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

审计委员会中海归成员日益增多,其对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有何影响值得关注。基于此,以商誉减值计提为切入点,选择2008—2016年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试图通过检验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能够显著促进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提高;(2)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3)审计质量弱化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4)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增加审计费用,且商誉减值计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海归人员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明晰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机理。     

异常审计费用与商誉审计稳健性

审计师要求公司及时、充分地确认商誉减值的稳健行为（商誉审计稳健性）,这有助于提高公司商誉信息的透明度。从审计行为的经济动因出发，研究了异常审计费用对商誉审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随着异常审计费用的增加，审计师在商誉审计中表现得更加稳健；（2）异常审计费用对商誉审计稳健性的正向影响在异常审计费用为正时更加明显，并且不能由审计师议价能力所解释。机制分析表明，异常审计费用抑制了公司的盈余管理活动，从而促使公司及时、充分地确认商誉减值。研究还发现正常审计费用对商誉审计稳健性也存在正向影响，审计费用整体上与商誉审计稳健性正相关。总体来看，研究结果支持审计费用的“成本观”。较高的审计收费能够促使会计师事务所提高审计投入，这有助于其识别并抑制公司规避商誉减值的行为，进而提供更为稳健的审计结果。     

商誉减值对企业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2—2019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了商誉减值对企业审计意见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盈余管理强度的中介效应和企业净资产纯收益率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商誉减值规模越大,企业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盈余管理是商誉减值与审计意见正相关的中介变量,企业商誉减值伴随着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导致企业更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扣除商誉减值的企业营业绩效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营业绩效越好,相同商誉减值计提规模下的企业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概率更低.     

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并从盈余管理、内外部监督角度探究市场对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判断。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与股价和股票收益负相关,说明投资者对发生商誉减值的公司给予负面评价。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亏损公司的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较低,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高的公司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较高。上述发现表明,商誉减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且其价值相关性的高低受到盈余管理动机和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影响。     

外部可验证的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基于业绩补偿承诺的视角

以2007—2017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会计信息的可验证性对商誉减值影响审计费用的作用。研究发现，由于业绩补偿承诺增加了商誉减值信息的可验证性，相比于没有业绩补偿承诺的样本，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有业绩补偿承诺的样本中更小。进一步地，区分业绩补偿承诺是否实现发现，相比于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的样本，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业绩补偿承诺实现的样本中更小。最后，通过对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业绩补偿承诺对商誉减值影响审计费用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小。     

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经济下滑还是财务"大洗澡"

文章选取2010—2018年存在商誉减值的A股上市公司,分析了业绩下滑因素和盈余管理动机对企业发生大规模商誉减值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提高能否抑制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企业发生大规模商誉减值概率不存在显著影响,财务"大洗澡"动机会提高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的概率,说明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主要受管理者财务"大洗澡"动机驱使.此外,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有效遏制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的财务"大洗澡"动机.     

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实证研究——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2007～2008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状况进行了统计性描述,并利用统计检验的方法对商誉减值准备计提进行了差异分析,同时在控制会计师事务所类型以及财务状况因素的影响下,采用2007～2008年的截面样本数据对影响商誉减值准备的盈余管理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其他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合并商誉规模以及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因素对商誉减值测试有显著影响。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     

商誉确认与计提减值相关会计问题探析

本文对境外收购业务的商誉确认、视同购买日发生追溯调整、商誉减值是否需要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是否属于非经常性损益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商誉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确认商誉减值损失的基本处理思路.     

论允许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可行性——基于新准则实施后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2006年前上市的13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2007~2009年新准则实施后宏观经济因素对于这些公司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影响,以及资产减值的计提与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宏观经济状况对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存在正相关关系,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操纵性应计利润呈负相关关系。禁止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没有反映资产价值的双向变化,企业仍可利用短期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进行盈余管理,长期资产减值损失在符合转回条件的基础上应当予以转回。     

管理层语调是否配合了商誉减值行为?

文章以我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2014—2018年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企业年度报告中的管理层是否操纵语调以配合企业计提商誉减值的行为.结果表明:年报等文本信息中披露的管理层净正面语调与本期的计提商誉减值行为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管理层正面语调与本期商誉减值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管理层负面语调与本期商誉减值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检验发现:股权结构中非国有控股企业、性别结构中女性高管比例较低的企业中管理层净正面语调与本期的商誉减值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     

ST公司异常扭亏、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 ——基于盈余管理视角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9-2018年间连续两年ST企业的第三年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首先以理论分析的方式对盈余管理视角下ST公司异常扭亏、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关系进行假设,然后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会加剧审计风险,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商誉减值对审计风险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ST公司异常扭亏会加剧审计风险,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ST公司异常扭亏对审计风险的加剧作用更为显著;ST公司异常扭亏正向调节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间的相关性,出于盈余管理动机下ST公司异常扭亏对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     

外购商誉的确认、计量及相关的递延所得税

新的会计准则规定,购买企业时确认的商誉,按照确认时原价减去其减值准备后的余额进行后续计量,不计提摊销或折耗,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则不认可企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导致的损失在税前扣除,而在企业整体转让或清算时,商誉的价值则可以在税前扣除。这样,资产负债表上,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商誉的列示的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就会产生差异。在新准则下。这种差异称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本文将以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吸收合并产生的商誉的后续计量,及其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为议题。论述商誉的确认、计量及与商誉相关的所得税及所得税会计处理。     

中国上市公司 商誉减值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投资者股价高估和管理层盈余管理两个方面,结合2018年出现的政策预期,考察2015—2018年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价高估程度越高,未来商誉减值的风险就越大,此时,成长性较差的上市公司会比成长性较好的公司面临更高的商誉减值风险。相比民营企业,股价被高估的程度对国有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更显著。此外,政策预期增加了上市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管理的行为,减少了上市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的方式进行盈余平滑管理的行为。     

消失的信号：业绩补偿承诺到期前后的商誉减值研究

以2007—2017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且签订了业绩补偿承诺协议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业绩补偿承诺是否到期为信号,研究信号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的作用。研究发现,在业绩补偿承诺期间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概率和金额均显著高于业绩补偿承诺到期之后,说明信号对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具有正向作用。进一步检验信号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具有外部可验证性的信号能够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     

商誉减值与摊销:该选择谁——基于准则演进与文献回顾的认识

在减值法下,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酌定性较强,会计稳健性受到了挑战;在摊销法下,按固定年限进行摊销,使得商誉价值难以很好地反映各公司的经济事实。无论是稳健性受到挑战,还是会计反映背离经济事实,都并非准则制定的初衷。基于对商誉会计准则演进与研究发现的回顾与总结,本文认为:相对而言,减值法是一种更优的会计规则,更可能使商誉会计信息反映各企业的经济事实;为了降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酌定性程度,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可适时修改和完善相关会计准则的应用指南,就商誉减值测试提出更为明确、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和判断标准,并在年报附注中充分披露商誉减值测试的程序、方法和依据。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自愿披露提高了内部控制质量吗?

统计表明,2011-2015年,48.46%的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但披露内部控制审计缺陷的公司仅占实施内部控制审计公司总数的3.8%。Dye(1991)认为,当企业披露审计费用时,审计师的审计独立性会提高。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内部控制审计费用自愿披露是否提高了内部控制质量?以2011-2015年我国A股实施整合审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内部控制审计费用自愿披露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随着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审计费用自愿披露显著提高了内部控制质量,相比于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披露显著提高了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债券市场能识别并购后商誉减值的风险吗——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分析

以2010—2019年间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传递效率。研究发现:企业商誉减值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并购后计提商誉减值的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更高。与未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相比,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商誉减值后,债券信用利差会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市场对并购溢价高的企业的商誉减值信息反应更敏感,而对于使用现金支付进行并购后的企业商誉减值信息则较不敏感。此外,支持企业进行并购的宏观政策效应强化了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反应,商誉减值会通过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增加债券信用利差。结果表明,我国债券市场能识别并传递商誉减值信息所带来的风险,为企业进行理性并购提供借鉴,也对进一步优化完善并购重组制度和防范化解商誉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     

共享审计能抑制并购商誉饱沫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考察共享审计对并购商誉泡沫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并购双方共享审计显著降低了新增并购商誉金额,且在并购完成后,显著降低了并购商誉发生减值的概率以及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进一步探究作用机理发现,共享审计能够显著抑制并购方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同时,分组检验结果显示,共享审计对并购商誉泡沫的抑制作用主要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境下成立,表明上述作用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得以实现的。     

建造合同预计损失准备的计提与摊销

《建造合同》准则规定：如果合同预计总成本将超过合同预计总收入预，应将预计损失立即确认为当期费用。会计处理为计提合同计损失准备。根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一般规律：合同预计损失属于企业经营性损失，应计入管理费用，合同预计损失准备是公司在产品的一种减值准备，属于存货跌价准备。由于合同预计损失准备的计提与摊销同其他资产减值准备有明显差异，而《建造合同》准则对于如何计提合同     

商誉减值测试问题探讨

随着上市公司不断出现商誉减值"爆雷"现象,商誉减值成为商誉会计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分析商誉减值的原因、测试方法的合理性以及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等问题。并购产生的高溢价和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是商誉减值的主要原因,应继续仅采用减值测试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但该方法存在操作复杂及成本高、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不及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等缺陷,应进行改进和完善。此外,商誉减值测试相关计量中,对资产组(或组合)的划分以及资产组(或组合)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的确定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可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