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赌协议:天使与魔鬼的博弈

<正>对赌协议是魔鬼还是天使,如何既能保障投资人的利益又不伤害企业持续经营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管理层对于对赌协议态度如何,如何规避对赌协议可能导致的"一票否决",怎样才能达到相关方的双赢或多赢?结合近期出现的实际案例,从利弊两面进行分析,并寻找可行的"路线图"。大连电瓷签订业绩对赌     

风险投资对赌协议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基于新三板挂牌的经验证据

对赌协议在风险投资交易中广泛应用,其利弊一直饱受争议。文章基于2013年至2020年的新三板挂牌数据,考察了风险投资对赌协议对创业企业挂牌时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对赌协议会显著增加创业企业在挂牌前一年和挂牌当年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这一作用主要通过弱化风险投资的监督与服务,以及向创业企业家施加挂牌压力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以股权回购作为补偿方式的对赌协议对盈余管理行为影响最大,当风险投资声誉较低、挂牌企业处于非政策支持行业时,对赌协议对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挂牌后有对赌协议的公司出现了业绩下滑。文章的研究有助于理解风险投资对赌协议的性质和经济后果,揭示了风险投资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行为的契约机制,为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证据。     

企业经营中“估值调整机制”的适用及效力性研究

企业经营中的估值调整机制(又叫对赌协议,以下简称对赌协议),是在企业对未来的经营状况具有不可预测性,不方便估值从而进行投资。对赌协议的出现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同时可以达到对企业增资等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目的。本文通过对三个案例分析,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九民纪要")中对对赌协议的相关规定,分析探讨对赌协议的效力问题。     

对赌协议在企业融资中的应用

本文首先从我国企业应用对赌协议的案例实践入手,揭示对赌协议的涵义,进一步提出企业签订对赌协议的风险防范措施。     

企业并购中的对赌协议风险研究分析及对策建议

<正>对赌协议是提升并购绩效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分析对赌协议的动因,探索对赌协议对企业的影响,发现对赌协议对主并公司短期绩效提升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最终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望更好地将并购双方的利益结合在一起,降低并购风险,发挥协同效应。     

企业融资中的对赌协议:激励与风险分析

国内企业为解决发展中的资金瓶颈,越来越多通过国际投行或国内私募股权基金进行融资。投资方为保障自己的投资回报、激励融资者努力提升经营业绩,往往会要求与融资方签署对赌协议。不仅从理论上说明了对赌协议对融资企业的各种潜在影响,而且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对对赌协议的现实作用进行了剖析。     

对赌协议在创业板的实践结果

风险投资入资初创企业时,为了避免投资后创业者的投机行为,会在投资协议中与创业者签订各种约束条款,对赌协议就是其中比较常用的一种。尽管对赌协议是投资合同签订时各方真实意思的体现,但由于其触发往往在签约后1-2年,这样当达到约定的触发条件,需要执行时却引发了各种问题。文章在分析2009年9月至2012年9月创业板数据以及若干案例的基础上,探寻对赌协议这一约束机制为何在中国引发诸多问题,并试图找出对赌协议成功运作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对赌协议对风险投资来说是有效的利益保护机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创业者融资的及时性,但其成功履行也需要联合投资、分步投资和委派董事等多项措施的协同实施。     

基于对赌协议的商誉减值风险防控——以中南文化收购极光网络为例

随着并购重组行政环节的简化,以及相关政策的鼓励,新的并购重组热潮涌现。在并购过程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对赌协议成为公司偏好的防范风险工具。近年来,我国对赌协议业绩完成率不断下降,因此产生的商誉减值风险也不断升高。以中南文化并购极光网络为例,分析商誉减值风险成因、对赌协议的设计对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并提出风险防控的建议措施。研究发现,商誉减值风险主要来自收益法产生的高溢价和被并购方的经营风险,对赌协议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商誉减值风险,但设计的缺陷也可能达不到降低商誉减值风险的目的。针对于此,可以通过设置弹性的业绩指标区间、引入多元化的业绩评价标准、建立三级业绩预警机制来完善商誉减值风险防控效果。     

"好公民"还是"好演员":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异象研究——基于企业业绩预告视角

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究竟是真心实意的"好公民"还是表里不一的"好演员"?文章基于业绩预告视角,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声誉与行为背离的异象.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佳,发布业绩预告的概率越低,初步表明我国很可能存在企业社会责任背离的"好演员".进一步的实证表明,在发布业绩预告的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评分越高,业绩预告的准确性和精确性也越高.这表明发布业绩预告且履行社会责任好的企业是真心实意的"好公民".文章的研究表明,业绩预告行为有助于利益相关者甄别履行社会责任好的企业是"好公民"还是"好演员",也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和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     

新三板成投资新猎物

新三板成为中小企业实施定向增发、引入新投资者、进行股权转让的重要交易平台,进而为VC/PE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新三板成为中小企业实施定向增发、引入新投资者、进行股权转让的重要交易平台,进而为VC/PE带来更多投资机会。新三板企业可以通过定向增发等类似主板等融资方式进行融资。数据显示,早在201 2年9月,新三板扩容新增上海张江、武汉东湖、天津滨海三高新区之际,累计就有多达31家VC/PE参与了定向增资。PE机构可以从新     

政府补助、企业创新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信号传递效应

基于信号理论,从内外部信号视角出发,以2012-2018年中国上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动态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聚类稳健双向固定效应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政府补助、企业创新以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外部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向外部投资者传递积极信号,能够给科技型中小企业带来更多的外部投资;高风险的企业创新会抑制外部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向外部投资者传递消极信号。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的交互作用方面：政府直接补助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创新对投资者投资决策带来的消极影响,而间接补助则正向调节企业创新产出向投资者传递的消极信号。最后,提出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对策建议。     

投资者调研影响创业板公司研发投入强度吗

以中国创业板市场2010-2014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投资者调研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投资者调研能够显著提高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且这一影响在不确定性较高的研究阶段更为明显;②投资者调研对公司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或高科技行业中更为明显;③相对于“常规式创新”企业,“探索式创新”企业的研发支出更容易受到投资者调研的影响。     

政府引导基金本地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中国各地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下简称政府引导基金）大多倾向于投资本地企业。通过私募通数据库搜集数据构造匹配样本,使用负二项分布模型,研究参股模式下政府引导基金本地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概括如下：①政府引导基金本地投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优于私人创投基金,非本地投资则与私人创投基金不存在显著差异;②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本地高科技企业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优于私人创投基金,投资本地非高科技企业则与私人创投基金不存显著差异;③无论投资扩张期还是成熟期的本地企业,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都优于私人创投基金;④政府引导基金本地投资主要是通过选择效应（而非处理效应）促进企业创新。     

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on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from stakeholder perspectives

Based on legitimacy theory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using 111 listed companies among China’s typically high pollution-emitting listed corporations, research into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on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is undertak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we analys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 holdings and types of enterpri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and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ha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the proportion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 holdings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and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the effect of th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on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which possibly arises because both types of enterprises make full use of their own advantages to instigate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The conclusions may help enterprise decision-makers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government policy makers formulating scientific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clean production in enterprises.     

国企混改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机制:政府干预效应还是代理效应

探讨混合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国有股权比例对于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混合所有权方式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外资+国有以及外资+民营+国有的混合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而混合股权结构中只有民营股东时,非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代理效应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创新问题的解释力更强。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创新：协同治理与信息共享视角

共同机构所有权能够强化行业联系，推动信息、技术和经验跨边界整合共享，实现外部性内部化，促进生产要素向企业集聚。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例，考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其联结程度和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创新，且经过倾向得分匹配法、Heckman二阶段回归等内生性检验和敏感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通过发挥协同治理效应和信息共享效应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并且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进程较低、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结论可进一步提升对共同机构所有权这一新兴市场现象的认知，同时为决策部门制定政策方案提供参考。     

政府科技支出如何作用于区域创新能力？——区域创新中政府与企业、市场关系的思考

考虑区域创新中政府、企业及市场间的作用,理论分析中国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理,采用30个省区（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及港澳台地区）2008—2020年面板数据以系统GMM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效应及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和正向滞后效应;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效力受到企业创新绩效、市场化程度的单门槛效应影响,存在效力发挥的关键期。研究有助于理清区域创新中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对政府资金干预区域创新的形式作出思考,提升政府科技支出效率,增强区域创新能力。     

财政科技支出、企业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

基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利用2007—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针对“财政科技支出—企业技术创新”范式进行分析并基于生命周期视角加以检验。结果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正向驱动并展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创新动力，即财政科技支出对于实质性技术创新活动的驱动更强，对于非实质性技术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在界分企业生命周期后发现，在企业成长期及成熟期，财政科技支出在驱动技术创新方面卓有成效，但在衰退期创新增益并不显著。此外，政府激励结构是影响财政科技支出效力释放的重要条件。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导向下，财政科技支出的创新驱动效果被限制；在“为创新而竞争”导向下，财政科技支出能够充分发挥其结构性创新驱动作用。研究结论可为合理规划财政科技支出、完善政府激励体制构架提供实证依据。     

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激励效应异质性假说与检验

关于政府研发资助能否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以及在创新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了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以及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假说，利用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数据检验了中国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总体来看，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存在激励作用，同时也会提升企业研发创新的专利和新产品的产出水平。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在企业规模越大、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劳动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中，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越大，并且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创新产出的促进效用要高于国有企业。另外，本文还发现科技活动的产出更多地依赖于研发人员的贡献。政府对企业研发创新进行资助时，应该根据企业具体的微观特征，制定针对性的资助方式，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     

现阶段我国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的动因与破解策略——基于马克维茨投资组合模型的应用及实证检验

如何改善企业研发结构失衡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首次将马克维茨投资组合模型应用于不同风险研发投资中，从理论上揭示风险收益不平衡是影响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的关键因素。政府研发税式支持对风险较小的试验发展具有较强的减税效应，而对风险较大的基础研究减税效应不足。政府“一刀切”的研发税式支持政策抑制了企业研发结构优化。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有利于企业研发结构优化，而高新技术企业15%税率式优惠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程度。政府在践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应根据研发支出风险大小，实施不同支持力度的研发财税扶持，间接提升风险较大的研发支出收益率，改变企业研发支出风险收益不匹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