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政府注意力演化——基于1978-2019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是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中央政府立足元治理功能有效与合意地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政府注意力演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强度与方向.本文以1978-2019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分析方法分析各历史阶段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政府注意力演变与社会责任语义网络演化.研究表明:(1)1978-2019年间中央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注意力总体不断攀升到14.74％,企业社会责任注意力结构由显性社会责任向隐性与显性并存转变.(2)分维度看,企业社会责任各内容维度注意力中由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的单一维度向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综合价值维度转变,呈现出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维度内容的渐进性与递进式特征.(3)各历史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语义网络呈现较大的异质性.2013年以来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成为核心语义关联,且社会价值共创与共享成为未来政府推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焦点议题.在新时代、新经济形态以及新组织实践的情境下,中央政府需进一步转变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供给逻辑,着重推进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制度建设与实践范式创新,从而契合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新方向.     

平台企业社会责任:逻辑起点与实践范式

本文沿着“认知—行为—评价”的基本思路,基于平台属性与平台情境的异质性,通过推演出四个核心命题厘清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实现平台企业社会责任逻辑起点的正本清源。在此基础上,从“目的属性—内容嵌入”和“组织情境—主体选择”两种视角解构了传统社会责任实践范式的内容构面,并基于“情境选择—战略导向—平台基础”三维框架,将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归结为“平台嵌入式”“平台嫁接式”“平台撬动式”与“平台新创式”四种类型。本文的研究为重新认识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一种新的逻辑框架,为平台企业更好地开展社会责任实践提供了新的范式选择思路。     

国际视野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思考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造成的环境危机与经济危机,以及政府干预经济而失灵的现实,西方学术界开始探讨政府、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三方之间的现代治理。现代治理一方面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政府适度界入市场,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政府的核心职能是保护产权;另一方面要求政府与社会的界限,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治理,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同时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行政体系现代化、市场体系现代化和社会体系现代化,社会组织是社会体系的主体,社会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是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成熟。社会组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的作用,如推进治理决策民主化、公共精神普及化、政府职能社会化、社会秩序组织化、社会道德的内化等。发展社会组织应坚持社会各界联动协作、实施政社分开、完善对社会组织的规制立法、提升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培育民间志愿精神等措施,以推进社会体系现代化和国家体系现代化。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主体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危机频发已经成为公共管理中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公民、志愿者、第三部门和社区的高度参与,在应对各种突发危机事件中发挥出重要的功能。在我国,各方社会力量作为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展,参与程度日趋深入,其主体性逐渐突显,但相比之下,这种社会参与机制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社会参与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存在许多问题,完善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主体,形成功能齐全、协调有方、运转高效的社会参与机制。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全球治理构架

跨国公司经营活动面临的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其社会责任治理超越了国家中心范式,需要进行全球治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全球治理框架建立在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国家政府和政府性国际组织等主体之上,通过组建"超权威"国际社会责任组织来进行全球统一治理。     

社会治理与治理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由于利益格局发生调整,产生一系列矛盾与冲突,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应对这些社会问题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同频同振,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至关重要。通过对社会治理基本问题的理论展示,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基本思路与发展路径,希冀对社会治理的政策与实践有所裨益。     

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

本文探讨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在不完善市场环境下的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基于224家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类型对企业社会责任无显著影响;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和高管持股比例均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不能明显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在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互作用下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在与公司治理的交互作用下,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总体呈正相关关系。这些发现表明有效的公司治理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并为解构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迷思,提供了新证据。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和谐治理分析

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企业利益相关者和谐治理的实质。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运行机制分析后，着重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企业和谐治理方面有利于促进企业治理的内部和谐、外部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企业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是党和国家提出的一个重要"政治理念"或"发展目标"。从"国家统治"向"国家治理"的转变,涉及的是"阶级"、"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需要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公共服务"将成为基本职能。而只有当"国家"向"社会"转变或交出部分"公共权力"时,社会组织才具有参与"社会管理"或"公共服务"的条件,而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数字时代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研究综述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创新生态系统成为企业竞合的主要形态,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和赋能作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研究亟待加强。本研究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方法,针对WOS和CNKI数据库中2000-2022.06年的1593篇相关文献进行关键词共享、高频词时区划分、热点词聚类和突现词辨析等计量分析和比较,分析中外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研究的进展、演进路径,讨论其内涵外延和基本理论,展望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的发展趋势和热点问题。研究发现：首先,中外对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研究在时间上并不同步,国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随后由起步期进入平稳增长期,再到高速增长期,而中国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研究先后经历了萌芽期、渐进期和高速增长期;其次,中外研究均体现了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设计治理、过程治理到产出治理的基础理论逻辑;最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科技创新责任治理、区块链治理、知识产权安全治理等问题是共同关注的前沿动向,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治理、丰富治理机制和治理研究方法、聚焦治理主体以及动态化治理问题或将成为未来研究重点方向。     

参加异地商会能抑制企业避税吗？

异地商会作为构建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本文以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异地商会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参加异地商会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异地商会主要发挥服务会员和服务社会职能,通过缓解外源融资约束和强化社会责任意识两条路径削弱会员企业的避税动机,进而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异地商会对于企业避税的抑制效果主要体现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和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这说明在治理企业避税方面,参加异地商会与税务部门征管、机构投资者监督和分析师跟踪存在叠加效应,即异地商会能否发挥税收治理效应取决于政府和市场机制是否有效。本文从企业避税视角丰富了异地商会的治理效应研究,从社会组织视角拓展了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文献,为促进异地商会健康有序发展、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践、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供经验参考。     

“渐进”还是“激进”？家族涉入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与双元创新行为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和创新能力是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石，在家族涉入情形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及创新偏好一直存在很多争议。基于家族企业治理理论，探讨家族企业社会责任与双元创新的关系，将家族传承期中的二代交接作为调节机制，研究其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利用2009-2018年中国家族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给企业创新带来了大量有效资源，对家族企业利用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行为均能起到促进效应。但与开发式创新相比，企业社会责任对利用式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在考虑家族传承这一情景因素后，二代交接导致企业呈现出较为保守的战略导向，其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用式创新的关系；而对于开发式创新而言，其调节效应恰好相反。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视角出发，对创新类别进行划分，有助于加深对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的认识。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研究述评与展望

在复杂多变的创新环境下,企业之争升级为各个企业赖以生存的创新生态系统之争。为了使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健康发展并具有持续竞争优势,需要深化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研究。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边界、治理目标、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绩效等问题进行回顾,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可供研究者参考的未来研究方向。     

数字社会建设中的科技治理问题及其法治保障路径

数字社会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现阶段我国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回应法治”的要求下,通过归纳推理分析发现：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体系构建应从监管、主体、权利、权能4个方面提出完善进路。具体来看：在监管层面,应加强法律监管与社会监管共同作用;在主体层面,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促使社会主体和市场力量积极参与科技治理;在权利层面,应加强数字科技研发中个人数据权利保障,明确个人数据权利属性;在权能层面,应明晰政府部门、科研专家、社会公众等主体权责关系,明确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行为权限边界。     

领导企业治理下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路径研究

关于创新生态系统参与主体风险冲突及治理的研究,目前只停留在风险产生原因及应对策略方面,主要侧重于静态视角,鲜有文献从创新生态系统演进过程动态视角,并结合创新生态系统驱动主体领导企业考察风险防范和治理问题,而后者对于创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构建了领导企业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由契约规则到关系规则演化路径分析框架,并以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创新生态系统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从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初期领导企业主导的契约治理到成熟阶段关系治理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演化过程,基于领导企业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路径,包含契约规则主导的协同创新到契约规则向关系规则转换的创新网络形成再到由关系规则主导的开放式创新3个阶段,该过程以领导企业借助创新生态系统规范化设计完成整个创新生态系统互动、协同为主要形式。治理重点从企业间契约治理向领导企业主导的对整个创新生态系统关系治理转移,契约治理则转化为由领导企业主导以网络化设计为基础的关系互动和协同治理。     

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外部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外部治理机制缺失已成为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构建中的瓶颈。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为视角,从技术创新的资产专用性出发,探讨技术创新与公司外部治理的匹配问题,研究外部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对如何使技术创新与公司外部治理机制更好地匹配提出一些政策和建议,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企业知识治理与社会技术能力耦合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协同学构建知识治理与社会技术能力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针对知识型企业进行耦合协调度评估。在此基础上,对知识治理与社会技术能力耦合协调因素进行分析,并利用回归模型对知识治理与社会技术能力耦合协调影响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知识型企业知识治理与社会技术能力处于中低度耦合协调状态,企业吸收能力和知识源化策略对企业知识治理与社会技术能力的耦合协调影响比较显著。通过构建知识治理与社会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其耦合体系影响因素与路径,有助于企业完善知识体系、提升知识创新绩效。     

技术创新视角下平台生态系统形成、融合与治理研究

为探索平台生态系统形成、融合及治理机制，从技术创新视角切入，以海尔HOPE平台生态系统和BuiltIn平台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多级编码和案例研究，分析技术创新对两个平台生态系统形成及融合过程的作用与影响，并对两个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技术互补性、技术溢出效应及技术创新市场需求对平台生态系统形成有促进作用；②技术创新流动促进平台生态系统参与者间联系由单一方向转变为多边方向，从而强化平台生态系统融合；③平台生态系统治理包括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两个阶段，技术创新吸引及平台生态系统成员参与感的形成等，能够有效促进平台参与者关系交互和生态系统结构稳定。据此，提出平台生态系统管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