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中的行业协会——基于多边惩罚策略的第三方私人治理机制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多边惩罚策略下的博弈模型，解释了产业集群中行业协会如何消除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行业协会的信誉机制和企业的合作行为得以建立。我们的基本结论是：产业集群中行业协会提供的正式交流渠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信息在个体间传递时的失真问题，进而能够节约协会成员及其潜在交易者的信息搜寻成本，有助于克服集体非理性行为；行业协会具有可信的监督和惩罚机制，能够使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大于收益，有利于集群内企业合作行为的实现。而行业协会的负面作用则体现在其反竞争行为上。本文的基本结论可以为政府进行产业集群升级、提升集群竞争力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山西票号中委托代理关系及其现代意义的探讨

委托代理关系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由于企业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出现道德风险的情况时有发生。文章通过对山西票号成功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提出建立集体惩罚机制在成功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必要性,建议我国尽快建立个人诚信体系和相应的法律法规。     

信誉的集体惩罚机制与我国奶业的信任危机

信誉机制的惩罚作用分为对失信者个体的惩罚和对失信者所在集体的惩罚.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我国奶业由点及面出现了全行业的信任危机,这正是信任的集体惩罚机制发挥了作用.目前应对危机的策略应该综合考虑短期和长远利益,当务之急是尽快想办法恢复消费者对国产乳品的信心,同时申请对外资低价销售乳制品的反倾销调查.从长期来看,我国奶业的可持续发展还得依靠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和乳业生产经营资源的优化.     

对惩罚婚外情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就对婚外情实施法律惩罚的可能效果进行了经济学的分析。婚姻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长期合同。离婚是解除这一合同的惟一合法手段，而婚外情则是违约。但是，惩罚婚姻违约不一定能增加社会中高质量的婚姻。本文的分析表明，惩罚婚外情只有在离婚成本较低的情况下才能起到好的效果。当离婚成本很高时，它要么惩罚的对象更可能是感情执着的正人君子，要么迫使他们更愿意不结婚。中国的离婚成本很高，对婚外情实施法律惩罚难以达到增加高质量婚姻的目的。     

企业失信惩罚机制存在的问题

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失信者施以惩罚则是这一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件，它作为企业信用制度及管理体系建立和实施的保障，正日益受到世界各征信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当前在企业失信惩罚机制的构建和完善上却还存在不少问题，     

集中式惩罚与合作维护机制研究——基于公共品自愿捐献实验的证据

惩罚机制是一个国家治理制度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与西方国家通行的第三方惩罚或个体间相互惩罚不同,我国多数情况下实施的是将惩罚权赋予一定权威者的集中式惩罚。本文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集中式惩罚与合作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领导者产生方式下,惩罚机制对合作水平的提升效果具有显著差异:任命方式下惩罚机制会显著提升合作和福利水平,但趋势上存在一定的"惩罚毁灭性"特征;而当选举产生时,虽然领导者具有较强的"榜样效应",但其"惩罚效应"对合作水平提升没有显著效果。惩罚机制效果的差异可能是由两种产生方式下领导者拥有的惩罚动机与机会、惩罚力度以及惩罚威胁可信度等方面的不同而导致的。本文的研究对于推进我国社会治理机制完善,加快企业和行业管理制度创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中国碳市场企业违约风险控制政策结构分析

碳市场政策结构与企业违约风险息息相关,科学合理的政策结构是规避碳市场企业违约风险的重要保障。梳理了中国政府颁布的碳市场企业违约风险控制相关政策文本,从交易和减排两个维度构建了碳市场企业违约风险控制政策二维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了中国现有风险控制政策的结构组成。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碳市场企业违约风险控制政策覆盖范围互有重叠,容易影响实施效果;企业违约行为惩罚制度体系尚有漏洞,惩罚力度过大可能引发企业不法行为;碳价格调控政策相对缺乏,碳价格波动易引发违约行为。最后,提出了优化和改善建议。     

消费者对企业伪善的惩罚机制研究

现代企业"言行不一致"的伪善行为日益增加,但关于如何有效地治理企业伪善,促使企业变得"真善",现有研究探讨不足。本研究从消费者惩罚的视角,探讨企业伪善行为的治理问题。通过两项实验研究发现,当企业表现出伪善行为时,消费者会基于感知到的伪善,对伪善企业表现出负向和正向惩罚的意愿。负向惩罚是指去除企业渴望的刺激,如品牌抵制;正向惩罚则指给予企业不想要的刺激,如负面口碑传播。相比低地位的民营企业,消费者对高地位的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的伪善,表现出更强的负向和正向惩罚意愿。     

集群竞争优势探析:基于组织学习的观点

虽然早期对集群形成和获得竞争优势分析主要集中于对外生因素的分析，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内生因素才是集群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集体学习、集体知识在集群租金获取中起到关键作用。本文从组织学习角度来分析集群竞争优势和租金的来源，提出通过集体知识积累产生集群彭罗斯租金，由于彭罗斯租金的组织根植性和不可模仿性构成竞争优势，并进一步探讨了集群锁定导致集群衰退的原因。     

城市化、结构变动与农业发展——基于城乡两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谋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和高事故率并存的原因。我们刻画了最优的防范合谋契约,在该契约下地方政府和企业拥有正的信息租金,防范合谋将给中央政府带来额外的成本。在临界值以下,赔偿金具有部分地替代监督和惩罚的作用。以最优的防范合谋契约为基准,我们解释了造成当前政企合谋大量存在的若干重要原因:中央政府防范合谋的成本太高、地方政府缺乏长远预期、企业被过度抽税、第四方监督失效和惩罚不可置信等。     

金融科技助推农户信用贷款发展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户大量资金需求释放出来,但又面临抵押物缺乏的困境,信用贷款的关键作用亟需发挥.金融科技降低发放信用贷款的成本,提高借款人违约的惩罚成本,并通过鲶鱼效应刺激农村金融机构发放信用贷款.通过对比传统金融环境和金融科技环境下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发放信用贷款的博弈情况可知:在传统金融环境下,农户的违约成本低,违约可获得更大的收益,金融机构的最优策略是不发放贷款;在金融科技环境下,(农村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农户履约)就是唯一的最优解.因此提出了要持续完善"金融科技+农村信用体系"等建议,以促进农户信用贷款的发展.     

外生集体声誉约束下中国认证产业的最优数量结构

中国认证产业存在的最大特殊性在于行业存在制度性的外生集体声誉约束。此文尝试从认证产业的最优数量结构来探讨认证有效性问题,通过一个改进的双重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模型,系统性地在外生集体声誉约束的框架下考察中国认证产业维持"质量卡特尔"的最优认证机构数量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首先,当认证机构注重未来的长远收益时,认证机构以其集体声誉作为一种可置信承诺,认证行业外生集体声誉的制度设计优于认证机构自设认证标准的个体声誉的制度设计;其次,在外生集体声誉约束下,分享集体声誉的最优认证机构数量是有限制的,最优认证机构数量与认证机构对未来的重视程度存在非线性的正相关关系,与虚假认证的收益存在非线性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增加行业的信号传递效率和虚假认证的惩罚力度将是有效配合集体声誉约束事前机制的有效事后机制。     

产业集群内的集体学习机制

创新,无论何时都是企业或产业集群保持竞争优势的决定力量。企业通过创新壮大自己,同样,产业集群要通过创新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创新能力始终是支撑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决定力量。然而,产业集群创新不同于个人发明或单个企业的创新,主要通过集群企业在空间上的接近,为知识在企业间互动提供通道,使知识得以在企业间产生、     

基于博弈视角的银企信贷关系分析

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贷关系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信息不对称,银企信贷关系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对银企信贷行为的博弈分析,找出信贷风险的存在原因。通过增大企业贷款前的伪装成本,减少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增大企业贷款后的惩罚成本,减少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从根本上改变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有利于银企关系的良好发展。     

浅谈企业违约的经济学分析

虽然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违约失信行为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的阻碍作用,甚至大声疾呼在中国入世后,整治违约行为已经“时不我待”,但社会违约现象始终没有根本性的好转。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安排的缺陷,违约行为低成本,而查处高成本,导致企业界忽视长期利益。因此,应加重对企业违约行为被公布的概率、加大惩罚力度、     

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的术语、权属和商标保护模式分析

将基于区域产业集群发展形成的产业集群整体品牌命名区域品牌具有明显的缺陷,最适宜的名称术语应为区域产业集群品牌。区域产业集群品牌是一种区域俱乐部产品、区域共有产权和标识性知识产权。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的法律保护应采取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保护模式。     

关于控制银行信用风险的思考

文章分析了银行信用风险与信贷风险之间的关系,认为信贷风险是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主要对象,将信贷风险分为企业的经营风险和企业赖帐违约的道德风险,并对银行的信贷风险进行了博弈分析。分析说明,银行业面临的信用风险中的信贷风险可以通过控制企业的道德风险、减少经营风险,达到降低信用风险的目的,主要的措施是制定合理的利率水平,加强银行和企业信息交流,消除信息不对称,加大违约惩罚力度。     

缩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隐形交易市场的途径分析——基于利益主体博弈的角度

旨在探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私下交易形成隐形交易市场的原因,提出缩小这种隐形交易市场规模的途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用地企业风险偏好和地下交易超常收益的增加,以及地下交易惩罚和信用损失的降低,用地企业的地下交易空间将会扩大,而随着地方政府的风险偏好、积极监督成本和监督不力收益的增加,以及用地企业地下交易给地方政府造成潜在损失和积极监督收益的减少,地方政府的监督空间将会缩小,用地企业地下交易行为就会扩大。缩小这种隐形交易市场规模的途径就是推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自由流转。     

对惩罚婚外情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就对婚外情实施法律惩罚的可能效果进行了经济学的分析。婚姻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长期合同,离婚是解除这一合同的惟一合法手段,而婚外情则是违约。但是,惩罚婚姻违约不一定能增加社会中高质量的婚姻,本文的分析表明,惩罚婚外情只有在离婚成本较低的情况下才能起到好的效果;当离婚成本很高时,它要么惩罚的对象更可能是感情执着的正人君子,要么迫使他们更愿意选择不结婚。中国的离婚成本很高,对婚外情实施法律惩罚难以达到增加高质量婚姻的目的。     

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理论对治中国工资集体协商

工资集体协商可以看做是我国民主思想在微观企业内部的一个写照。目前我国工资集体协商虽然正在进行着,但是还是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相关理论作指导。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为我国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商谈模式与环境要求。要想实现工资分配的民主、达到和谐的劳资关系、完善我国工资集体法律制度必须从协商的本质入手。文章在分析我国工资集体协商遇到的一些困境的基础上,进而阐述哈贝马斯作为破困之道,何以对治我国工资集体协商存在的问题,以此来讨论哈贝马斯商谈民主思想对我国工资集体协商的启示与对治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