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去杠杆的重中之重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我国经济去杠杆的核心是国有企业。首先,杠杆率结构的国际比较表明,非金融企业是实体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因,而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则是非金融企业债务问题的关键;其次,国有企业高杠杆本质上是资产周转率大幅下降的体现;再次,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杠杆率高企已对投资产生"抑制效应",而非国有经济仍有较大的投资增长潜能。因此,国有企业是去杠杆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最后,本文系统性地提出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政策措施。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研究

为对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进行综合性考察,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入手,使用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与GDP的比值及基于资产负债表的相关指标,分析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情况,并分析了近年变化原因,提出了相关建议.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金融风险关系研究

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超国际认定警戒线,并且由于统计口径不完备,山东省实际杠杆率水平高于当前计算结果,已无加杠杆空间。从当前可计算的杠杆率分结构看,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基建行业及国有企业。通过对山东省内2009年以来17地市的杠杆率与不良贷款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良贷款率与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稳定的反向关系,杠杆的加速变动会加大金融风险的暴露。建议应在稳步去杠杆的基础上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使非金融企业与区域金融体系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美国货币政策推升了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吗？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导致全球流动性异常充裕,对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环境造成显著影响。本文运用28个新兴市场国家2003-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和美国影子利率数据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影子利率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美国影子利率的降低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进一步地,这一影响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但汇率弹性僵化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上述发现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在调控企业部门杠杆率的过程中,除要考虑国内因素外,也应高度重视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波动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地方代表性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以地方代表性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不变参数模型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波动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营业利润率增加在短期内将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长期则相反;工资、在建工程、企业规模、银行依存度上升都将提高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但提升的幅度各不相同;两项资金占用和地方信贷投放规模对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变动无显著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应合理对待去杠杆问题,采取多种措施,避免经济波动幅度过大.     

从资金来源变化看去杠杆的逻辑

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在2008年以来快速提高,以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都会形成较大的风险隐患,需要积极稳妥去杠杆。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我国非金融部门加杠杆的过程中,其信贷资金来源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国内银行直接提供信贷资金的占比在降低,非银行金融机构等提供信贷资金的占比在提高,因而有必要结合非金融部门加杆杠的资金来源采取针对性措施,以提高其去杠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文章阐述了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的现状,系统分析了非金融部门加杠杆的资金来源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非金融部门去杠杆的思路建议。     

跨境资本涌入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基于2000-2015年47个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经济体发生跨境资本涌入将显著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涨,跨境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涌入均产生加杠杆效应;跨境股权资本涌入通过资产价格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而跨境债务资本涌入同时通过资产价格和信贷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能缓解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冲击。本文为揭示跨境资本涌入的金融风险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对中国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外部冲击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稳步推进市场化债转股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快速上升,叠加疫情影响所致的GDP增速大幅下滑,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数据显示,2020年末,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上涨约23.6个百分点至270.1%,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上涨10.4个百分点,现已达162.3%,是继2009年后上涨最为迅速的一年.     

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以A股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探究了在融资约束条件改变及所有权性质不同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的降杠杆效应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有所不同.2016年以前,金融资产配置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2016年以后,融资约束有所缓解,非国有企业降杠杆效应相对减弱,降杠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本文认为,非货币性金融资产快速增加是非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杠杆效应减弱的重要原因.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     

币值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根本性失衡,无法充分完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功能,导致全球失衡和一系列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可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但是人民币长期稳定的国际化依赖于自身币值的稳定。在贸易结算和国际直接投资中推广使用人民币的试验,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但是不能替代促进币值稳定的基础性改革,也不能代替寻找稳定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政策机制。总之,人民币国际化与否,应基于具体的利弊分析,而不是顺应所谓的全球化趋势。币值稳定对于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性不应低估。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