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环境治理

绿色金融是引导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作为我国重要的绿色金融工具，绿色信贷如何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我国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政策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重污染企业改善环境绩效，且这种效应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这种正向影响是通过促进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实现的，并非是缩减生产规模的结果。进一步对绿色信贷政策改善环境绩效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良好的环境绩效对企业提升经济绩效具有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企业合理选择环境战略提供了参考，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双碳”目标下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企业绿色转型为视角，从绿色经营管理、绿色生产转型、绿色创新转型、绿色排放转型四个维度，构建企业绿色转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企业2012—2019年数据为样本，考察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政府补贴的资源属性和信号属性均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在政府补贴与企业绿色转型关系中起反向调节作用，且该作用存在门槛效应；政府补贴对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建立健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评价、激励和监督机制；第二，提高政府补贴政策透明度，加强与转型金融政策的协同运用，发挥政策杠杆效应；第三，合理设置环境规制强度，避免政府补贴政策效果受到削弱；第四，根据企业异质性分类施策，积极发挥政府补贴对各类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     

企业绿色投资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吗——基于效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效率视角将企业的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联系起来,应用SBM-DEA方法和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污染物排放量的详细手工数据,对微观企业级的绿色投资效率进行了量化与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总体偏低,且主要是由投入冗余问题造成的,说明管理层只是粗放地对环境维度进行投资,忽视了资源的有效分配和价值创造使用。进一步发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尤为显著。此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与企业绿色投资冗余之间存在"U"型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仅在非国有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显著。本文结论表明地方政府应通过差异化执行环境规制来优化企业绿色投资效率。     

融资约束视角下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就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机制进行梳理,并以2011—2019年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是政府绿色补贴能够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二是融资约束在政府绿色补贴与工业企业绿色投资间发挥中介效应.三是在内部自我约束上,政府绿色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政策效果在非国有企业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在外部环境约束上,政策效果则在中度污染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显著.因此,政府在加强绿色补贴力度的同时,应充分考虑行业及企业的异质性,为绿色投资创造更为公平和透明的环境,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充分发挥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     

企业环境责任、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财务绩效

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对中国经济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企业环境责任、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环境责任正向影响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和长期财务绩效，且对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更大；绿色技术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短期财务绩效、企业长期财务绩效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综合来看，想要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应重新审视环境责任和财务绩效间的关系，将绿色技术创新嵌入到企业战略结构当中，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实现企业价值。     

企业绿色创新、环境信息披露与银行信贷融资

本文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银行借款规模、期限结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绿色创新的调节作用以及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企业银行借款规模、期限结构均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企业绿色创新显著加强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银行借款规模、期限结构的影响;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银行借款规模和期限结构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且绿色创新在其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最后,本文提出政策建议:政府应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尤其要督促企业对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和资源能源节约量的定期定量披露;企业应主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并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国有企业应大力加强绿色创新;银行应严格落实绿色信贷政策。     

环保投资、技术创新与企业财务绩效——基于长江经济带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发展的先行示范带，其绿色创新发展模式的阶段性进展值得探讨。本文以长江经济带2018-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环保投资、技术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在长江经济带区域内，企业环保投资力度、技术创新水平均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对该区域内的企业按行业属性进行分样本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资力度对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明显；且在重污染企业中，环保投资与技术创新还彼此调节增强各自对财务绩效的正向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创新发展模式提供了经验数据支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聚焦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绿色效应,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索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够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降低融资约束以及提高公众环境关注三个渠道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本研究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视角丰富了企业环境绩效理论研究,为企业改善环境绩效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0-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通过匹配中国省级层面绿色金融指数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提升企业ESG表现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加快绿色金融发展速度,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二是强化ESG理念,加大ESG投资,鼓励企业ESG实践;三是鼓励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四是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ESG的支撑作用,充分释放环境政策的政策效应。     

绿色信贷政策、地区绿色发展差异与企业创新绩效

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规制在金融信贷资源配置层面的具体应用。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更显著。上述研究表明绿色信贷具有创新溢出效应，有效落实绿色信贷政策、提高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低碳转型能否提升企业环境-社会-治理表现?——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依据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量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表现的影响。结果显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有效提升企业的ESG表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环境治理投资来提升企业的ESG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企业市值压力和财务风险更低的企业、市场关注度更高的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鉴于此,地方政府应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分类推进重污染行业的低碳转型。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新闻媒体文本分析方法的测度

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媒体感知指数，研究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政府环保补贴、企业内部环境关注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负向影响，该结果在处理内生性、替换变量测度方法和控制潜在的遗漏变量后仍然稳健；随着政府环保补贴和企业内部环境关注度的提高，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减弱;并且对于融资约束程度高、管理层情绪消极以及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企业，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大。     

绿色投资者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全面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离不开绿色投资,那么绿色投资者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如何？本文基于我国2013—2021年全部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绿色专利申请和获得数量,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污染行业、东部地区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投资者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和社会责任水平。本文研究结论验证了绿色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对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审计质量、盈余管理与投资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以投资绩效为被解释变量，审计质量为解释变量，盈余管理为中介变量，选取201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审计质量、盈余管理与投资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审计质量与投资绩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盈余管理在审计质量与投资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为提高上市公司投资绩效，完善资本市场投资环境提供借鉴。     

国家审计能够降低企业碳风险吗？

随着我国“双碳”战略的推行，碳风险已成为约束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国家重要监督和治理方式，国家审计能否助力企业降低碳风险？研究发现，国家审计介入后，被审计企业的碳风险水平下降，媒体关注和行业竞争分别起互补作用和替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国家审计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责任履行，从而降低碳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规制强、制度环境好和政府财政资金充足地区的样本，以及非重污染和非重点监控单位企业中，上述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对企业碳风险的抑制作用具有溢出效应，且有利于改善企业长期绩效。本文对于强化国家审计的碳排放治理效应，缓解企业碳风险，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投资的门槛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本文以2010—2017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面板门限模型实证研究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对于企业绿色投资的门槛效应,同时探究了这一影响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当环境规制小于一个临界值时,它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呈正向关系,当环境规制超过这个临界值时,它与绿色投资之间呈反向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规模在小于第一个临界值时,环境规制对其绿色投资有促进作用,当介于第一个临界值和第二个临界值之间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投资有抑制作用,当大于第二个临界值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投资无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启示是:政府在进行环境规制时也应该因企业制宜,同时找到环境规制的有效区间来发挥政策的最优潜力。     

中央环保督察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创新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和经济矛盾的重要手段。本文以2014―2019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重污染企业异质性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应用情境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升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但是企业绿色创新仅体现为策略性行为，且其促进效应具有滞后性；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仅在“回头看”地区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显著；环保投资是中央环保督察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渠道。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O金融经历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Baker等人开发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依据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以及CEO金融经历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对企业金融化抑制效应显著,具有金融经历的CEO可以缓解该抑制效应,且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过度自信在CEO金融经历的调节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鉴此,政府应优化实施经济政策的方式,改善民间投资环境;企业应合理配置高管团队以发挥烙印机制的最优效应,完善高层管理人员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管理者需正确认识自身优势,避免盲目自信导致过度投资.     

法律与行政环境对信托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2006~2012年的中国信托公司为样本,采用法与金融学理论研究方法,研究信托公司所处的法律环境与行政环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托法律体系的完善、投资保护力度的提升及良好的地方法治环境对信托公司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政府廉洁度的提升对信托公司绩效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初创小微企业资金管理绩效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依据湖南省229家初创小微企业的调研数据,考量社会资本、政策支持对初创小微企业资金管理绩效的影响。实证表明：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初创小微企业资金管理绩效;政策支持在社会资本与资金管理绩效中起调节作用,拥有良好政策支持的初创小微企业资金筹集管理绩效与运营管理绩效显著优于缺少政策支持的企业。初创小微型企业应不断丰富自身社会资本,积极利用政府提供的有利环境,提高资金管理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