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原始创新驱动路径研究——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企业原始创新是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在TOE框架下，结合现阶段企业原始创新特点，提出分析企业原始创新绩效差异的整合性框架，并采用fsQCA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实现企业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5条，分别是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技术管理与原始创新氛围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依托政策的高管支持与技术管理驱动型、技术与市场主导下的原始创新氛围与政策驱动型、技术主导下依托政策的技术管理与组织因素驱动型以及市场主导下依托技术管理的原始创新氛围与高管支持驱动型；从企业高原始创新组态路径中发现，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要素之间具有互补替代关系，可为处于不同场景下的企业获取高原始创新绩效提供有益参考；导致企业非高原始创新的组态路径有两条，且都包括非高技术能力、非高程度高管支持、非高市场导向和非高政策导向，表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要素的缺失导致企业原始创新绩效不高。结论可为驱动企业原始创新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绩效要素协同驱动路径研究

立足于中国情境,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143家企业为样本,系统研究制度环境、异质性知识来源和吸收能力不同维度耦合组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存在3条高创新绩效驱动路径,即政府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关系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和依托内部知识—吸收能力的利用式创新驱动型路径;②不同路径内部构成要素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③驱动高创新绩效的路径间存在等价性。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中国情境下创新绩效内化机制及协同驱动路径,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数字化转型、环境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fsQCA的组态效应研究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绿色创新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实现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从“环境-技术-组织”三重条件出发,用fsQCA方法对我国A股已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多因并发性,并且存在多条有效路径;（2）制造企业高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路径有3条,根据核心条件的不同,将其归纳总结为“技术变革推动型”“环境因素驱动型”“全因素导向型”;（3）制造业企业非高绿色创新水平存在1条“被动求生型”路径。文章从组态视角进行了绿色创新的相关研究,为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提供路径参考。     

制度环境与创业认知组态如何驱动不同模式创业

创新创业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组态视角，整合管制、认知和规范3个制度环境层面前因条件，以及能力感知、机会识别和失败恐惧3个创业认知层面前因条件，以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中的51个国家为研究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影响不同创业模式的多重并发条件与因果复杂机制、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创业模式差异及创业模式演化路径。研究发现：第一，生存型创业驱动机制可划分为制度环境缺失的能力驱动型模式、规范制度主导的机会识别型模式和制度环境缺失的风险承担型模式3种。第二，机会型创业驱动机制可划分为规范制度缺失的创业认知型模式、规范制度引导的机会识别型模式、认知制度支持的创业认知型模式和管制制度保障的能力机会型模式4种。其中，机会识别是驱动机会型创业的关键条件，管制、认知和规范三维制度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可以推动高机会识别群体选择机会型创业。第三，要素驱动型经济体以生存型创业为主，部分国家推动机会型创业；效率驱动型经济体同时发展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创新驱动型经济体高度重视机会型创业。在此基础上，构建路径选择—模式演化—经济体转型研究框架，为推动生存型创业向机会型创业演化进而向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转型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如何驱动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基于30个省份案例的NCA与fsQCA分析

高技术产业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创新主体—资源投入—外部环境”出发，探究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创新主体、科研资金投入是区域高技术产业产生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高技术产业高创新绩效组态存在3条驱动路径，即“创新主体—资源投入—特定环境”驱动型、“创新主体—人力资源—协调环境”驱动型、“技术创新主体—资源投入—均衡环境”驱动型；在一定条件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内的资源投入、创新主体与环境要素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且在驱动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时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相关领域研究，为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提供路径参考和经验证据。     

什么样的宏观生态环境影响科技人才集聚——基于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科技人才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优化科技人才宏观生态环境进而打造科技人才集聚高地是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探究宏观生态环境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机制,基于人才生态系统理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中国内地31个省份为样本,分析多重因素构成的宏观生态环境影响科技人才集聚的条件组态和路径。结果表明：文化教育是影响科技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存在4条提升科技人才集聚的有效路径,即科技创新主导型、科技创新主导下的宜居文教驱动型、文化教育和公共服务主导下的经济科创驱动型、公共服务主导下的文教驱动型;存在6条阻碍科技人才集聚的路径,且与提升科技人才集聚路径之间属于非对称关系。     

什么样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能提高区域创新绩效——基于NCA与QCA的研究

什么样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有助于提高区域创新绩效是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两种方法,对我国内地31个省（区、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数字企业、政府、高校及科研机构、数字创新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和金融服务是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构成,但单个要素并不是提高区域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②4种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要素组态有助于提高区域创新绩效,构成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分别是政府引导的智力聚集型、企业开拓的环境支撑型、主体多元的综合发展型和企业主导的资本驱动型;③各地应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培育区域创新新动能,助推“数字中国”新发展。     

制度嵌入下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影响机制的组态研究

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制度环境、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和内部社会资本3个维度6个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对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效用,提出并检验关于不同制度环境下企业社会资本与创新投入间关系以及高创新绩效组态中制度与社会资本要素互动关系的研究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识别引致高创新投入的“政府‘帮扶之手’×企业‘非政治资本’促研发”和“政府‘残缺之手’×企业‘政商研资本’稳研发”的条件组态,识别引致高创新绩效的“‘亲而不清’制度环境×内外部社会资本协同驱动型”“‘亲清制度’环境×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替代驱动型”和“‘亲清’制度环境×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替代驱动型”的条件组态。研究整合制度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为揭示复杂动态环境下企业创新过程提供解释机制。结论有助于管理者依据所处制度环境,构建获取创新优势的社会关系网络。     

要素协同驱动电商平台互补企业创业绩效组态路径研究

随着电商平台数字技术进步,平台数字功能应用成为互补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基于TOE分析框架,以334家电商平台互补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数据支持功能应用、社群支持功能应用、资源拼凑、场景化创新、环境不确定性和创业政策导向6个因素对互补企业创业绩效的协同作用。结果表明：平台互补企业创业绩效是多个前因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不存在单一必要条件;影响互补企业高创业绩效的前因组态存在技术驱动政策支撑型、技术驱动不确定性催化型、数据驱动创新型、社群—资源协同型和全维度要素协同型5种类型;互补企业非高创业绩效存在两条组态路径,且与高创业绩效驱动路径具有因果非对称性。结论可深化对平台生态系统的理解,并为电商平台互补企业经营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数字化情境下用户参与产品创新组态效应研究——基于TOE框架的fsQCA分析

在颇具挑战性的数字化时代，用户成为企业获取持续创新优势的重要源泉，如何激发用户参与产品创新成为企业创新管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TOE框架，采用fsQCA方法，分析数字技术应用、产品技术创新、组织职能协调、用户创新能力、同侪竞争效应和用户参与产品创新的组态效应及相互关系。通过对93家用户参与产品创新企业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存在市场驱动型、驱动市场型和数字驱动型3种高用户参与产品创新条件组态，具有多重并发性，遵循殊途同归原则；在企业开展用户参与产品创新过程中，用户创新能力、数字技术应用两个前因条件相对重要；高用户参与产品创新的条件组态与非高用户参与产品创新的条件组态存在因果非对称性。     

物联网环境下场景驱动用户创新方式与路径研究

伴随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场景营销成为一种动态激发用户需求从而反向刺激企业创新的新兴商业模式。为探究用户如何在场景驱动下产生新需求并与企业共创价值,根据场景理论与用户创新相关理论,以场景品牌卡萨帝为案例,采用扎根理论对场景驱动用户创新的方式及路径进行理论化工作。结果表明,消费场景由物理、技术、人文和关系要素构成;用户根据环境、体验、情感、行为、目标等不同导向的场景类型,通过预期差距弥合、消费惯性突破、用户情感追求、体验数据创造及用户知识整合进行创新;场景驱动用户创新路径是以场景要素组合为基础,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由企业主导的场景驱动创新和用户主导的用户参与创新交替作用的迭代循环价值共创系统。     

组态视角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联动效应分析

在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创新融合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也日益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为合理匹配问题与方法,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NCA必要性检验方法,以29家上市银行(截至2018年底)为样本,根据国资委依据团体标准T/AIITRE 10001—2020《数字化转型参考架构》所确定的数字化转型六大新型能力及其所对应的创新生态要素,探析创新生态要素组态耦合效应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及背后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1) 主体能力(数字人才)、载体能力(数字渠道)、过程能力(数字组织)、对象能力(数字市场)、合作能力(数字伙伴)、技术能力(数字技术)均不是单独产生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必要条件；(2)存在3条驱动商业银行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模式：“渠道+组织”双轮驱动的点轴发展模式、“市场+伙伴”要素聚合的多极网络模式、“人才+技术”双重挖潜的业务极核模式；(3)存在4条驱动商业银行非高数字化转型质量的路径,根据核心驱动因素将其归纳为“渠道+技术”抑制型和“渠道+伙伴”抑制型两种类型。本文从创新生态系统组态视角审视商业银行“数字+”转型路径,使用QCA方法“由果溯因”的探究创业生态要素的协同耦合对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质量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对揭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启发商业银行基于创新生态在数字经济时代对自身重新定位并基于禀赋优势探索更具生命力和适应性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对标和政策建议。     

企业创新柔性组态路径研究——一个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创新柔性对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柔性受到学界关注。现有文献侧重研究单个因素对创新柔性的净效应，鲜有分析多因素对创新柔性的协同效应。基于组态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网络能力和知识共创两个层面的5个变量对企业创新柔性的联动效应及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网络愿景、网络构建、网络管理、联合型知识共创和嵌入型知识共创均不是构成企业高、非高创新柔性的必要条件，且单个前因条件对创新柔性的解释力较弱，说明影响企业创新柔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存在3条提升企业创新柔性的路径，即资源获取型、发展—管理型和单一型；导致企业非高创新柔性的路径有两条，且与高创新柔性路径影响因素存在非对称性关系。研究不仅能丰富创新柔性相关理论，还可为企业提升创新柔性提供思路借鉴。     

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促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基于组态分析视角

伴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深入落实,各地区加快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及建设创新生态的步伐。尤其对于资源型地区而言,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和严重的“体制阻变效应”,亟需借助创新生态战略政策突破资源锁定效应,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基于MLP(multi-level perspectives)视角,从创新利基、创新体制和创新景观三个层面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影响资源型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模型,以全国26个资源型地区为案例,运用fsQCA与NCA方法分析创新生态系统多重因素影响资源型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存在三条驱动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创新利基驱动发展转型、体制机制驱动转型和创新环境驱动转型。存在四条引致资源型地区非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整体要素贫乏型、资源—政策抑制型、资源—政策—产业规制抑制型和资源—环境缺失型。创新主体对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发挥着普适作用,政策驱动是促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基础设施与创新环境需要与其他条件发挥协同作用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研究结论对揭示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数智赋能区域传统工业企业创新路径研究——基于TOEP理论框架

数智化是产业升级发展方向,其要素配置方式是赋能传统工业企业创新的关键。以“技术—组织—环境—进程”框架构建影响因素维度,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数据进行组态分析,探究数智赋能传统工业企业创新路径。结果发现：前因变量中不存在必要条件,数智赋能传统工业企业创新存在5条典型组态路径,其中“技术—组织”侧重技术研发推动,“环境—进程”由需求拉动引发,两者形成互补性赋能模式;进程维度在4条赋能路径中作为有效条件,与以往忽视进程维度不同,数智应用对传统工业企业创新发挥关键作用;高创新绩效区域均选择“技术—组织—环境-进程”路径,其它区域可依据自身资源条件选择与之相匹配的路径,通过增强要素间协同能力优化赋能效果。     

场景如何基于价值主导逻辑演变与企业动态能力进阶交互赋能商业模式创新——蒙草生态案例

场景能够基于价值主导逻辑演变与企业动态能力进阶交互赋能商业模式创新，但其机理不清、路径不明。综合运用案例研究与程序化扎根分析方法，发掘和提炼场景基于价值主导逻辑演变与企业动态能力进阶交互协同演化赋能商业模式创新的机理和路径。研究发现：(1)企业从“产品功能—服务效用—场景体验”的价值主导逻辑演变出发，通过“感知能力—整合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的企业动态能力进阶，识别市场机遇把握、个性定制驱动和场景体验赋能的价值创造动因；(2)在用户时空化的消费需求、消费习惯和消费偏好及其变化驱动下，价值主导逻辑演变利用场景驱动企业动态能力进阶，而企业动态能力进阶又借助场景刺激用户消费期望变革，进而激发价值主导逻辑演变；(3)价值主导逻辑演变与企业动态能力进阶交互形成离散化场景链，针对用户不同场景节点的消费期望，企业通过场景解构、改性和重构商业模式实现创新。     

多维驱动因素联动效应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基于SEM与fsQCA的实证分析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蓬勃发展,数字化创新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与运营模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分析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组织忘记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组织忘记和数字化创新6个要素存在因果线性关系,并发现学习主导型、市场驱动学习型和市场主导型3条数字化创新路径,以及3条非高数字化创新路径。其中,市场驱动学习型最有可能激发数字化创新。结合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结果,比较上述6条路径发现,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因素具有非对称性,3条非高数字化创新路径并不是3条高数字化创新路径的对立面。     

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效应? 协同自发抑或协同响应

数字技术能够对组织协同创新活动以及数字经营环境产生差异化影响,重塑企业创新效应形成机制与实践路径。因此,深入探究数字技术与组织、环境间的联动交互及组态匹配关系对特质各异的企业协同创新路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协同视角构建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的TOE分析框架,通过对64家数字密集型企业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组织与数字技术在多主体协同过程中的交互方式主要分为协同自发与协同响应,具体包含4种组态类型。协同自发方式主要包括以高层次人才为主导的人才驱动型与以组织开放度为主导的文化引领型;协同响应方式主要包括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主导的需求推动型与以政府注意力分配为主导的政策拉动型。结论能够为解释企业创新应用数字技术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为不同技术条件与资源禀赋的企业提供针对性协同策略,为我国协同创新实践提供新的优化路径,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指导方向。     

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商业模式创新是制造企业转型的重要路径。商业模式创新驱动是一个复杂系统，相关研究尚未饱和。基于内、外驱动视角，加入企业社会网络和企业组织学习两个过程驱动因素，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机制。通过剖析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组态，发现存在顺势而为型、运筹帷幄型和高瞻远瞩型３类商业模式创新驱动路径。通过分析每一种商业模式创新驱动路径中的典型企业，为制造企业探索和实施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启示。     

数字化情境下创业动态能力有效前因组态研究

为探究数字化情境下创业动态能力前因变量协同作用机制，以江浙沪地区初创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fsQCA和NCA方法，探讨先前经验、社会网络、创业学习和数字技术对创业动态能力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情境下创业动态能力存在多种前因组态，其中高创业机会能力存在数据驱动型、主观能动型、经验基础型3种组态，非高创业机会能力存在数据缺位型、经验缺失型、主动不足型3种组态，高创业资源能力存在数据助力型、传统模式型、主观能动型3种组态，非高创业资源能力存在数据缺位型、学习不足型、网络欠缺型3种组态；另外，数字技术和创业学习是高创业机会能力的重要前因变量，数字技术和网络行为是高创业资源能力的重要前因变量。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展数字技术创业和创业动态能力相关研究，对于提升数字技术能力、指导数字创业实践具有一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