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挪用资金罪的刑罚适用

挪用资金罪属挪用犯罪。世界各国由于法律文化和经济制度的差异,对挪用犯罪所表现出来的种类、罪名设置、犯罪构成、侵害财产对象等方面是有差异的。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刑事立法中,挪用犯罪,可以上溯到秦朝。据《睡虎地云梦秦简&;#183;法律答问》记载：“府中公金钱私贷用之,与盗同法。”这是惩治挪用犯罪明确的最早立法。在唐、宋、元、明、清的立法上,对挪用犯罪作了细密的规定。在西方,关于挪用犯罪的罪名设置上,各国的立法是不同的。有的明确规定了挪用公款罪,如西班牙;有的国家不设挪用犯罪,只规定有关挪用按盗窃公款罪论处,如法国。新中国诞生以前的民主革命时期到建国后的1979年,刑法只规定了挪用特定款物罪,而没有规定其他挪用犯罪。     

中德反内幕交易罪机制比较研究

德国是世界经济大国,德国反内幕交易犯罪机制很有特点,其行为样态的宽泛性、设置模式的灵活性以及处置机制的多样性,使得德国刑法能够有效防范内幕交易犯罪.中国在<证券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以及1997年<刑法>中都有对内幕交易罪之规定,但和德国内幕交易罪的刑事立法相比,仍存在明显不足.因此中国<刑法>应当对德国内幕交易罪刑法规制的立法经验及理论有所借鉴.     

犯罪的着手问题探究

“着手”一词由贝卡利亚在其名作《犯罪与刑罚》中首次明确提出,并把它与犯罪未遂相联系。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首次把“着手”一词法定化,后1871年的《德国刑法典》予以继用。此后,大陆法系各国的刑法典,在规定犯罪未遂时,也都采用了与《法国刑法典》相同或相近的表述,把着手实行犯罪规定为未遂犯必不可少的特征。我国刑法第23条第一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犯罪的着手作为未遂犯的特征,它不仅是区分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标志,还对衡量正当防卫是否“适时”的判断有重要意义。因此,从理论上对犯罪着手进行界定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的依据

金融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犯罪,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复杂多变。就我国目前刑事立法而言,将其规定在《刑法》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这种分类模式导致了刑事立法分类依据的不统一。在对各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方式参考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学者提出的刑法分则小章制模式,作出适合我国的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依据的选择。     

试论金融刑罚原则

金融犯罪刑罚适用的原则是指贯穿于金融犯罪处罚全部过程,对金融犯罪的量刑及刑罚执行具有根本性和普遍指导意义的准则,包括金融刑罚的立法、司法和行刑原则等。在刑罚理论上及立法规定中虽然没有对金融犯罪设定特别的惩处原则,但是刑法的一些一般性原则如罪刑法定、适用刑罚平     

浅论教唆犯罪

本文重点从现行立法中教唆犯规定与相关理论之间的矛盾出发，深入地对教唆行为的性质进行考查，提出完善我国教唆犯罪刑法立法的建议。     

有组织犯罪之立法研究

如何有效地预防、遏止和打击有组织犯罪,是法学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相对于许多国家及我国港澳地区,我国刑法典的相关规定显然滞后,其缺陷愈加明显.借鉴其他国家和我国香港、澳门对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关于有组织犯罪的立法,对打击日益猖獗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具有重大意义.     

洗钱犯罪若干法律问题的探讨

本文根据国际社会和我国对洗钱犯罪的相关立法规定,借鉴我国刑法学界对洗钱犯罪已有的研究成果,具体分析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范围、洗钱罪中“明知”含义的界定以及洗钱罪主体能否包括原生罪本犯等问题．并针对我国现有反洗钱罪规定的不足,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论增设非法持有公民信息罪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的规定未能完全覆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链条,不利于应对日益凸显的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事件。非法持有公民信息行为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增设非法持有公民信息罪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协调平衡的结果,符合刑法立法精神,对遏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充分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及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具有重大意义。     

香港与中国大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探析

香港不存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有与之类似的管有财产不明罪,两地对此种罪的规定在立法目的上是相一致的,但在主体、客观方面以及刑罚上都是有区别的.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借鉴吸收香港刑法中的有益做法,以完善大陆刑法.     

论犯罪故意中是否应包含"违法性认识"

关于犯罪故意中的明知是否包含＂违法性认识＂的问题历来是刑法学界争论的焦点。我国学者关于关于此问题的认识大致有否定说、肯定说和折衷说三种不同的观点,而世界各国刑法对此问题在立法上也表现为不同的模式。然而无论是传统刑法理论,还是目前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故意的规定均未提出犯罪故意中是否应包含＂违法性认识＂。     

组织乞讨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我国《刑法修正案六》新增了组织乞讨罪,本文试图从本罪的立法缺陷的探讨出发,在针对犯罪对象的规定方面以及客观方面规定的手段方式方面和在罪数形态的处理上,笔者结合实际提出了完善立法的建议。     

论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

单位犯罪作为我国刑法中的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受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仍然是我国理论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领域。由于立法缺陷,单位犯罪中的许多问题如单位过失犯罪,处罚种类等都未得到深入的研究。本文试着从两大法系对单位犯罪不同规定进行比较的角度,在借鉴国外成功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完善我国单位犯罪的建议     

论窝藏、包庇罪的犯罪对象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窝藏、包庇罪的犯罪对象的规定过于简单,仅仅为事前无通谋的犯罪的人,在司法实践中造成较大的混乱,应及时予以修改。本文结合外国立法例,国内外的刑法理论学说,正确理解刑法第310条中的犯罪的人,将窝藏、包庇罪的犯罪对象范围予以界定。     

论金融期货犯罪的立法规制

我国期货犯罪立法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完备的罪名体系.就外部体系而言,期货犯罪没有从证券犯罪中独立出来,二者被规定在同一个条文中.就内部体系而言,立法也没有将金融期货犯罪从商品期货犯罪独立出来,二者不仅适用相同罪名,共至在规定期货犯罪的几个刑法修正案中,金融期货犯罪的概念都未曾提及.对此,本文不揣浅薄,尝试从金融期货犯罪概念的提出人手,以金融期货犯罪和商品期货犯罪关系为切入点,讨论我国金融刑事立法关于金融期货犯罪的规制问题,以期抛出引玉之砖.     

试论信用卡诈骗罪单位犯罪主体的完善

新《刑法》较旧《刑法》的突出进步之处在于实现了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一体化。这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刑事立法,而且有利于打击单位主体实施的犯罪行为,从而有力地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     

论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

单位犯罪作为我国刑法中的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受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仍然是我国理论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领域.由于立法缺陷,单位犯罪中的许多问题如单位过失犯罪,处罚种类等都未得到深入的研究.本文试着从两大法系对单位犯罪不同规定进行比较的角度,在借鉴国外成功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完善我国单位犯罪的建议     

中国金融犯罪的立法及其完善

金融刑法体系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得以建立,但立法前瞻性不足、与其他金融法规不协调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应具体规定金融犯罪的罪状,不具体规定其法定刑或通过空白法定刑方式规定如何追究其刑事责任;刑法典通过空白罪状的方式规定金融犯罪的罪状,并具体规定其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反思与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一、引言迄今为至,我国大约有4000多名腐败分子携带约500多亿美元,逃到国外进行清洗,从而导致大量资金无法追回。腐败问题的国际化趋势,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反腐败运动。洗钱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问题也成为当前国内外刑法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二、我国反洗钱立法的现状与刑事立法的不足(一)我国反洗钱立法的现状目前中国正处于新旧体制的变革时期,这也为洗钱犯罪提供了“温床”,各种手段的洗钱犯罪已成为一种新的严重的经济犯罪,且被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经济学家黄苇町称为极具“中国特色”的洗钱方式,即在被洗的钱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贪污、贿赂等腐败获得的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以各种方式不断地转移,逃避管制,严重侵蚀着我国的经济基础。洗钱犯罪已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各种手段对其加以控制,而法律手段无疑是最有效的。在立法层面上,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反洗钱的法律体系,具体有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刑事立法。主要是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首次将洗钱犯罪纳入刑法规定,后经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对其加以修改,将恐怖活动犯罪也界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继而于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     

金融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

金融诈编罪作为新刑法规定的特定类犯罪，是从旧刑法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其概念既有沿袭性又有独特性。学们对传统观念提出了诸种不同看法，本对金融诈骗罪的犯罪概念、行为对象、罪过形式等问题，在剖析各种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刑法理论及通说，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期指导司法实践并完善刑事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