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激励与中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来自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产业政策实施与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的实施对于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于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在作用机制方面,信贷优惠机制能够显著促进非国有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税收减免以及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激励作用不显著,市场竞争促进政策对国有及非国有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都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且对于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创新激励作用更强.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制，选取2010—2021年4058家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考虑内生性与稳健性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相较于国有企业与中小型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更易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机制研究得出，债务短期化与融资约束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中介机制；“稳外资”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竞合关系、组织惯例更新与突破式创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突破式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形式，而以竞合关系促进协同创新已成为企业常态。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探讨竞合关系、组织惯例更新和环境不确定性对突破式创新的交互作用机制。通过对298家企业问卷调研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竞争与合作均对突破式创新产生积极影响，竞合平衡对突破式创新产生消极影响；组织惯例更新分别在合作、竞合平衡与突破式创新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技术不确定性分别调节竞争、合作与突破式创新关系，市场不确定性分别调节合作、竞合平衡与突破式创新关系。该结论丰富了企业竞合与突破式创新关系研究，为企业管理利用竞合关系促进突破式创新提供了理论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影响，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主要源自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在东、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与民营企业中的作用更明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交易成本降低机制”和“融资约束缓解机制”，间接影响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竞合关系、组织惯例更新与突破式创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突破式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形式，而以竞合关系促进协同创新已成为企业常态。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探讨竞合关系、组织惯例更新和环境不确定性对突破式创新的交互作用机制。通过对298家企业问卷调研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竞争与合作均对突破式创新产生积极影响，竞合平衡对突破式创新产生消极影响；组织惯例更新分别在合作、竞合平衡与突破式创新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技术不确定性分别调节竞争、合作与突破式创新关系，市场不确定性分别调节合作、竞合平衡与突破式创新关系。该结论丰富了企业竞合与突破式创新关系研究，为企业管理利用竞合关系促进突破式创新提供了理论参考。     

现金流不确定性、管理者风险偏好和企业创新

文本选取2009～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现金流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的影响以及管理者风险偏好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现金流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现金流不确定性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在董事会规模较大和召开董事会会议次数较多的企业中,现金流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与此同时,管理者风险偏好能够产生正向的调节效应,即缓解现金流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管理者适度的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而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同样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     

环境不确定性、管理层自信与企业双元创新投资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管理层自信及自信异质性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该过程的调节机理,并进一步探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的差异。基于对过度自信衡量指标的改进,测度管理层自信程度与自信异质性,以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开展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管理层自信程度的提高促进了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管理层自信异质性的提高抑制了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分别强化了管理层自信、管理层自信异质性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的促进与抑制作用;以上结论在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中均不成立。进一步根据产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的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管理层自信程度的提高对探索式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较弱,国有企业中其他影响关系均不成立。     

双元创新、企业家冒险倾向与企业绩效研究

基于企业资源基础理论，选取201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探究双元创新、企业家冒险倾向、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双元创新中的探索式创新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创新作用不显著；企业家冒险倾向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绩效，并能显著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但对利用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家冒险倾向是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半调节变量，在分组检验中，对非国有企业组起显著调节作用，对国有企业组的调节作用不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企业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带动企业绩效水平提升提供路径参考。     

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突破式创新的影响

以突破式创新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战略路径。在此背景下，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政策布局，而企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主体，承担着细分领域的突破式创新任务，这就对任务最终落实者——员工的突破式创新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聚焦员工突破式创新前因，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揭示组织创新氛围这一柔性管理因素如何通过提升员工和谐型创新激情激活突破式创新；同时，阐释员工不确定性规避在组织创新氛围影响员工和谐型创新激情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基于172份员工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和谐型创新激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员工和谐型创新激情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员工和谐型创新激情在组织创新氛围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第四，员工不确定性规避在组织创新氛围与和谐型创新激情之间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以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企业金融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在替换核心变量测度方法或控制模型内生性后依然成立；国有企业和低绩效企业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形成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金融化对投资过度企业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财务风险在企业金融化影响资本配置效率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企业金融化对实物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且该效应在持有更多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强。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企业应充分认识金融化对实物投资的影响，不断合理分配资金和优化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避免“脱实向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驱动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识别

当前，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制造业企业逐渐显现出“脱实向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较为明显。本文使用2009—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本文基于现金持有、实物期权和委托代理理论，进一步识别了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程度；（2）融资约束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3）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客户集中度、银行监督程度均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正向影响。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本文在考虑所有制和规模异质性、政府补助的影响后，其主要结论仍然稳健。本文针对监管部门政策实施、流动性支持、资金流向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企业创新活动一旦中断将会产生巨大的调整成本损失。因此,如何保持企业创新可持续性是企业创新研究的重要问题。结合委托代理理论,探索了企业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高管过度自信与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使用2003-2014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过度自信则弱化了两者间正向关系,而相对于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正向作用更强。同时考虑两种情境效应的综合影响时,在民营企业中高管过度自信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强。最后,考虑了遗漏变量带来的“选择偏差问题”和内生性问题,采用基于Kernel匹配得分法的反事实检验,为实证结果提供了稳健性证明。     

效果推理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一个被调节的双重中介模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市场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提升，服务创新成为我国制造企业价值链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基于效果推理理论，以机会塑造和资源拼凑为双重中介变量，以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探究效果推理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效果推理正向影响服务创新；机会塑造、资源拼凑在效果推理与服务创新的正相关关系间发挥双重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在效果推理与机会塑造、资源拼凑的关系间起正向调节作用。结论有利于拓展效果推理在服务创新研究领域的应用情境，为制造企业服务创新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域经济复杂度与企业创新行为

构建包含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区域经济复杂度和上市公司特征变量“宏观-区域-企业”的实证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区域经济复杂度为视角，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制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存在正向激励综合效应，同时，区域经济复杂度不仅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行为，而且能够强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即抑制负向作用而强化正向作用。考虑内生性，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检验稳健性以保证研究结论可靠，并且，研究企业特征发现，高科技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存在差异。     

高管过度自信、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间断平衡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以2007-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902家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高管过度自信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研发投入正向跳跃和负向跳跃均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高管过度自信正向调节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引入高管过度自信这一重要高管特征作为调节变量，有助于重新认识管理者心理偏差对企业创新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较好地弥补了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空缺，丰富了创新间断平衡理论研究。研究表明，企业应重视高管心理特征的影响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研发投入策略以改善企业绩效。     

环境不确定性、研发管理与技术创新绩效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利用1408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和研发管理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企业研发管理对上述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注重研发投入、开展产学研合作以及实施知识产权管理会对处于不确定环境的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因此,企业在面临不可预测的境况时应持续进行研发管理,以丰富企业的技术创新知识积累。     

技术需求与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数字经济的导向性赋能机制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是持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为探究制造业技术需求、数字经济赋能对非市场与市场导向下智能制造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基于技术创新需求拉动理论，引入数字经济赋能构建投入-产出两阶段模型。分析发现，当政府研发补贴较高时，劳动替代需求与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投入呈倒U型相关，对智能制造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以效率提升为主的技术市场需求通过影响企业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投入，间接推动技术创新产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赋能正向调节市场导向的智能制造技术创新产出，但对非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不具赋能作用。在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优势的同时，应依托需求拉动机制开发更多需求侧政策工具，进一步激发智能制造技术创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基于非线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而创新持续性则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本文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具有“U型”非线性关系，且研发投入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U型”非线性影响在不同区位因素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差异下表现出异质性；多个大股东持股及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U型”影响。故政府在采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发展时要谨慎把握政策调控的尺度，进一步完善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从而不断提升企业的创新持续性水平，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