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水乡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规律与格局优化——以湖北公安县为例

以湖北公安县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自相关计量方法,借助Arc GIS10.0和Geoda095i的空间分析功能,重点分析了公安县平原水乡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影响机制与格局优化。结果表明:公安县用地规模较小的聚落分布密度高,用地规模较大的聚落分布密度低,全局与局部Moran指数分析进一步发现了小规模聚落局部集聚明显,大规模聚落集聚不明显。水文、地形、交通等基础地理要素仍是影响平原水乡乡村聚落分布的决定性因素,但人口迁徙、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城乡管理政策等影响因素正深刻冲击聚落格局。研究认为新时期聚落格局的优化需要解决聚落体系结构与布局不适应发展要求以及中心聚落、散居聚落建设不合理的问题,并基于集聚人口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视角提出了集镇社区、中心村和散居村庄的科学布局策略。     

试论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研究内容

在分析我国乡村发展背景基础上，作者认为目前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研究的重点应揭示乡村聚落体系的演变规律。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规模与腹地，等级体系与形态，地点与位置，功能与用地组织，景观类型及区划等方向，并提出今后应加强研究的方面。     

半干旱贫困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与易地扶贫搬迁重构效应——以吉林省通榆县为例

为服务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国家战略需求,探究前人关注较少的脆弱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特殊规律和乡村聚落重构模式的适应性,文章通过地名分析、聚落斑块分析和实地访谈调查,对半干旱贫困地区通榆县的乡村聚落进行了综合研究。结果表明：通榆县乡村聚落于清末东北开禁放垦后兴起,民国和改革开放前聚落数量快速增长;近30年乡村聚落规模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乡村聚落内部空间更新极其缓慢,之后国家政策和政府外力干预成为其空间优化的主动力,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重构了部分乡村聚落,产生了多方面的正面效应。但是,该地区仍面临人口继续流失、人口逐渐老龄化、聚落空心化覆盖面广且程度深等困境,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阶段仍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及格局优化——以七里河区为例

乡村聚落是农户的居住场所,对其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对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实践意义。基于2002年的Landsat 7 ETM和2012年的SPOT 5遥感影像,采用实地访谈法,景观格局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七里河区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变特征、过程、机理及空间格局优化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10年来,全区乡村聚落发展较快,斑块数目增多,平均斑块面积减小,但不同地域发展程度存在明显差异,集镇中心及三条沟谷地带分布逐渐密集,空间上总体呈现"融合—迁移"之演变趋势。2乡村聚落向地形平坦、交通和水系沿线布局的趋向明显,地形梯度在3级以下,距离道路和河流1 000m是乡村聚落发展的主要集聚区,同时乡村聚落的演变受农户耕作半径、中心城市的发展影响较大。3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土地经营方式的转变、农户生计的改变、政策制度的实施等因素是全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力。4结合全区社会经济、人口、自然环境、聚落布局等情况,提出城镇化整理型、集聚发展型和迁移型三种优化空间格局模式。     

中国村镇聚落概念、识别与区划研究

村镇聚落是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下,经过长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自然—人文景观系统,具有显著的地域分异性和相似性。文章基于中国村镇聚落的发展现实,梳理并界定村镇聚落的概念和空间范围,识别村镇聚落空间分异要素。在借鉴已有区划成果的基础上,以地形地貌、气候、资源禀赋、地域文化、外部驱动力、人口、经济和产业等要素为划分依据,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划思路,运用空间—属性双重聚类法、综合指数法和专家经验评判,将中国划分为5个村镇聚落大区、12个村镇聚落区和48个村镇聚落亚区。各个村镇聚落大区、区和亚区之间呈现出不同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和发展阶段特征,体现了村镇聚落在全国层面的地域分异规律。通过对村镇聚落概念、识别和区划的研究,不仅能够推动村镇领域的交叉学科应用与发展,还为面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提升村镇建设和规划管理提供基础性的科学支撑。     

军事防御聚落的变迁——以张家口为例

军事防御聚落作为我国历代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聚落。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军事防御聚落的职能、作用、形态、结构等方面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以张家口为例，研究政治制度、经济技术、军事交通等因素对聚落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影响，进而总结此类聚落的变迁规律，为今天军事防御聚落发展策略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历史参考。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类型与特征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给城市空间带来了显著变化的同时,也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的演变受到用地、人口、产业、设施和观念等多方面因素变化的影响;根据自身发展趋向与城乡空间演变特征的差异性,将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类型归纳为主动型、被动型和消极型,并对其发展演变特征分别进行分析总结.     

云南石林集镇体系发展模式研究

聚落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集镇作为聚落完整体系的中间环节,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地位突出.本研究提出聚落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有机整体的观点,强调集镇在聚落体系中的依托作用,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证对山区集镇的时空分布、结构层次、形成机理等展开了多视角的研究.研究发现,山区集镇体系发展受地理环境条件限制,表现出不同于平原地区的若干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山区集镇体系发展的主要控制参量复杂多变;集镇等级规模和交通条件分别是山区集镇体系发展的主要内外部控制参量;范围维系和时空协同是山区集镇体系未来发展的控制机理.     

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及驱动力探测——以环洱海地区为例

以环洱海地区为例，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Voronoi图及基于地理网格的景观格局指数系统分析高原湖泊乡村聚落位置—规模—形态空间分异特征，并引入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探测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洱海西侧的集聚程度高于东侧，密度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西侧、北侧及东北侧，密度较低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洱海东侧。(2)网格微观视角从位置—规模—形态刻画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更清晰；聚落位置受洱海湖泊中心辐射作用明显；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C型”结构，规模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东侧及南北两侧区域，并呈团块状；聚落形态相对规则，结构不复杂。(3)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驱动因素体现出聚落较强的“人—土—地—水”的共生关系；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的空间分布主要受高程、坡度等自然环境因素和距耕地、水域距离等区位可达性因素的影响，而聚落规模受GDP及人口密度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更明显。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自然环境和区域可达性的交互作用对洱海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特征影响最为突出，区位可达性和社会经济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聚落规模特征协同增强...     

基于聚落命名及分布的京西门头沟 传统山地人居环境解析

聚落是人类长期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产 物。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乡村聚落的分布及命名承 载了极其重要且生动的历史信息，是研究区域人地关系变迁及 传统人居环境特点的重要依据。以京西门头沟传统山地聚落 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解析与空间分布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 门头沟传统山地聚落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 从水文系统、山地地貌、建材能源、军事驻防、商贸交通、 宗教信仰6个方面深入分析聚落命名及分布中所蕴含的自然 与文化地理特征，从而形成对研究地域整体人居环境的全 面、客观认知，为新时期传统山地人居环境的研究与实践 提供借鉴。     

云南傣族农村聚落分类体系与建设整治途径研究

通过形态分类即以地形条件、水文条件、农田分布、人口规模和聚落占地面积为依据的分类原则,对勐龙镇12个办事处和89个聚落类型(自然村)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类研究,其中傣族聚落有12个类型,傣族与其他民族混居聚落有1个类型,哈呢族聚落27个类型,拉祜族聚落11个类型,布下聚落1个类型,阿克人聚落2个类型,末标式聚落2个类型,布朗族聚落9个类型,汉族聚落有1个类型,对各聚落的类型特征作了评价分析,提出了傣族农村聚落分类分级体系。探讨了山区、半山区和坝区农村聚落现状特征与存在问题,并针对不同的聚落类型提出各具特色的建设方向和整治途径。     

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地区历史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

结合文物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在2003—2007年多次野外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我国农牧过渡带—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地区历史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指出,过渡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和特殊的军事地理环境是该地区城市发展的基本因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形成该地区城市发展的强大杠杆;国防战略和防卫要求对城市数量和规模具有重要影响;草原民族势力的收缩与扩张是该地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示器;过渡性地理环境基础上的低水平的土地承载力和区域经济是该地区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 of car-free housing: A case in Vienna

A case-control study of the car-free model housing project in Vienna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whether people living in this settlement have more ‘sustainable lifestyles’ than people living in comparable buildings in Vienna. Another aim was to identify the lifestyle characteristics and household activities which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 residents of the car-free housing project and a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ferred to as the reference settlement, was chosen from a nearby building complex, with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but without the car-free feature. Household consumption patterns were estimated based on interviews in combination with data from the Austrian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and the national accounts. The evaluation of household environmental impacts uses emissions estimates from the Austrian national accounting matrice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accounts and data from life-cycle assessments. Households from the car-free settlement have substantially lower environmental impacts in the categories of ground transportation and energy use; their CO₂ emissions of these two categories are less than 50% of those living in the reference settlement. The households in the car-free settlement have somewhat higher emissions in the categories air transport, nutrition, and ‘other’ consumption, reflecting the higher income per-capita. As a result, the CO₂ emissions are only slightly lower than in the reference settlement, but the emissions intensity is 20% lower. Both household groups have significantly lower environmental impacts than the Austrian average reflecting less car use and cleaner heating energy in Vienna.     

流动性过剩:分层界定、判定指标及成因分析

流动性过剩应区分为银行体系和市场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的流动性过剩具有完全不同的判定指标。尽管二者具有因果关系并相互影响,但它们同时并存并不是一种必然。在分析流动性过剩的成因时,人们可能忽视了以下三个重要因素:邮政储蓄资金运用方式的转变,以土地为载体的财政收入信贷化,各类新支付工具的发展等。而实行"藏汇于民"政策,增加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优化信贷结构等,将有助于缓解我国的流动性过剩。     

回族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度差异——以宁夏永宁县纳家户村及西吉火石寨乡的对比分析为例

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利益群体,目的地的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所持的态度对旅游业的规划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研究少数民族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和态度的差异,有利于因地制宜,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提供依据,有利于少数民族社区的旅游业发展。文章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纳家户村以及西吉县火石寨乡为例,进行实地的问卷调查,运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借鉴旅游心理学、旅游经济学等分析了旅游开发对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回族社区居民的影响和感知差异,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     

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的比较

本文从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和理论与历史事实的相符性两个方面 ,对马克思和诺斯关于制度起源和制度本质的不同解释进行了比较分析。诺斯以自利和机会主义等抽象的人类行为假设为出发点 ,把制度视为孤立个人之间成本—收益计算和平等交易的产物 ,认为制度的本质是自由契约 ;其理论不仅缺少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而且与历史事实和考古事实相悖。马克思从生产实践活动出发 ,将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的确立过程 ,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 ;马克思的解释不仅构成一个具有严整逻辑的理论体系 ,而且得到历史事实的有力支持     

SOCIAL COMPARIS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DOES THE HEALTH OF OTHERS MATTER?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comparison in shaping individual utility has been widely documented by subjective well‐being literature. So far, income and unemployment have been the main dimensions considered in social comparison.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influenced by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 with respect to health. Thus, we study the effects of the health of others and relative health hypotheses on two measur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happiness and subjective health. Using data from the Italian Health Conditions survey, we show that a high incidence of chronic conditions and disability among reference groups negatively affects both happiness and subjective health. Such effects are stronger among people in the same condition. These results, robust to different econometric specifications and estimation techniques, suggest the presence of some sympathy in individual preferences with respect to health and reveal that other people's health status serves as a benchmark to assess one's own health condition.     

对惩罚婚外情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就对婚外情实施法律惩罚的可能效果进行了经济学的分析。婚姻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长期合同,离婚是解除这一合同的惟一合法手段,而婚外情则是违约。但是,惩罚婚姻违约不一定能增加社会中高质量的婚姻,本文的分析表明,惩罚婚外情只有在离婚成本较低的情况下才能起到好的效果;当离婚成本很高时,它要么惩罚的对象更可能是感情执着的正人君子,要么迫使他们更愿意选择不结婚。中国的离婚成本很高,对婚外情实施法律惩罚难以达到增加高质量婚姻的目的。     

论先秦时期的人居涉水实践智慧

先秦时期的人居实践饱含原创定向智慧。水作为重要的人居要素是早期人居发展的依凭，亦是实践之对象，从整体环境观角度对其进行关联而系统的考察，有助于揭示早期多层面人居实践与自然环境间关联调适智慧。综合文献与考古材料二重证据并结合地景格局，从区域、流域与城邑3个层面提炼涉水实践智慧：区域层面主要体现在治水实践顺应于自然规律的疏导与调蓄策略，是基于人居开发与环境资源利用间协同智慧的体现；流域层面反映在城邑群化分布与异态营建的综合适水上，互通交融的网络化水系搭织是人居展拓需求下的智慧营建；城邑层面则表现在择址、营城的因任思维和识时务的迁城避患方略。区域、流域与城邑不同人居层面的涉水实践内容相互嵌套，隐含完整的逻辑链，为后世人居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先秦时期的人居涉水实践智慧反映出先民尊敬自然、顺应山水规律的实践思维，而“循自然之理，助自然生长”觅因得境的实践观，与绝对自然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划清了界限。