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视角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联动效应分析

在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创新融合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也日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为合理匹配问题与方法,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NCA必要性检验方法,以29家上市银行(截至2018年底)为样本,根据国资委依据团体标准T/AIITRE 10001—2020《数字化转型参考架构》所确定的数字化转型六大新型能力及其所对应的创新生态要素,探析创新生态要素组态耦合效应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及背后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1) 主体能力(数字人才)、载体能力(数字渠道)、过程能力(数字组织)、对象能力(数字市场)、合作能力(数字伙伴)、技术能力(数字技术)均不是单独产生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必要条件；(2)存在3条驱动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模式：“渠道+组织”双轮驱动的点轴发展模式、“市场+伙伴”要素聚合的多极网络模式、“人才+技术”双重挖潜的业务极核模式；(3)存在4条驱动商业银行非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路径,根据核心驱动因素将其归纳为“渠道+技术”抑制型和“渠道+伙伴”抑制型两种类型。本文从创新生态系统组态视角审视商业银行“数字+”转型路径,使用QCA方法“由果溯因”的探究创业生态要素的协同耦合对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对揭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启发商业银行基于创新生态在数字经济时代对自身重新定位并基于禀赋优势探索更具生命力和适应性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对标和政策建议。     

科技人才驱动区域创新的组态路径研究——基于分类评价的视角

科技人才是实现区域创新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分类评价视角将科技人才分为基础研究类、应用研究类和创新创业类三个类别，从创新主体、创新组织和创新环境三个维度构建科技人才类别与区域创新差异的分析框架，并以中国31个省份为样本开展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三类科技人才驱动区域创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基础研究类科技人才主要基于创新组织和创新环境，应用研究类科技人才立足于创新个体的基本素质、创新组织、创新环境，创新创业类科技人才侧重创新个体的影响力和创新环境。(2)三类科技人才与区域创新发展之间呈现九种组态路径。基础研究类科技人才为组织主导型、环境主导型、组织—环境共同主导型，应用研究类科技人才为组织主导型、环境主导型、个体—组织共同主导型、个体—组织—环境均衡发展型，创新创业类人才为个体驱动型、环境主导型。(3)三类科技人才既有环境主导型这一通用性驱动路径，也有各自不同的专用性驱动路径；不同组态路径的替代关系中创新环境“硬条件”支持尤其重要。最后，本文基于三类科技人才个体、组织和环境的要素组合，为驱动区域创新高水平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科创企业能力及制度组态效应对产品与流程创新的影响路径对比：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QCA分析

产品创新与流程创新在组织创新中分别发挥着硬性能力和软性制度的创新驱动作用，但现有文献鲜有对其差异进行分析。以400余家科创企业为调研对象，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从制度层面与能力层面探讨产品创新、流程创新驱动要素及驱动路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①科创企业初创期产品创新驱动路径分为授权主导型和职业-容错主导型，且后者更能促进产品创新；发展期产品创新驱动路径分为绩效评估主导型、授权主导型、职业-学习主导型、容错-学习主导型，其中，绩效评估主导型更能增进产品创新；成熟期产品创新驱动路径分为绩效评估主导型、容错主导型、授权-学习主导型，且授权-学习主导型更能增进产品创新；②科创企业初创期流程创新驱动路径仅有容错主导型；发展期流程创新的驱动路径仅有绩效-职业-学习主导型；成熟期流程创新驱动路径分为绩效-学习主导型和职业-容错主导型，且后者更能增进流程创新；③产品创新与流程创新驱动路径在初创期具有容错共性；发展期在绩效评估、职业发展与学习能力方面具有共性；成熟期在绩效评估、容错能力与学习能力方面具有共性。     

企业原始创新驱动路径研究——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企业原始创新是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在TOE框架下，结合现阶段企业原始创新特点，提出分析企业原始创新绩效差异的整合性框架，并采用fsQCA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实现企业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5条，分别是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技术管理与原始创新氛围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依托政策的高管支持与技术管理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原始创新氛围与政策驱动型、技术主导下依托政策的技术管理与组织因素驱动型以及市场主导下依托技术管理的原始创新氛围与高管支持驱动型；从企业高原始创新组态路径中发现，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要素之间具有互补替代关系，可为处于不同场景下的企业获取高原始创新绩效提供有益参考；导致企业非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两条，且都包括非高技术能力、非高程度高管支持、非高市场导向和非高政策导向，表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要素的缺失导致企业原始创新绩效不高。结论可为驱动企业原始创新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创新生态系统如何驱动企业微创新——一个组态视角的fsQCA分析

近年来,微创新是创新研究领域的热点,如何驱动企业微创新是相关研究亟需回答的问题。整合创新生态系统3个层面六大要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18个微创新案例为样本,探讨创新生态系统驱动企业微创新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第一,单个创新生态系统要素并不构成企业高微创新的必要条件。第二,存在3条高微创新驱动路径,即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用户驱动型、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环境与用户参与驱动型,以及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环境、组织学习与领先用户驱动型。此外,非高微创新驱动路径仅有一条,且与高微创新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第三,机会识别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高微创新的3个组态及非高微创新一个组态中,说明机会识别能力对企业微创新具有重要作用。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组织韧性——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研究以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在异质环境视角下,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企业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机制以及两者兼具的有调节的中介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维度均有着显著正向影响。(2)企业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的影响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环境不确定性能够调节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基准效应。(4)环境不确定性可以调节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即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强,数字化转型越能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同时,环境不确定性还能调节组织韧性稳定性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即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强,企业创新越能促进组织韧性稳定性的提升。     

如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研究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模式对我国绿色发展至关重要。以环保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必要条件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前因条件如何联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表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党员高管对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普适作用；单因素主导型、双因素叠加驱动型、全维度协同驱动型三类创新模式可以实现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非高绿色创新绩效路径为两条，与高绩效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存在高度一致性，并在特定条件下，空气污染与未吸收冗余在驱动企业高水平绿色创新绩效中存在替代关系。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提供新洞见与有益启示。     

共生视角下技术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组态路径研究

创新生态系统作为实现价值共创的重要载体,受到学界和实业界广泛关注。技术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价值主张不同,资源配置与协同合作方式也不同,导致价值共创实现路径存在显著差异。依据共生理论主体—网络—环境研究框架,构建技术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路径组态模型。以7家核心企业及创新合作伙伴为案例分析对象,采用fsQCA方法探究两类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实现路径。研究发现：第一,两类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实现路径各有2条,核心条件不同,条件之间的匹配关系也不同。第二,两类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实现路径具有通用型特征,受主体创新能力、创新网络嵌入与数字环境3个层面耦合作用的影响。第三,无论是技术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参与者创新能力均作为必要条件出现,成为价值共创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价值主张异质性视角探究技术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路径差异,有利于深化对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理解与认知,为企业基于不同价值主张实施价值共创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企业创新绩效前因组态研究

创新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探究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企业创新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本研究建立包含团队断裂带、团队异质性、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企业声誉等要素在内的企业创新影响机制模型。通过对66家电子信息企业样本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本研究探究企业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各个要素对于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与联动关系。研究发现: 高企业创新绩效的驱动路径有三条,路径1强调在高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声誉情境下,低高管团队学术背景异质性及低断裂带距离有利于实现高企业创新绩效;路径2强调在高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声誉情境下,高团队学历异质性与低断裂带强度有利于实现高企业创新绩效;路径3强调在高环境不确定性、低企业声誉情境下,高团队断裂带强度与低团队断裂带距离有利于实现高企业创新绩效。研究结果拓展了社会身份理论在企业创新领域的应用,也为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     

数字化转型、环境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fsQCA的组态效应研究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绿色创新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实现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从“环境-技术-组织”三重条件出发,用fsQCA方法对我国A股已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多因并发性,并且存在多条有效路径;（2）制造企业高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路径有3条,根据核心条件的不同,将其归纳总结为“技术变革推动型”“环境因素驱动型”“全因素导向型”;（3）制造业企业非高绿色创新水平存在1条“被动求生型”路径。文章从组态视角进行了绿色创新的相关研究,为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提供路径参考。     

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学习型出版社的建构

当今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学习能力与知识创新已经成为组织竞争关键优势,很多组织按照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创新理论进行了改造。传统型出版社需要适应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挑战,这就要求建构学习型出版社。知识创新过程是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互相转换过程,推进知识创新就要求组织要有学习能力;学习过程也有边学边干、搜索学习、科学学习、边使用边学习、知识外溢等学习类型。以知识创新模型与组织学习过程类型内在机理为基础,提出构建学习型出版社几条路径与建议。     

组态视角下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驱动模式研究

作为后发赶超的关键之举,明晰颠覆式创新的前因条件及驱动模式,对后发企业制定创新发展战略意义重大。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构建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整合分析模型,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149个后发企业案例进行组态分析,探究颠覆式创新驱动模式。结果发现：单一前因条件难以成为驱动后发企业颠覆式创新的必要条件;存在4种颠覆式创新驱动模式,其中,市场驱动型和组织联盟型能够触发“自下而上”颠覆式创新,政府驱动型和技术主导型可以催生“自上而下”颠覆式创新;特定条件下,技术、组织和环境前因条件组合通过“殊途同归”的方式驱动颠覆式创新;不同驱动路径前因条件间存在互补或替代关系。结论不仅能够揭示我国颠覆式创新多重驱动因素及复杂联动机制,而且可为后发企业通过颠覆式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产业园区实现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的持续发展路径——一项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新发展格局下，作为经济集聚与创新集群重要载体的产业园区，其实现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的持续发展路径受到广泛关注。基于可持续发展观，以我国100家国家级产业园区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多个要素协同影响产业园区经济绩效、创新绩效的复杂机制。研究发现：(1)单个要素不构成园区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但良好的经济基础对实现高经济绩效发挥普适作用，良好的经济基础与丰富的创新载体对实现高创新绩效发挥普适作用；(2)3条持续发展路径可以实现高经济绩效，2条持续发展路径可以产生高创新绩效，表明产业园区实现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具有多重路径。非高经济绩效路径有4条，非高创新绩效路径有5条，分别与相应的高绩效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3)在一定条件下，产业合作与社会环境在实现高经济绩效过程中存在替代关系，经济基础与创新载体在实现高创新绩效过程中存在互补关系；(4)高创新绩效路径一定是高经济绩效路径，但高经济绩效路径不一定是高创新绩效路径，以经济基础、创新载体及产业合作为核心存在条件的持续发展路径，是同时实现高经济绩效与高创新绩效的关键路径；(5)经开区与高新区在高经济绩效、高创新绩效...     

我国省会城市人才吸引力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研究

为探究城市人才吸引力前因变量的协同作用机制,以中国31个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经济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科技创新水平、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的相互作用对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复杂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任何一个单独变量均不构成高或非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必要条件,且单个变量对城市人才吸引力的解释力较弱;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路径有四条,即经济-文化主导下公共服务驱动型、经济-文化主导下教育驱动型、经济-科创-教育主导型、公共服务-科创主导下文化驱动型,且公共服务水平和教育水平存在替代作用;非高城市人才吸引力的路径有四条,且与高城市人才吸引力之间存在非对称关系,其中经济水平仍是影响城市人才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企业创新网络演化机制双案例研究：企业家精神与关系嵌入驱动

企业创新网络逐渐成为现代企业创新活力的源泉,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主体参与式创新,可优化创新网络的关系嵌入,两者是驱动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重要因素。结合企业家精神和关系嵌入理论,采用探索性双案例研究方法,以贵州茅台和均胜电子为案例研究对象,按照“情境—过程—结果”逻辑,探析企业家精神与关系嵌入互动过程中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一般过程。研究发现：①不同阶段,企业创新网络的发展表现各异,企业家精神和关系嵌入的作用亦存在差异;②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遵循位点移动,整体呈“倒U”型;③企业创新网络演化机制表现为市场导向为主的内部驱动路径和技术导向为主的外部驱动路径。     

企业网络学习能力提升路径研究——网络结构与治理机制的交互作用

企业网络学习能力是提升网络绩效、推动网络创新变革的直接影响因素,其提升路径必须注重协同性、匹配性、系统性。以企业网络中124个企业为研究对象,从网络组织结构与治理机制的作用机理出发,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研究企业网络学习能力提升路径。研究发现,存在5条高学习能力路径和两条低学习能力路径。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提出了企业网络学习能力提升的策略建议:企业在网络合作过程中应根据自身结构特征,维护并完善通向高学习能力的路径,避开导致低学习能力路径的网络条件,注重提高网络联系紧密度,强化网络组织的学习创新机制等。     

数字化领导力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SEM与fsQCA方法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组织认同理论和情感—认知评价理论，检验数字化领导力各维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究绿色组织认同的传导作用和数字化威胁的调节作用。为更好地理解变量间统计关系和集合关系，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238份问卷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领导力的4个维度均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绿色组织认同在数字化领导力4个维度与绿色创新之间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威胁在数字化领导力与绿色组织认同间发挥负向调节效应，数字化威胁调节绿色组织认同在数字化领导力与绿色创新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性比较分析得出激发企业绿色创新的9种前因构型。     

市场导向、知识搜索与失败学习匹配对朴素式创新的影响

朴素式创新是企业应对资源稀缺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途径。基于资源基础观和组织双元视角,采用fsQCA方法分析反应性市场导向、前瞻性市场导向、本地知识搜索、跨界知识搜索和失败学习5个前因条件的不同组态与朴素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探索驱动朴素式创新的多元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导致高朴素式创新的组态路径有3条,即由前瞻性市场导向、跨界知识搜索和失败学习构成的先动型,由反应性市场导向、本地知识搜索和跨界知识搜索构成的响应型,由反应性市场导向、前瞻性市场导向和失败学习构成的导向平衡型;导致低朴素式创新的组态路径也有3条,但它们并不是高朴素式创新组态的对立面,高、低朴素式创新组态具有因果非对称性。     

信息处理理论视角下国有企业数字化的驱动因素与转型机制——基于中化石油销售有限公司的案例研究

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前国有企业创新商业模式与重构产业生态的重要战略。本研究基于信息处理理论,以“中化石油销售有限公司”为案例研究对象,探究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实现机制以及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的信息处理需求,驱使国有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其信息处理能力。其中,不确定性主要包括环境不确定性、任务不确定性和任务依赖关系的不确定性;(2)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横向关系,投资垂直数字化平台以及两者之间不断迭代进行数字化转型;(3)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绩效,重构产业生态,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区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发展路径与机制研究

区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既是区域创新系统的重要组分,也是区域、国家和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一个结点.基于Logistic模型的研究发现,产业集群创新系统存在演化周期现象,且是一个白组织系统,具有非连续性,遵循社会生态演化机理.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资金支撑仍是区域产业集群创新的重要问题,创新收益是驱动企业创新进而影响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且已显现出巨大推动力.区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的发展路径,目前可供选择的主要有集结型优化路径、联盟型优化路径和配置型优化路径,涉及到企业选择、社会选择和政府选择等问题.由于三条路径各有优劣,需要建构一条开放式协同路径,并着重探索形成动力机制、互补机制、共担机制、协作机制和多元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