过比较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实际短期资本总流入量和最优短期资本总流入量偏离值逐年增大,这种不协调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带来一定的隐患,有必要对短期资本流入渠道进行重点关注。     

货物贸易跨境资金流动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跨境资金流入流出也更为常态化。其中货物贸易项下的跨境资金流动尤其值得关注。由于目前我国经常项下已经实现完全可兑换,而资本项下只是部分可兑换,因此异常资金往往会借道经常项目,特别是货物贸易项下实现流入流出。而我国的货物贸易外汇收支在整个国际收支中占比较大,因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就成为防范外汇收支失衡的重要抓手之一。今年5月份加强外汇资     

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短期资本通常具有投资期限短、流动性高、稳定性弱等特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大背景下,短期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冲击的潜在威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债危机以来,我国短期资本的流入规模明显扩大,导致了基础货币投放被动增长,并由此影响了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也对我国外汇储备和汇率稳定构成影响.     

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与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呈现自由化发展,相当规模的国际资本也流入我国境内,在我国的经济金融体系运行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自21世纪以来流入我国的国际短期资本的特点明显,且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带来了困境。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之上,透析我国货币政策丧失独立性的机理,并根据我国国情提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管理的相关建议是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的。     

大规模资本流入与“去工业化”北大核心

随着全球进入低利率时代,中心国家流动性泛滥导致的极端跨境资本流动事件频发。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在影响一国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稳定的同时,是否会对其产业结构造成影响?本文搜集整理了154个国家和地区1980—201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将资本流动划分成常规时期和大规模流入时期,研究发现,常规时期跨境资本的流入不会对制造业比重造成影响,而在大规模资本流入时期,资本流入会显著降低一国的制造业比重,产生“去工业化”现象。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规模资本流入主要是通过财富效应渠道使居民消费上升,导致了非贸易品部门的扩张和贸易品部门的相对萎缩,并且无论是在OECD国家还是在非OECD国家,财富效应渠道的作用都是显著的。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发现,在大规模资本流入时期,加强资本管制能够有效地抑制非OECD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幅度,对“去工业化”进程产生减缓作用。     

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与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呈现自由化发展,相当规模的国际资本也流入我国境内,在我国的经济金融体系运行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自21世纪以来流入我国的国际短期资本的特点明显,且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带来了困境。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之上,透析我国货币政策丧失独立性的机理,并根据我国国情提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管理的相关建议是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的。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国际经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资本大量流入、流出、再大量流入的过程。2007年,新兴市场资本流入达历史最高位——1.5万亿美元,2008年和2009年,流入额分别锐减为7686亿美元及5674亿美元。随后,发达国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新一轮的资本流入席卷了新兴市场。2010年,资本流入规模猛增至1.2万亿美元。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资本的大进大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资本流入激增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CoVaR方法的实证分析

资本流入激增在历次金融危机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以全球32个国家2268家金融机构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入激增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入激增显著提高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且短期股权资本和银行资本流入激增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渠道。微观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提高了资本流入激增时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有效调控资本流入激增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进一步地，本文揭示了资本流入激增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个中间传递渠道——股市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本文的基础回归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研究结论从“微观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为抑制外部输入型金融风险提供了政策参考。     

我国短期资本流入规模估算:2001-2006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背景下,大量国际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境内,对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带来潜在的影响。文章对2001-2006年我国短期资本流入规模进行了估算。除BOP表金融项目所反映的短期资本,本文重点对隐性和非法流入的资本进行分析,并按直接投资、个人外汇收支、进出口伪报、地下钱庄等不同渠道分别进行估算。结论是2001-2006年我国短期资本流入增长迅速,隐性与非法流入的短期资本规模庞大,表明我国资本管制存在很大漏洞。应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监管和控制并通过各种方式消除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中国国际资本流入的结构性变化:2001-2007

资本总是逐利的,2001-2007年我国良好的经济发展格局,吸引国际资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到重新回归中国。通过实证分析,与2001年之前的资本流入结构相比,此次流入的国际资本的数量、期限、投资区域等结构特征发生了新的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入结构新特征的主要因素在于决定资本利得的关键变量,即汇率、利率、资产价值以及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